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我的寫作是一把刀

然後，又發生了另一樁痛苦的事，我父親突然去世了。當時我回了父母家，待了一星期。不久前，我實現了向上的社會流動，說到底這是我父親一直期待我能做到的事。我當上了老師，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對於那個世界的人而言，我們從前是「卑微的人」，這種說法真是瞧不起人……我得寫寫我父親，寫他從農民成為小商戶的經歷，寫他的生活習慣。我得根據對這種痛苦的鮮活回憶寫一本公正的書。

我摸索了五年。1977年，我寫了100頁的小說，可是我不想接著寫下去了。我感覺這部小說很假，我也說不上為什麼假，我也不明白這是什麼造成的，因為我還是用之前寫書時的文風和聲音在寫。1982年，我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半年，我對自己的身份思考了很多。我是一個來自平民階層的敘述者，就像熱內（Genet）說的那樣，我使用「敵人的語言」寫作，我使用從統治者那裡「偷來」的技巧。（這些詞不像您以為的那麼誇張，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我現在甚至還是這麼想的，我覺得我掌握的學識是偷來的。）

《一個男人的位置》，[法]安妮·埃爾諾 著，郭玉梅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經過這輪思考，我明白了一件事：談及人生，談及表面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一生，談及我父親的一生，在談論的同時不背叛（不背叛他，也不背叛我出身的那個世界。那個世界，即被統治者的世界，仍然存在），保持公正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具體的細節、通過我聽到的話語來重建有關這一生的現實。從標題就能清楚地看出我的意圖，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我給這個寫作計劃起的標題是《家庭民族學要素》，《位置》這個標題是最後才想出來的。我不可能選擇小說的形式，小說的體裁會讓我父親的真實存在變得不真實。我也不可能用充滿感情和暴力的筆調來寫，這種筆調有時會讓文本變成大眾讚歌，有時又會讓文本染上傷痕文學的色彩。唯一一種我感覺「公正」的筆調就是保持客觀距離、不宣洩情感，同時絕不迎合受過教育的讀者（在我最初寫的東西里，我沒少迎合這些人）。

在《位置》中，我把這種筆調形容為「平白行文，我之前給我父母寫信告知他們重要事情時用的就是這種風格」。我提到的這些信總是很簡潔，毫無矯飾，不追求風格，沒有幽默，完全沒有可能被視為「造作」和「裝腔作勢」的東西。通過選擇這種文風，因為使用這種文風寫作，我覺得我接受並且超越了文化方面的撕裂，那種身為法國社會「內部的移民」所經歷的文化方面的撕裂。我把一些痛苦的、沉重的，甚至是暴力的東西引入了文學，這些東西與那個我直到 18 歲才走出的世界的生活條件和語言有關，那是工人和農民的世界。我總想寫些實在的東西。

人們認為這種寫作的方式與羅蘭·巴特定義的「白色」（blanche）文風相近，或者認為與極簡主義相近。決定誰屬於什麼流派，歸類，逐一研讀作品，對比，等等，這都是文學研究者的工作。對我來說，在動筆之前，什麼都沒有，除了一些形狀不明的材料、回憶、場景和情感等，什麼都沒有。關鍵是要找到最合適的詞和句子，這些詞和句子會讓事物存在，要看見事物，同時忘記詞；關鍵是要處在那種我感覺自己正在書寫現實的狀態里。即便這種說法可能顯得非常模糊，或者是站不住腳，即便這種說法在我寫作時並沒有意義，我肯定不會花好幾個小時處理一個段落……

電影《正發生》（2021）劇照。

熱奈：回望過去，現在我們可以勾勒出您走過的文學歷程。從您最初的幾部「小說」到最近的幾本書，您逐漸剝去矯飾，轉向尋找更精準、更尖銳的真實。從《位置》到《占據》您都採取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是您最終選擇的聲音或音域嗎？這種形式是您之前試圖達到的形式嗎？

