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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實主義語境下的堅守與突破
——從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談起
茅盾文學獎能夠密切跟蹤現實主義前行的步履,審慎地估量它的突破和創新,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現實主義的豐富和多樣性。
現實主義不僅僅指一種寫實性的敘事方式,更是指一種創作精神。現實主義至今仍是當代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作主潮。現實主義在當代越來越富有革命性,它採取開放的姿態,大膽吸收現代思想成果,借鑑新的創作手法和敘事方式,使現實主義不斷地得到深化和發展,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
評論家 賀紹俊
郭天容 / 繪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授予了《人世間》《牽風記》《主角》《北上》和《應物兄》。這是一個充分體現了茅盾文學獎宗旨的結果。
張揚現實主義精神,應該是茅盾文學獎最大的宗旨。茅盾文學獎的條例中並沒有直接寫上要以現實主義為宗旨,但現實主義作為我國主流文學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條例中所規定的「深刻反映現實生活,較好地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發展趨勢」,「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導向性、公正性、群眾性」等內容其實都是現實主義應有之義。
茅盾文學獎設立於1980年代初期,當時正是文學界進行「撥亂反正」,「撥亂反正」的重要目標就是要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而首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就起到了向傳統現實主義回歸的作用。首屆茅盾文學獎所獎勵的作品都是「撥亂反正」的宏大敘事作品。從作品的思想主題和反映的內容來看,基本上都是對「文革」的否定。《將軍吟》和《芙蓉鎮》是直接否定「文革」的,《冬天裡的春天》將革命戰爭時期內部的路線鬥爭與「文革」的鬥爭聯繫起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則反映了「文革」給農村帶來的苦難。《東方》和《李自成》不太一樣,這兩部作品都是在「文革」以前就開始創作的,恰是這一點,準確標識了「反正」的歸宿——返回以前新文學開闢的現實主義。因此可以說,首屆茅盾文學獎是非常正確地實踐了「撥亂反正」的政治策略,肯定了作家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的重新起步。
《東方》和《李自成》這兩部作品都是在「文革」以前就開始創作的,恰是這一點,準確標識了「反正」的歸宿——返回以前新文學開闢的現實主義。
1980年代是一個文學觀念異常活躍的年代,當時的文學潮流正是西方現代派創作手法風行的時候,當時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已經厭倦了僵化的、極左的,概念化的創作手法,對任何新異的東西都趨之若鶩。這是80年代總的文學環境。在這種文學環境下,茅盾文學獎強調堅持現實主義精神,給人的感覺是沒有追逐現代主義的潮流,注重的是作品對時代與人性的認識與呈現,如果不是茅盾文學獎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偏愛,也許就會將《平凡的世界》這樣的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遺漏掉。
路遙是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他對當時的文學環境應該有所感知,但他並不被新奇的文學觀念所煽惑,而是能夠在文學觀上保持淡定和堅守,這同樣也很不容易。因為創作實踐中的現實主義作品藝術品質不高,並不能說明現實主義本身就必須被拋棄了,現實主義還有沒有生命力,這同樣需要作家通過自己的實踐來證明。路遙就寧願做這樣一名作家。這正是路遙的可貴之處。在當時的「西風勁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出版後並沒有受到好評。茅盾文學獎此刻卻能堅持自己的宗旨,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現實主義文學品格。顯然,茅盾文學獎對於《平凡的世界》的經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我在這裡所說的現實主義不僅僅指一種寫實性的敘事方式,更是指一種創作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至今仍是當代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作主潮。現實主義在當代越來越富有革命性,它採取開放的姿態,大膽吸收現代思想成果,借鑑新的創作手法和敘事方式,使現實主義不斷地得到深化和發展,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
