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下的俄國與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

即使時序進入現代社會，公民個人權利意識的興起也未撼動這一根深蒂固的基礎，儘管從彼得大帝到亞歷山大二世這樣的沙皇都在進行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並非培育現代社會的根基，而是在不觸動沙皇絕對主權與所有權的基礎上，企圖通過小修小補的替換方式，將沙皇認為可以增強國力的西方革新技術替換掉原先的老舊零件。但一個如此桎梏的政制是無法提供滋養這些革新技術創造力的土壤的，它只能通過政治手段不斷榨取人力物力資源進行累積。舊制度下的俄國之所以崩塌，正是落在了這一自己創造的陷阱中。

撰文｜鄭非

俄羅斯的地理與自然

俄羅斯的地理環境原不足以支撐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俄羅斯本部地區地處極北，農耕季節極短，外加土壤的貧瘠與降雨的不均，使得俄國處於長期的農業低產之中（這也同時造就了稀疏的人口）。加上俄國又跟主要的國際貿易路線不搭界，使得該地方沒有足夠的經濟剩餘來建立國家。俄國的出現因此完全是外來政治影響的結果。

這種外來政治影響首先來自於北歐的諾曼海盜，他們沿著通向拜占庭的河流貿易線路建立了一個征服國家——基輔羅斯。這個基輔國家與其說是一個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殖民公司。作者指出，「諾曼精英始終保持著半殖民的特性：其主要利益不是來源於土地的開墾，而是來源於貢物的收繳。其在當地的根基非常淺薄……其特徵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條異常鮮明的鴻溝。」

在基輔羅斯的土地上，無政府的氣息特別地重。王朝沒有穩定的繼承體制，地方居民、貴族（波雅爾）和各王公之間的關係相當鬆散。作者特別指出，過去我們看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總會認為這是一種弱國家體制。但如果相較於基輔羅斯，封建制度至少在上上下下之間確立了某種契約關係，至少會讓大家產生某種公共權威、公共利益的理念，但在基輔羅斯，這一切都付之闕如。這裡的一切政治關係都處在混沌態，還沒有脫離那種唯力是從、征服-依附的簡單狀態。統治者視天下如私產，被統治者也同樣如此認為。

《葉卡捷琳娜大帝》（2014）劇照。

蒙古入侵提供了第二種外來政治影響。莫斯科公國在蒙古人的扶持之下，得以吞併基輔羅斯的其他分支。作為有效的掠奪者，蒙古征服者給莫斯科人輸入了成套的專制技術。「正是在薩萊，他們得以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到絕對君主制的運行，觀察到一種不容人們協商而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權威」。正是蒙古人給了莫斯科人以典範，展示了一個只有權力而無義務的政權行事是什麼樣子的。「有跡象表明，早期的沙皇將自己視為蒙古可汗的繼承人」。

簡而言之，俄羅斯國家其實是作為外來征服國家而出現的，統治者持有征服者心態，視其臣民為虜，視國家為一整塊被殖民地。作者說道，「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帝國的打造，這兩個在西方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明顯分離的過程，在俄羅斯是同時進行、連續發生的，實際上是無法區分的。」這其實說的是俄羅斯統治者並不把俄羅斯人看成是「自己人」，俄羅斯社會在整體上匍匐在沙皇腳下，同其他被兼并地並無兩樣的事實。當伊凡三世擊敗諾夫哥羅德這一古老的基輔城邦之後，該地的居民開出了投降條件，請求伊凡三世不要終結本地的自由傳統。伊凡三世不耐煩地回答道：「我們希望諾夫哥羅德的國家與我們在莫斯科畔的低地建立的國家一樣。現在你們是在教我應該如何統治你們嗎？那我將擁有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正因如此，十六到十七世紀的俄羅斯沙皇們在相當程度上瞧不起其西歐的同儕，伊凡四世輕蔑地對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說道，「我本以為你是自己國家的主宰」。在沙皇們看來，只有能掌握不受限制的權力者，才配稱孤道寡，英國女王顯然是不配的。

《帝國的技藝》，作者：鄭非，版本：一頁folio｜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沙皇體制與行政建設

在這個視天下如私產的俄國世襲政權里，沙皇動用了各種手段來粉碎各地方和社會群體的組織度，使之原子化。竊以為，沙皇的所作所為，幾乎和周秦之變中的秦王改制一樣，同《商君書》和《韓非子》中的語句可以一一對應。