安妮·埃爾諾：我從《位置》開始真的是一直在用同一種文風嗎？也就是說，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句子用的都是同一種節奏，都是同一種調子嗎？還是說有愈發精簡的趨勢？對此我無法給出明確的評判。我可以確定的是，像我之前說的那樣，這本書開創了一種寫作姿態，之後我一直用這種姿態寫作，即在虛構體裁以外，探索外在或內在的真相。這種探索既是私密的，又具有社會性。您把我所使用的寫作風格形容為「外科手術般」的。這種寫作風格屬於探索的一部分。我感覺這種寫作風格是一把刀，幾乎像是武器，而這正是我需要的。

熱奈：在讀您的作品時，經常會想到「類別」的問題。私人日記是很特別的一類，這些日記是在生活進行的同時寫下的。先有私人日記，之後才有自傳性探索式的敘述。這種敘述是精心組織過的，像是對過去一段經驗的綜述、總結和分析。您會在日記或日程本中提取敘述所用的素材嗎？

安妮·埃爾諾：我時不時地會想要重讀日記，尤其是最近幾年的。不過我重讀日記純粹是出於個人目的，我覺得是出於好奇吧。我重讀日記絕對不是因為想著要創作。我從來都沒有在私人日記里找過寫書用的素材。我之前寫日記，現在寫日記，都不是為了有朝一日在成型的文本中「使用」。

我有很多文本涉及我沒寫私人日記的年代，比如童年；還有一些年代的日記沒有了（我 16 歲到 22 歲的日記）。《空衣櫃》和《羞恥》對應的年代就是這種情況，我沒有相應的日記。而且，我討論的內容在私人日記里沒有出現（《位置》），或者只是出現了一點點（《被凍住的女人》）。不過我確實會在寫得很投入、通常是在快寫完一個文本的時候，去翻看文本涉及時段的私人日記。這樣做是出於實證主義的態度，我想確認自己沒有忘記某些事實；這樣做也是出於謹慎，「我是不是忘了什麼重要的東西？」我在寫《簡單的激情》和《占據》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

《簡單的激情》，[法]安妮·埃爾諾 著，袁筱一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在我母親因阿爾茲海默症住院期間，我去看望她，同時記日記。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恐怖，仿佛因為我記日記這件事導致了我母親的死亡。我在快寫完《一個女人》的時候才重讀了這些日記。關於《事件》，我 1963 年的私人日記和日程本都很簡短，柔化了當時的情況。對我而言，這些日記和日程本首先確立了一些時間節點，類似備忘錄。我把它們視為歷史文件。總之，我從來沒有把日記當作草稿或是素材。日記更像是一種記載。

我只出版過兩次私人日記，分別是《「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和《迷失自我》。這兩段日記都是過了十年以後才出版的，涉及的內容和時段我已經在自傳性敘述中寫過了，這兩段日記對應的自傳性敘述分別是《一個女人》和《簡單的激情》。這兩段日記得以出版與兩個條件有關，第一個條件是已經過去十年了，第二個條件是已經有了一本書。第二個條件是主要的，正是因為已經有了一本書，我才想出版與之相關的日記。或許間隔的時間很重要，正是因為隔了一段時間，我才能用客觀和冷靜的目光看待日記，把「我」當成他者。因為隔了一段時間，我才能看到與那段時間有關的背景之外的東西，看到我所表達的情感之外的東西。我明白了，或者說是我感受到了寫作和由寫作產生的真相是怎麼回事。

不過，因為出版日記，我得以讓第一個文本「動起來」，提供另一種看待第一個文本的視角。這樣做的風險是可能讓讀者感到困惑，因為讀者會面對兩個「版本」的激情，比如《迷失自我》和《簡單的激情》的情況。其中一個版本是長的，是一天接一天地寫出來的，身處當下，因而看得不那麼清楚；另一個版本則是短的，精簡提純，轉而描述與激情有關的現實。每一次，日記文本（《「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和《迷失自我》都是這樣）都比另一個文本更猛烈、更硬生，正因如此，我感覺我無法掩蓋它，正如盧梭所說的那樣，應該「提供所有片段」……這樣做也讓完成作品的過程顯得沒那麼神秘。

