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人的社會對盲人來說就是主流社會。
在電影《推拿》中，盲人老闆沙復明有一句台詞：健全人的社會對盲人來說就是主流社會。
據統計，2018年，我國視力殘疾患者人數達到1700多萬，每年新增盲人數量45萬左右，平均每80個人中就有一個盲人。這個數字並不算小，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卻很難看到盲人的身影。
顯然，盲人群體並不在主流社會的圈子內。
近些年，很多媒體關注到社會上針對盲人公共設施存在被占、殘缺等問題，並將之歸結為盲人難以正常生活的重要原因。筆者採訪了北京一家盲人推拿中心的幾位盲人師傅，在和他們的溝通中發現，對於盲人群體來說，比起外界設施的殘缺和不友好，想融入主流社會，跨過自我內心的障礙更為艱難。
比盲道上的自行車更難克服的，是自己的內心
「決定是否能出門的不是外界環境，而是自己內心的那道坎。」33歲的盲人推拿師小文哥說。
因為一次意外，小文哥失去了雙眼視力，白天只有微弱的光感，到了晚上就什麼也看不見了。從健全人成為盲人，再到接受自己成為盲人的事實，小文哥深知其中艱難。"生活完全不一樣，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消極、暴躁，對世界充滿恐懼，怕走路，怕摔跤，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對待，怕被嘲笑。"
作家畢飛宇在《推拿》這本書中，極其藝術的描寫了後天盲人的心理路程，「在煉獄的入口處，後天的盲人必須經歷一次內心的大混亂、大崩潰。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廢墟。」
小文哥對這樣的描述非常認同。「其實盲人對環境的熟悉是非常快的，就算沒有盲道也能出門，我們有自己的方法，但首先要接受現實。」小文哥說。
心理問題不僅會困擾後天盲人，對於沒有見識過光明世界的先天盲人來說，正視自己、擁有強大內心也非常重要。對此，先天全盲的郝師傅深有感觸，「在意識到自己的不同之後，盲人可能產生各種心理問題，更加敏感、自卑。很多人受到外界無意的傷害時，就會跨不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
張家口盲校教師趙志斌曾總結過盲人可能會產生的心理問題。除了自卑、敏感之外，還有人會變得有優越感、過分偏執、過分依賴旁人以及產生強烈的自我意識，以上種種由於生理缺陷而必然產生的心理障礙，每個盲人都或多或少，或輕或重的存在。克服這樣的障礙，是盲人群體融入社會要邁出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想要跨過心理問題，除了盲人自身要意識到並努力戰勝內心痛苦之外，我們的社會也要給盲人群體一些幫助。
對此，趙志斌老師在論文中也提到諸多建議，比如採取國際上通用的教學形式，把盲童送進普通學校，回歸主流的一體化教育，或是定期讓一般學校的孩子們進入盲校與盲童交流；豐富盲人單一的就業方式，我國盲人大部分從事職業都是推拿，但國外的盲人可做的職業非常多，比如盲人律師，工程師、電腦計算師；還有大家都非常關注的殘障人士公共設施建立健全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還有巨大的進步空間；另外，幫助盲人早日建立家庭，使他們儘早有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是幫助盲人克服心裡障礙的有效方法。
比起關愛和憐憫，他們更想要平等相待
在健全人的想像中，盲人是完全置身於黑暗之中的弱勢群體，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視力殘疾包括盲和低視力兩種，低視力有部分視力是不用分說的。即使在「盲」類中，真正「全盲」的也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盲人」都還有一些剩餘視力。所以相對於盲人這個名稱，很多盲人更喜歡別人稱他們「視障人士」。在他們心裡，每個人在特定場景下，都會成為障礙者，比如你去法國，不會說法語，你就是語言障礙者。
「其實任何人都會有不方便的時候，我們就是有一點不方便的普通人而已。」郝師傅說。
旁觀者能夠摘掉有色眼鏡，以平等的目光對待盲人群體，這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我國於2008年簽署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其中第八條明確指出：要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殘疾人的認識，促進對殘疾人權利和尊嚴的尊重。當一個盲人走上社會時，沒有驚訝的議論，多餘的憐憫和太過熱心的幫助，而當他們需要幫助時，施以援手的人不會一臉聖潔，一臉慈悲，更不會一臉嫌棄，能夠像對待普通人那樣去對待盲人群體，這就是他們所期待的平等相待。
在採訪中，小文哥分享了自己在按摩培訓班認識的一個朋友的故事，那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學教授，因為意外導致眼睛失明，在按摩培訓班學習三個月之後，他又考取了北京聯合大學的臨床醫學碩士，專攻中醫推拿方向。
「你看，盲人也可以很牛。」小文哥說。
儘管殘疾本身難以恢復，但心理狀態卻可以康復。了解社會，走上社會，適應甚至改造社會，是盲人應該採取的積極措施，而充分的理解，平等的尊重，適度的幫助，則是社會應該回饋給盲人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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