進攻古老權利，代之以束縛，是沙皇政權的常態操作。沙皇以依附於自己的服役貴族（官僚）取代古老的波雅爾，並在實質上取消了土地私有制（所有的貴族都只是土地的代管者）。新的侍臣階層，相比於歐洲的同儕貴族，獨立性要差很多。在皇權面前，他們幾乎總是沒有抵抗之力。莫斯科公國原來還有一些遺留貴族政治機構——杜馬和縉紳會議，但逐漸都被弱化，成為官員們的聚會而已，並最終消失。民眾也被編戶齊民，負責承擔國家的賦稅。而「政府總是通過新的稅目進行搜刮，以防止民眾手中積累盈餘財富」。而居民不僅在財產上，也在人身上受到國家的支配。俄國的農奴制度並非古老歷史的遺留，而是十六、十七世紀沙皇們的發明，大部分農村人口在這個時期中被政策變成了農奴，喪失了自由遷徙的權利，被局限在一片土地上，無法自由更換社會身份（俄羅斯國家實際上引入了戶籍制度，將個人居民權利與戶籍對應）。同樣，為了方便徵稅與管理，農民也被迫「單位化」。沙皇利用並擴大了已有的村社制度，強令農民隸屬於某一村社，土地歸村社集體所有，不得擅離。

對民眾個人生活無所不入的管制，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政府鼓勵民眾檢舉揭發任何「不法」行為，並使之上升到義務層面，這在相當程度上敗壞著俄羅斯社會的道德人心——「公平」從此被看成是俄羅斯人最熱衷的價值，但這一價值在實際上反映為「沒有人應該過得比我好」。國境線被嚴密封鎖，國際交流被嚴格管制，國際資訊飽受懷疑，「在1703年1月以前，所有的國內和國外新聞在俄國均被視為國家機密」， 「俄羅斯人與外國人的任何談話都會招致前者受到嚴重懷疑……一個外國人難以在街道上駐足而觀卻不被當作間諜」。

與沙皇制相伴而生的，是俄國在地球表面的迅速擴張。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莫斯科以每年獲取3.5萬平方公里土地（相當於荷蘭的領土面積）的速度，向外擴張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沙皇們「將主權與獲取領土畫上了等號。……沿著地球表面的領土廣度擴張與對臣民在政治權力意義上的深度擴張……結合了起來」。

請注意，這一切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都已經就位。當彼得一世繼承沙皇之位的時候，他已經繼承了一個成熟的「秦制」國家。問題在於，這一個「秦制」國家在當時已經無法靠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在歐洲復刻秦滅六國的故事了。當時的歐洲，已經在陸陸續續走出舊制度。較先進的社會、經濟與教育使得西歐國家在無需全面動員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對俄國的軍事優勢。波蘭和瑞典能夠輕易地在戰場上一次又一次地擊敗俄國對手。

紀錄片《沙皇帝國：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劇照。

彼得一世的反應是一次「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技術與特定體制。正如之後一切洋務運動一樣，皇權擁有和控制一切的體制與創新與繁榮不相容，沙皇們發現，僅僅引入技術是不夠的，必須向社會做出讓步，這也是彼得一世後的沙皇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彼得一世也向同僚們吐露：「我們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需要歐洲，然後我們就應該背棄它」(第162頁)。彼得一世及以後的沙皇都會發現，需要/背棄之間會產生一種張力，使得沙皇政權僵在原地。它雖然還能脅迫/控制每一個人，但皇權的基礎卻在緩慢消解之中。

彼得一世建立了一支新軍，一支新官僚隊伍。為了填充軍官與技術官僚，彼得一世不得不引進西方教育，而引進西方教育的同時，也就創造了一個受過教育的精英隊伍，引進了西方的思想——為了國家富強，其臣民不應該被當成仆屬任意對待，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被當成是合作夥伴，同時灌輸以某種共同利益、公共社會等思想。但「一邊呼喚俄國人民的公共情感，一邊又否認他們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時有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保障，這顯然是矛盾的」。

彼得一世向西方影響屈服的另一個作為是為自己的子嗣求取德意志血緣的妻子（在此之前，沙皇們會從本國的王公大臣家族挑選配偶），自此開啟了羅曼諾夫家族與德意志貴族聯姻的歷史。遠嫁過來的公主自然也帶來了家鄉的影響。葉卡捷琳娜二世號稱自己是一位啟蒙主義沙皇，並非全然的虛妄。作者認為，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彼得三世與葉卡特琳娜二世之時），俄羅斯就逐漸走出了那種原始征服秩序，引入了一種二元政治——在內政上，沙皇開始受到貴族和官僚的制約，某種理性行政秩序出現了。