茅盾文學獎能夠密切跟蹤現實主義前行的步履,審慎地估量它的突破和創新,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現實主義的豐富多樣性。如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賈平凹、遲子建、周大新,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張煒,均是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但他們的獲獎作品也都在傳統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所突破。賈平凹的《秦腔》在敘事上明顯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宏大敘事,而是承襲了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古典文學的日常敘事傳統,從而以細膩的筆法觸摸到當代農村日常生活的肌理。
《額爾古納河右岸》一如遲子建眾多描摹現實生活的中短篇小說一樣,充滿善良溫暖的情感。小說中有大量傳奇性的情節,但遲子建以她所擅長的親切平易而又富有情感感染力的敘事,便將傳奇也講述得充滿人間情懷。小說在藝術結構上也獨具特色,作者以音樂的結構,通過「清晨」、「正午」、「黃昏」、「尾聲」四個樂章,譜寫了一支鄂溫克族的「命運交響曲」,而作者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和抒情的文字,使曲調具有一種委婉和悽美的色彩。但《額爾古納河右岸》又有著遲子建那些描摹現實生活的小說所沒有的特點,就是這部小說帶有一種神奇魔幻的色彩。它會讓我們聯想到拉美小說中風靡世界的魔幻現實主義。然而《額爾古納河右岸》的神奇魔幻不是來自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模仿,而是直接從本土經驗中生成的。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的神奇魔幻
直接從本土經驗中生成
周大新曆來的小說稱得上是中規中矩的現實主義,但在《湖光山色》中,周大新給中規中矩的現實主義揉進烏托邦的色彩。文學中的烏托邦可以說是作家建構的一個虛無的存在,但正是通過這種虛無的存在,作家表達了他對現實的不滿和批判,對理想的憧憬。當周大新把物質與精神的矛盾引入到烏托邦時,他就使烏托邦具有了現代的意識。
張煒花費20年完成的浩浩十大本的《你在高原》,可以看成是在本土性和現代性這兩極中尋求平衡的精神之旅。小說主人公寧伽其實就是張煒的精神主體的承載者。張煒的精神之旅是沉重的,也是艱難曲折的,這就構成了現在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無規律可尋的結構。但他的精神之旅又是自由的,他任自己的思緒朝前闖蕩。平原、高原、農場、葡萄園、美酒、地質工作者,這些都是張煒精神之旅沿途最重要的路標,這些路標引導我們走向一個理想的家園。
十卷本《你在高原》封面書影,作家出版社
茅盾文學獎的歷屆評獎也被一些人批評和質疑。我以為這些批評和質疑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怎麼認識現實主義文學的問題。比如有時候我們將現實主義狹窄地理解為要直接反映現實生活,這其實是將現實主義降格為新聞主義。又比如我們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完全對立起來,對那些具有現代派文學特徵的作品排斥在評獎的視野之外。因此茅盾文學獎應該面對新的文學實踐,審時度勢,使自己的文學理念與時俱進。
今天已經不是現實主義的一統天下。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潮打開了現代主義文學的閘門,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當代文學的衝擊非常大,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作家,幾乎都是從模仿和學習西方現代派文學開始寫作的。必須看到,先鋒文學的實踐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傳統,這就是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這一新的傳統也融入到了我們的文學之中。比方,被作為先鋒文學的一些顯著標誌,如意識流、時空錯位、零度情感敘述、敘事圈套等等,在9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一種正常的寫作技巧被作家們廣泛運用,現實主義敘述同樣並不拒絕這些先鋒文學的標誌,相反,因為這些技巧的注入,現實主義敘述的空間反而變得更加開闊。