電影《正發生》（2021）劇照。

自傳性寫作不是心理分析

熱奈：您的寫作在小說之外走得越來越遠，您是否感覺已經沒法再回到小說這種形式了？我覺得小說這種體裁已經過時了，因為小說在20世紀被發揮到了極限，您是否也這樣想？

安妮·埃爾諾：是否有必要一直以小說為基準來界定自己呢？人們稱之為小說的那種東西已經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了。我覺得這種形式對於人的想像和對生活的真正影響相對有限（不要混淆媒體產生的效果和閱讀產生的效果，雖然目前這兩者似乎被混為一談）。文學獎項一如既往地全力擁抱小說，這並不能證明小說的生命力，反而透露出小說的學院正統特質。不過，別的東西正在發展壯大，它們與20世紀上半葉重要作品的關係既是連續的，又是斷裂的，比如普魯斯特、塞利納和超現實主義作品。我認為《娜嘉》是第一部能代表屬於我們的現代性的作品。

在文學教材中，在高中畢業會考或者文學教師資格考試的主題中，「小說」被視為一種極其重要的類別，大家得「通過舉例」寫議論文。在談及書籍的一般論調中，「小說」這個詞的外延越來越大。還有一些人歇斯底里地捍衛「虛構」。不過，說到底，標籤和類別根本不重要，大家都明白這回事。只存在震撼人心的書，引人思考、暢想和渴望的書，給人陪伴的書，有時也有那種讀完以後自己也想寫的書。盧梭的《懺悔錄》，《包法利夫人》，《追憶逝水年華》，《娜嘉》，卡夫卡的《審判》，以及佩雷克的《物》，即便這些書曾經被打上過標籤，它們早已經不再背負當時的標籤了。

熱奈：您說：「我越發頻繁地尋找新形式，尤其是從《位置》開始。」我們已經討論過「類別」這個問題了，不過請允許我重提，因為這個問題不僅與您已經寫了的書有關，也與您正在籌備的書有關。此外，在我看來，這個現象是讓您的工作具有創新性的因素之一。您已經超越了小說和自傳小說，甚至是傳統的自傳類別。能否說您目前的嘗試類似昆蟲學家的工作，或者說是一種使用顯微鏡的研究？

在這種情況下，您優先考慮的材料是哪些？您是否打算延續您所做的探索，對過去進行「挖掘」，擴寫某些場景？在您的一些書中，有一些回憶的場景已經出現在之前的書中。還是說您打算轉向，把現在和距離現在很近的過去當作題材，就像您在《占據》中所做的那樣？

安妮·埃爾諾：對我來說，形式（比起「類別」，我更喜歡形式，我希望能避開「類別」這種分類法）是一個核心的問題，但是形式與題材不可分割。有時，形式自然而然地隨著主題而來，並不需要特地尋找。《簡單的激情》和最近的《占據》就是這種情況，《室外日記》的一部分也是這樣。相反的是，對於《位置》和《羞恥》，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摸索。最初的素材往往很有限（正因如此，您感覺我是在擴寫一些場景，在「挖掘」），往往是在拓展的過程中發現了結構和形式。《事件》《位置》和《羞恥》（最開始我嘗試回憶 1952 年，回憶它的整體情況）都是這種情況。

說到底，我相信福樓拜說的那句話，對他而言，「每一部要寫的作品本身都具備一種詩意，要找到這種詩意」。當我沒能很快找到的時候，我就去干別的事情，但是我總會回到之前放下的寫作計劃，而且往往要對其做出修改。對您而言，這一切可能都顯得非常模糊（但是我自己確實就處在模糊的狀態中。在我感覺自己進入一個文本內，感覺自己被已經寫下的部分承托著之前，我都處在這種模糊之中）。