《葉卡捷琳娜大帝》（2014）劇照。

俄羅斯的社會結構

但是，如果說皇上不再能為所欲為，也並不意味著皇權受到了社會的挑戰。即使走進了新時代，俄羅斯的各主要社群同舊制度的耦合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仍然聽命於沙皇。

俄羅斯有四個大的社會群體——農民、貴族、資產階級和教會。下面我們將分別敘述他們的境遇與選擇。

在1861年前，俄國共有6000萬人口，其中五分之四是農民。農民又分成兩個群體——國有農民和農奴。農奴占人口總數的33.7%，約2250萬人。作者指出，如果就物質生活而言，俄羅斯農奴的待遇沒有我們以前想像得那麼糟糕。他們所遭遇到的地主的虐待程度，總體上也不大。但是，「農奴制最惡劣的特徵，不在於對權力的濫用，而在於權力本身所固有的恣意性，即農奴永久服從於他人肆無忌憚的意志」。

作者指出，在舊制度的壓榨下，俄羅斯農民的突出特質就是不能抽象地思考。農民對超出自身經驗的一切事務都敬而遠之。無論什麼制度，農民都投以懷疑的眼光。這固然使得農民不至於被什麼宏大願景所迷惑，但這也使得他們缺乏公共關切。一方面，農民的理想就是「為所欲為」——不受約束、不負責任的自由，另一方面，個人要從屬於集體，村社高於個人。外國人常常驚嘆於俄國農民待人和善的特性，但深究俄國農民文化，「會驚奇地發現，裡面既找不到智慧也找不到善心，他們的諺語和俗語反映了粗魯的玩世不恭和社會意識的完全缺失」。農民從心裡接受了弱肉強食的社會秩序。因此，俄羅斯農民熟悉和能接受的政治就是威權政治。但是，這並不是說，俄國農民就是沙皇制的堅強堡壘。在其他歐洲國家，君主可能在切實的層面保障農民的利益，使得農民成為保守之錨。但是在俄國，農民對沙皇的擁戴幾乎是純粹消極順從、自我欺騙的結果。所以，作者指出，俄國農民充其量是膚淺的君主主義者。

《戰爭與和平》（2016）劇照。

在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下令解放農奴之後，沙俄政府仍然保留了農民對村社的依附地位。農民所期待的個人流動自由和私有土地，仍然沒有實現。加上土地的贖金過高、俄羅斯的人口暴增，使得農民的經濟境遇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糟糕了。1900年的俄國農民比1800年的農民收入還低。這就為俄羅斯社會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的動盪埋下了根本的禍根。

同西歐的同儕比起來，俄國的貴族卑微地可憐。他們更接近傳統中國的士紳階層（依靠為政府提供服務換取收入），而不是擁有行政管理權和巨額土地財富的西歐貴族。俄國詩人普希金曾經很辛辣地評道，「這裡（俄國）根本不相信貴族」。為了獎賞貴族為自己提供的服務，沙皇賞賜給他們土地，但是這些土地並不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細碎地分散在各個地區。在十八世紀晚期的俄國，大部分村莊是被2名以上的地主同時擁有的。較大的村莊被30名以上的地主所共有的情況也並不稀罕。「在整個帝國時代，貴族的土地財產一直處於高速率的流轉狀態」，這似乎是一種故意設計出來的狀態。這跟傳統中國「千年田八百主」的情況類似，即土地流轉頻繁並不代表商品經濟發達，而是土地所有權得不到保障的結果。

貴族與貴族之間差別很大。《戰爭與和平》裡面所描述的羅斯托夫家族、別祖霍夫家族的奢華做派只是俄國貴族中的異類，屬於由1400個家庭組成的高級俱樂部。在整個貴族階層中，大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夠從田產中獲得足夠的收入來維持某種獨立性。除此之外，在沙皇體制下，貴族既缺乏法團制度的保護，也缺乏法團精神。貴族們的身份地位可以因為沙皇的一道敕令而被完全剝奪，貴族之間的內鬥與競相向皇權爭寵，也限制了他們團結起來反抗皇權的能力。同時，沙皇還盡力拉攏外族來制衡本土貴族。在十七世紀末，有超過2/3的沙皇侍臣都具有外族家世。在1700年至1917年里，在2867名高級官僚中，1079人是外族出身（占37.6%）。