現在我們的現實主義完全不是過去那種單一的寫實性的現實主義,而是一種開放型的現實主義,能夠很自如地與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銜接到一起。現代主義也不再把現實主義當成對立面來對抗了,那些先鋒小說家也知道如何借用現實主義的長處和優勢。也就是說,無論是在現實主義作家筆下,還是在現代主義作家筆下,我們都能感受到現實主義傳統在起作用。現實主義文學更是以開放的姿態接受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影響和滲透。在不少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都加進了一些超現實或非現實的元素。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截然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都是作家把自己觀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獲得的經驗,重新組織成文學的世界,這個文學世界既與現實世界有關聯,又不同於現實世界。現實主義是戴著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現代主義是戴著非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當作家有了兩副眼鏡後,就能看到世界更為複雜和微妙的層面。這也說明,我們現在的文學語境已經不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宰的語境,而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相互影響相互對話的語境,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與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齊頭並進的語境,我將其稱為後現實主義語境。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意義就在於,它體現了在後現實主義語境下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堅守,它同時也充分肯定了對現實主義文學所作出的突破。
梁曉聲是1980年代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寫作潮流中的一名主角。四十年來當代文壇千變萬化,但梁曉聲以不變應萬變,堅持的現實主義方法,曾有嘗試現代派的短暫經歷。他這次獲獎的《人世間》,可以說既是他的個人精神史,也是他的現實主義集大成之作。《人世間》讓我們重溫1980年代的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梁曉聲通過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書寫,思考的是如何在庸常生活中注入人文理想。梁曉聲在這部作品中也回答了他為什麼執著於文學,因為文學是引導人們走向理想彼岸的橋樑。
《人世間》一開始就寫到主人公們如何常常聚在周家,互相朗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
小說一開始就寫到了主人公們是如何在閱讀文學作品中開啟心智的。他們常常聚在周家,互相朗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也互相討論他們對作品的看法和體會。梁曉聲幾乎在某個章節中詳細寫了他們討論文學作品的情景。這一情景的描述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對俄蘇文學的強調,其二是對人道主義的強調。梁曉聲顯然是要表明,只有堅定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們的理想才會真正代表正義和未來。因而梁曉聲在《人世間》中突出了人道主義的主題,他面對人世間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義。他反覆書寫的也是情和義。不少關於情和義的細節非常感動人。人道主義也使梁曉聲對人民性有了更準確的理解,他的《人世間》可以說是一部形象闡釋人民性的作品。
軍旅文學在當代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往的軍旅文學強調整齊的步伐,構成了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軍旅文學大合唱,在大合唱中,徐懷中既是一名歌聲嘹亮的歌者,又在歌唱中帶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茅盾文學獎授予徐懷中的《牽風記》,既是向一位九十高齡仍筆耕不輟的老作家致敬,也是對徐懷內心跳蕩著的「不安分」表示致敬。這種「不安分」是一種浪漫情懷,是一種對美的憧憬,也正是這種「不安分」孕育出了《牽風記》。
作家徐懷中和他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牽風記》
徐懷中在談到這部小說的創作初衷時說道:「我們的戰爭文學,當然要寫金戈鐵馬,要寫血與火的考驗,但不能一味局限於此淪為套路。軍事文學寫英雄豪情,也寫人之常情,還要寫在特殊環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現。不光是反映炮火連天,硝煙紛飛,普通基層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軍人的堅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純和脆弱,都可以寫。」《牽風記》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主要講述了三個人物和一匹馬的故事。小說寫了戰爭中的美,美具有永恆的魅力,能夠超越戰爭,也能夠化解戰爭中的殘酷。青年女學生汪可逾就是美的天使,特別是她攜帶著一把古琴出場,更深化了美的內涵。她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成為了齊競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員,她悄悄地以美影響著軍隊,也彰顯了人性之美好。不言而喻,戰爭毀滅了美好,但是《牽風記》提醒人們,毀滅美好的不只是戰爭。戰爭和敵人毀壞了汪可逾的身體,而曾是革命戰友和戀人的齊競卻摧毀了她的精神,重創了她的內心。像徐懷中這樣把美引向戰爭文學中是需要膽量和見識的。