《占據》，[法]安妮·埃爾諾 著，米蘭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簡單的激情》《占據》和《一個女人》寫的都是剛發生沒多久的事情，不過在經歷和寫作之間仍然隔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的時間。這三個文本都被日記「重疊」，日記記錄的是當下發生的事情，是某種類似嘗試「回憶起現在」的努力。就像儒勒·列那爾（Jules Renard）所期待的那樣，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真正的幸福或許是回憶起現在」。

關於素材的問題，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想說的是我身處一種抵達現在的過去之中，因此這是某種來自歷史的東西，但是去除了一切敘事。（關於這個話題我說不出別的什麼了，這兩方面是我目前最大的難題！）

熱奈：您在每一本書中為「題材」所找到的各種各樣的新形式，或者說正是題材讓您選擇了形式。您在《一個女人》中說過您想寫「某種介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東西」。那麼您對心理學怎麼看？您與心理分析的關係是怎樣的？對您來說，寫作是否代替了心理分析？

安妮·埃爾諾：寫某種「介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東西，這是我十五年以前的心愿。即便我的幾個文本（只有三個）並沒有往這個方向走，這仍是我一直想達到的目標中最核心的一點。

我一直對心理分析不太感冒，或許這是因為我對挖掘我個人經歷中的陰暗面不感興趣。那些時不時閃現的東西會對我產生什麼影響？尤其是我會拿這些東西怎麼辦？我想說的是在寫作中我會如何使用這些東西？很多讀者經常說他們相信寫作跟心理分析殊途同歸，尤其是自傳性寫作。

在我看來，這種想法是一種期望，也是一種誤解。說這是期望，是因為人們期望獨自從他的問題中、從他生活里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同時得到他人的認可，從心理-象徵的角度來看，這簡直是中了大獎。說這是誤解，是因為人們覺得寫作只不過是尋找一些被埋藏的東西，這很像心理分析療法的展開方式。我感覺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是把自己投入世界之中，超越一切表象，我運用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識、文化和我的所有記憶等去完成一項工作，這項工作的成果是一個文本，因此這項工作是面向他人的。至於他人具體是多少人，這並不重要。這絕對不是一項「探索自己的工作」。即便我想要治癒自己身上的某種東西，對我而言這個過程只能通過加工語言來實現，通過傳遞來完成。把一個文本送給別人，不論他們是願意接受還是拒絕。

電影《正發生》（2021）劇照。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絕對不是否認心理分析對人類的認知所做出的貢獻，因為心理分析的貢獻是巨大的，我也不是否認心理分析在文學創作中的用途。但是心理分析有時有一種警察似的一面，真是讓人感覺絕望——這一切都是為了這個，而且我就知道是這樣的！——因為他們竭盡全力想要把作者的心理機制查得水落石出，就像研究犯人的供詞那樣去圍捕一個文本袒露出的內容。幾年前，有個經常在媒體上露面的心理分析師在《羞恥》里發現了一個用錯了標點的地方——本該用句號的地方用了逗號——，他就在這個錯誤的基礎上展開了。他覺得這是一種「無聲的招供」，是一場動亂留下的無意識的痕跡。在他的精彩分析中，他還提到了俄狄浦斯情結，真是一點兒都不讓人感到意外。

不過，他其實誤讀了文本，他沒有明白這是一種出於風格的考慮而做的安排，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標點錯誤……很明顯的是，他寧願把錯誤的歸納強加在我頭上，也不願意琢磨一下他自己的論點是否站得住腳。有一段時間，我跟阿多諾想的一樣。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提到，心理分析會把個人存在中的痛苦秘密轉變為符合規範的平庸之物。

討論女性寫作，是在搞區別對待

熱奈：「女性」這個詞出現在您兩本書的標題中，這兩本書截然不同。娜塔麗·薩洛特曾經給我寫信，說她覺得非常遺憾我是在一個關於「女性寫作」的大會的框架內，做了一個關於她的報告，因為她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廣義上的作家，因此是無性別的。對您而言，您是否覺得您首先是一個女性作家（「女作家」，魁北克人用詞更精準），還是說您希望成為一個中性的「作家」？