《戰爭與和平》（2016）劇照。

這些都導致了貴族在政治上的無力。大貴族們驕奢淫逸，小領主們則逃避國家公共生活，且他們對大貴族既嫉又恨，認為所謂憲政只是大貴族力圖實施寡頭統治的藉口，還不如沙皇專制。換句話說，他們與普通農民的政治觀點並沒有兩樣。一名沙俄政府高級官員在1801年如此說道：「我們的貴族階層是由大量通過當差而獲得貴族名號的人構成的。一部分沉溺於深度的無知當中，另一部分在官場當差，滿腦子都是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人們是在要求一個完全缺乏公共精神的群體去做那些需要團體精神、智慧以及些許堅持和勇氣才能做成的事情！」

作者提到的第三個社會群體是商人。這個集團代表的是商業利益，而實現這一利益需要法治和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在其他西歐國家的商人要麼是主導社會發展的力量，要麼至少帶來了重大社會改革。但是在俄國並非如此。儘管近乎每一個俄國人都有撈外財的偏好，但是在很早之前，俄國的工商活動就被國家所管制、壟斷，從而打斷了這個群體的脊樑。

在莫斯科公國時期，統治者就壟斷了幾乎所有主要貿易和製造業。作者不無諷刺地說道：「一旦某項商品為皇室帶來豐厚的利潤，那麼它就會被宣布由皇家壟斷而退出公共商貿鄰域」。「一旦普通商人發現了某些新的業務，皇權一定會以宣布其為國家壟斷的方式將其奪走」。「任何進入商業流通領域的產品都能成為國家壟斷的對象，很難想像得出比這更有損於企業精神的做法了」。為了替皇室掌握這些產業，皇權任命了一批「客商」（也即古代中國的「皇商」）。這批人是從商人演化而來，但成為客商之後，與其說是企業家，倒不如說是皇室代理人。他們的財富來源於皇室對某一經濟領域的壟斷，因此他們爭相諂媚於權勢。

在西歐國家，城市是商人的堡壘。但在俄國，城市是國家的行政據點，工商階層也不是城市人口的主體。「居住在城市中既不保障安全，也不保障自由」。不管莫斯科或者彼得堡看起來是多麼的富麗堂皇，裡面又是如何的人頭攢動、經濟繁榮，工商階層始終都是城市的租客，而非主人。除開一小批有特權的商人之外，絕大多數商人都仿佛身處敵占區一樣，隨時處在可剝奪的狀態。除此之外，商人也面臨著貴族利用其特權展開的不正當競爭。

彼得一世開啟的俄國工業化進程，也是用傳統手段強行推進的。國家擁有全部生產資料，規定價格以及購銷幾乎所有產品。管理層是被強行指派的商人。勞動力是國家徵召而來的農奴，毫無自由可言。即使當葉卡捷琳娜二世放鬆了對貿易和製造業的管制之後，相當多的企業家由於農奴出身所限，在經營活動中也面臨重重障礙。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俄國還缺乏民間商業信貸和銀行業。這些都能說明俄國工商業是在前資本主義經濟中運行的。

以上因素都導致了俄國商人們的保守心態，這是被馴化的人的自然反應。

《戰爭與和平》（2016）劇照。

教會是俄國社會的另一個主要社會集團。作者指出，東正教會分散的組織結構（受限於國家邊界、沒有統一的宗教首領、沒有國際教會中心，教會分支彼此獨立）使得它一開始就容易落入各國世俗統治者的手中。而且，東正教會一直頑固地反對任何創新，一直依賴國家來維持其「純潔」，這樣就更不容易抵禦世俗統治者的侵蝕。

在蒙古統治時期，俄國東正教會積極與蒙古人合作，從而積攢了大量的土地財富。在十五世紀末，東正教會內部出現了分裂——禁慾派vs.戀欲派。前者要求回歸原始基督教傳統，摒棄世俗財富，後者則認為經濟獨立才能保證教會的獨立。皇權巧妙地利用了東正教會內部的分裂，先支持後者消滅前者，從而扼殺了教會精神獨立的呼聲，之後又採納了前者的主張，開始沒收教會的土地。為了保住財產，東正教會向沙皇們屈服。提出了種種主張（第三羅馬說、帝國說、基督教普世君主說、君權神授說）來支持皇權專制。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俄國教會再次發生分裂（背後也有沙皇的影子），舊禮儀派從官方教會中脫離出來，奪走了東正教會最虔誠的信徒。