陳彥同樣是一位執著於現實主義的作家,他在寫小說時絲毫不玩時髦的現代,而是一板一眼地向古典看齊。古典小說特別是古典的現實主義小說講究人物形象的塑造,陳彥的《主角》就是一部學習古典作品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的小說。小說重點塑造了一名秦腔演員憶秦娥,她也是這部小說的主角,她從一名鄉下的女孩,成長為一名全國聞名的主角演員,其人生的酸甜苦辣浸透了時代轉型的悲喜和蒼涼,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嶄新的名伶形象。
現代小說不太重視人物塑造,陳彥以自己的實踐證明,現實主義的人物塑造不僅沒有過時,而且仍然具有強大的藝術魄力。《主角》同時也說明,一個作家向古典致敬並以古典為標杆進行寫作是需要真功夫的,這種真功夫就是敘述能力和人物塑造能力。這兩大能力是最能代表古典審美方向的。在我看來,這兩大能力也應該是作家的基本功。《主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陳彥具有真功夫。他循著情節發展脈絡有條不紊地敘述,張弛有度,疏密有致。
《主角》《北上》
在五位獲獎作家中,徐則臣屬於年輕的「70後」。「70後」的文學教育背景基本上是現代主義文學,我們從徐則臣的小說中能夠看到他所具備的現代主義文學素養,但他同時也很親近傳統現實主義的經典,在「70後」中,能夠積極吸收傳統現實主義營養的作家,徐則臣算得上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但現代主義文學素養又充分自由地調動了他的文學想像力,從而有效地擺脫了現實主義的拘謹一面。因此儘管《北上》的故事與大運河有關,作者卻偏偏忽略了運河與鄉村、土地的關係,而是從全球化的視野去挖掘運河的主題。另外,小說在結構上的別致,構思上的出其不意卻又似水到渠成,以及敘述上的成熟老練,都可以說是現代主義傳統與現實主義傳統完美合作的結果。
李洱的《應物兄》最能代表後現實主義語境下的文學景觀。李洱是先鋒文學的熱烈擁護者和實踐者,他的《花腔》被認為是「先鋒文學的正果」。李洱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執著,也像梁曉聲對於現實主義文學的執著,都是緣於發自內心的真誠。因此他的《應物兄》仍然像他寫《花腔》和《石榴樹上結櫻桃》那樣,是明確以現代主義方式去構建文學世界的。但他的身上同樣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以現實主義精神面對中國現實,他在思想上是及物的,這一點在寫《應物兄》時表現得特別突出。他在這部作品中將他長年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狀態的考察與思索和盤托出。儘管這部小說的敘述方式和結構方式是現代主義的,但作者所表達的思想卻是現實主義的,我將李洱在《應物兄》中所體現的現實主義精神稱為思想現實主義。
李洱以儒學為切入點,以知識分子為視角,而輻射至整個社會,深刻反映了當今社會思想缺失的嚴重性。小說情節圍繞濟大籌建儒學研究院而展開,建立儒學研究院顯然是一樁莊嚴的學術建設,但籌建過程完全演變成了一場喜劇和鬧劇。一方面是儒學思想的莊嚴性,而另一方面則是現實中尊儒學為圭臬的知識分子們言行不一、趨炎附勢、爭名奪利的表演。但李洱並沒有止步於揭露和批判,而是試圖探尋知識分子問題的緣由。由此他提出了一個「不思」的概念。我以為,不思,恰是這部小說最大的亮點。李洱在這裡強調了科學與人文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上是有區別的,人文的特點是「思」,而科學的特點恰恰是「不思」。李洱強調,「不思」正是科學的長處,它能夠「保證科學以研究的方式進入對象的內部並深居簡出。」
人文知識分子的武器就是他們的思想,他們要用最先進的思想來改造社會的弊端,以最完美的思想來設計人類未來美好的藍圖。人文知識分子的思想是照亮黑暗的一盞燈,是給迷茫的人們指明方向的指南針。重要的是,今天的人文知識分子如何保持思想的能力?李洱在小說中對人文知識分子思考的能力,提出了質疑。他一方面揭示人文知識分子的「不會思」,另一方面也設想應該用科學的「不思」來拯救人文知識分子。為此他塑造了一個善於運用「不思」之長的科學家雙林院士。「不思」不是不思考,而是善於思考。雙林在晚年曾以錯發簡訊的方式委婉地提醒作為生物學家的兒子雙漸。他在這條簡訊中說,馬克思提出一門包含自然史和人類史的「歷史科學」,歷史是自然界向人生成的歷史,自然史是人類史的延伸。馬克思批判了西方觀念中自然和歷史二元對立的傳統。「自然」的概念是理解馬克思科學發展觀的一把鑰匙。李洱顯然看到了思想傳統中將自然與歷史截然對立的弊端。今天人文科學必須有自然科學的參與才能走出困境,人文知識分子也必須向自然科學家學習觀察和認識世界的方式。我為這一屆茅盾文學獎最終接納了《應物兄》感到特別高興。要知道,《應物兄》並不是一部特別好讀的小說,儘管如此,茅盾文學獎仍然發現了閃現在《應物兄》中的現實主義光輝。這是思想現實主義的勝利。
我相信在後現實主義語境下,作家更加大有作為。茅盾文學獎也應該會辦得更加精彩。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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