安妮·埃爾諾：跟娜塔麗·薩洛特一樣，我也不喜歡出現在「女性寫作」那一欄里。並不存在一種叫作「男性寫作」的文學分野，即因為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或認同自己是男性的社會性別而屬於男性的一類。

討論女性寫作，這實際上是在搞基於性別的區別對待——而且只是針對女性的——性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作和接受：一種由女性所寫的、寫給女性的文學。有一種文學是這樣的，這種文學廣泛出現在女性雜誌和禾林系列的小說里（而且還不一定都是女性寫的！），是這種文學讓人們形成了刻板印象。與之相對的男性版本可能是SAS系列、某一類連載偵探小說，以及間諜主題小說，但人們不說這些是「男性文學」。

話雖如此，我堅信人是自身經歷的產物，而且自身的經歷會在寫作中體現出來。因此，家族傳說、出身的階層、文化的影響都很重要，與性別有關的情況顯然也很重要。我有一段身為女性的經歷，出於何種奇蹟這種經歷才能在我的書桌前呈現出來，而且只塑造出一個純粹的作家（這是個奇怪的概念，而且我覺得在寫作的過程中起作用的是一些非常黑暗的、複雜的東西）？我最近讀了米歇爾·布托爾和您十一年間的通信集，我體會到了一種感覺——我跟您說——我感覺我在讀男性作家之間的通信。因為這些信件流露出了一種難以定義的男性生活方式和男性實踐寫作的方式。某種因為失重造成的東西。你們在另一種經歷中，有別於寫作的女性的經歷。

電影《正發生》（2021）劇照。

我身為女性的經歷，我並沒有有意識地把這種經歷帶在身上，除非是這種經歷成為尋找的對象的時候，比如在《被凍住的女人》和《事件》里。《事件》這個文本的意圖體現在標題里：遠遠不止是留下一份見證，展開一段說到底只屬於女性的經驗，墮胎，為它賦予與時間、社會和神聖有關的維度，講述它的啟蒙特質。也是把它變成一種關於記憶和寫作的經驗，這個文本近三分之一的部分是在討論與記憶有關的工作以及它和寫作的關係。目的是讓一件與女性有關的事實，即墮胎，不再被納入可恥的範圍。也不確定我是不是成功了！不過既然這本書讓人不舒服，這正是它擾亂了既有秩序的跡象。

熱奈：女性主義——這種經驗沒有與之對應的男性版本——在您的經歷中占有何種地位？

安妮·埃爾諾：女性主義最初出現在我面前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一個身體、一種聲音、一套話語和一種生活方式，它們從我來到這個世界上那一刻就存在：那就是我母親的身體、聲音、話語和生活方式。我在《被凍住的女人》中講述了這一切：想讀多少書都可以、想讀什麼都可以的自由，所謂的女性勞動的全面缺失，不會縫紉、做飯等，對女性的學業、對物質方面的獨立的看重。我母親的暴力，我父親的溫柔：在我的具體經歷中，與男女有關的刻板印象是錯位的。

不過，當我開始跟男孩子們約會時，我意識到與男女有關的刻板印象其實十分頑固，我遭遇了對我而言是「黑暗大陸」的東西，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我沒有兄弟——，而且我可以堅定地說，來自在社會意義上被統治的階層和身為女孩所承受的情況，這兩者累加在一起是非常沉重的，我差點兒闖了一場大禍。然後我遇到了波伏瓦，我說的不是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她，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她，也從來沒有跟她說過話，我們只是在我最初的幾本書出版的時候通過兩封信，我說遇到她指的是18歲時在《第二性》里遇到她。

我記得我是在一個多雨的四月里讀的這本書，閱讀這本書的經驗如同一種啟示。我前些年在模糊中、在痛苦中和在難受中經歷的一切，一下子明朗起來了。我覺得正是由於這種經驗我才相信，縱使意識到自己在經歷什麼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但這是走向自由和行動的第一步。

最近我衡量了一下波伏瓦的這本書帶給我的影響。翻著這本我自從哲學班以後就沒有再讀過的書，我碰到了一段話，這段話里有一句是：「女同性戀選擇了容易的道路。」然而我一字不差地在我1989年的日記里寫下了這句話——我承認這句話不對——我完全沒有想過這句話是我從波伏瓦那裡知道的，來自三十年前的久遠閱讀。

母親的榜樣和波伏瓦的文本往同一個方向走，彙集在一起，在我身上烙下了一種鮮活的女性主義，我感覺這種女性主義甚至沒有概念化，這種女性主義因為我非法墮胎的境遇被加強了。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是自發地在「選擇」協會內活動，之後在1972年至1975年間參與墮胎和避孕權利促進運動，但是我生活在外省，離巴黎很遠，我拒絕本質主義範式的女性主義話語，我跟女性解放運動之類的團體保持距離。我絲毫不認可安妮·勒克萊爾的《女性話語》，而且說得更寬泛一點，我也不認可文學作品中某一類讚美女性特質的抒情表達，這在我看來與宣揚平民的大眾讚歌差不多。

我發現關於這個主題我說了很多，而且我可能還有非常多的東西想說。

請注意，人們現在仍舊，而且一直是通過性別來稱呼女性作家的，並且以此分類：「現如今，女性敢於書寫性」，「寫作的女性比男性更多」——這是假的——，等等。讀不到也聽不到「現如今，男性出版這樣或那樣的書」或者「男性已經獲得了所有重要的秋季文學獎項」（這種事會發生）。在文學界內部，別處也是如此，存在圍繞性別的鬥爭。我覺得拿「女性寫作」或者女性寫作的勇氣出來說事是一種重複了無數次的策略，面對比以往更多的女性進入文學的情況，男人們無意識地採取了這種策略，目的是把女性邊緣化，與此同時男人們把持著「文學」，沒有形容詞修飾的那種文學，純文學。

電影《正發生》（2021）劇照。

熱奈：一些男性在閱讀您的書的過程中體會到了「不舒服」，這是否是您的計劃的一部分？我想說的是：您是故意引起這種不舒服的嗎，還是說正相反，這種不舒服讓您為難？對您而言，行使屬於您的說話的自由，包括以色情的方式（不過最常見的情況是外科手術般的形式），用男性討論女性的方式去討論男性，您這樣做是否是為了改變人們的心態？

安妮·埃爾諾：我不明白您說的那種不舒服是怎麼回事。如果這種不舒服存在，也不是我故意要引起的，只是因為我寫作的時候並沒有考慮男性或者女性，而是想著我要通過寫作去理解的那個「東西」。話雖如此，這種困擾也不讓人驚訝，因為不論是這些人還是那些人，我們都被思維定勢支配，被在歷史中被建構出來的文化想像支配。這些思維定勢和想像給男性和女性賦予了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說話方式。即便我沒想激起這種反應，這種反應也沒有讓我覺得不愉快，它正是擾亂秩序的信號，而在我看來，擾亂秩序是有必要的：多少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覺得大部分由男性創作的文學所提供的關於男性、女性和世界的表現形式是合法的？現在輪到男人去努力了，男人們應該接受女性所創作的文學所提供的表現跟他們所做的一樣，也「具

有普遍性」，這個過程一定是十分漫長的……

因為目前大量男性寫的小說正在對女性起作用，這不是說刻板印象變得太明顯，而是男性正在靜悄悄地鞏固他們的權力和自由，他們正在表明只有他們才配談論普遍性。男性中心主義最外顯的形式——我想到了米歇爾·維勒貝克——未必是最壞的情況，最壞的是以討人喜歡的形式出現的、看不出來男性中心主義的東西，它們深刻地、頑固地融入個人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包括女性思考和感受的方式。正因如此，女性讀者覺得我的書「不知羞恥」或者「缺乏情感」，並為此感覺不舒服，可是她們卻不會指責男性寫的文本有同樣的問題。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寫作是一把刀》。原文作者：[法]安妮·埃爾諾；摘編：申璐；編輯：張婷；導語校對：王心。封面圖片為《正發生》劇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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