彼得一世治國時，給教會的自主性釘上了棺材的最後一顆釘子。他出台《宗教條例》，將教會徹底變成了俄國國家行政機構的一個分支。從此之後，東正教的神父的效忠對象就是國家，與警察進行合作、檢舉揭發政治異見人士就是神職人員的義務。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候，政府沒收了教會所有的土地，神職人員由政府提供薪資。

沙俄時代東正教會面臨一個窘境：儘管俄國老百姓在相當程度上虔信宗教（或者說他們淳樸、愚昧），但是神職人員卻屬於社會的底層。這是因為教會從屬於國家如此之深，以至於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不太把他們放在心上。「神職階層既得不到愛戴也得不到尊重，得到的至多就是民眾的容忍」。

《帝國的失敗》，作者：鄭非，版本：一頁folio｜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第三條道路：

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選擇

綜上可知，沒有哪個社會群體有能力、有意願去對抗皇權。他們更樂於彼此對抗。作者辛辣地說道：「在整個俄羅斯的歷史上，利益群體的鬥爭對象從來都不是國家，而是其他的利益群體」。

這就使得反抗皇權的力量只能從純粹的思想——也即知識分子——中出現。

最早的沙俄知識分子的出現要歸功於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這位德國公主鬆動了整箇舊制度，為俄國帶來了一定的自由，從這種自由中，出現了第一批俄國知識分子。

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俄國知識分子內部爆發了第一場論戰，論戰的雙方是斯拉夫派和西化派。斯拉夫派是最早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們認為西方崇尚理性與個人，是走上了邪路，俄國則堅守真正的基督教理想，講究集體精神，是更優越的一方。村社是這種集體精神的體現。彼得一世的改革是錯誤的，俄國必須向傳統回歸，「不應該有憲法和議會，但也不應該有霸道專橫的官僚體制。土地應該還給人民，人民有權在除政治之外的一切事務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農奴制應被廢止」。這當然是對俄羅斯歷史的一種扭曲想像，不過也包含了對彼得一世改革以來俄國官僚集權的正當批評。不過，雖然斯拉夫派批評西方，但他們倒是對英國很有好感，他們認為英國跟俄國古代的情形有相似之處——皇權與國民的關係由禮俗而非法律來定，皇權與人民是盟友，官僚機構小而弱，社會免於國家的干涉。

西化派則是一群觀點不一的人的統稱，他們的一致之處在於都反對斯拉夫派的幼稚認知，認為這是無知與迷信的綜合，在古老俄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互諒解從來都不存在，俄羅斯國家一直以巨大的壓力粉碎社會」。

不管他們的爭論意見是否正確，爭論本身的存在其實就代表著對舊制度的衝擊。

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亞歷山大二世開啟大改革之後，爭論的重點從「俄羅斯人是誰」轉向了「知識分子應當做什麼」。在一系列抽象理論的刺激下，激進知識分子開始走向實踐。米哈伊爾·巴枯寧和彼得·拉夫羅夫號召年輕人走進農村，從基層發動解放。在經歷了相當的挫折與農民的敵意之後，激進運動發生分裂，出現了民粹派和恐怖主義者，後者決定用恐怖主義手段對舊制度發起攻擊。

米哈伊爾·巴枯寧，知名無政府主義者。

作者指出，其實看數據，激進分子在俄國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沙皇的反應卻非常激烈——「在需要適當克制的情況下，它卻採取大規模逮捕行為；在逮捕和短期拘留就已經足夠的情況下，它則採取流放措施」。人們觀察到當局並不遵守自己所定的法律，進行了大規模非法暴力。正因為如此，自由派越來越同情激進分子。但這些激進分子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問題，當面臨殘酷鎮壓之時，他們呼籲社會正義，要求其他的一切都要為社會正義讓步，為社會正義服務。最終，「知識分子開始反向而行，以社會正義的名義扼殺了社會的聲音」。

國家與社會的博弈

進入十九世紀，面對政治風潮的逐漸湧起和激進分子的挑戰，舊制度最後的自保手段是走向警察國家。

沙俄是一個官僚國家，官僚控制一切、專橫跋扈、聲名狼藉。在俄國，「法律的主要功能與其說是實現法治，不如說是維持秩序」。有相當多的法律是以非常任意的方式發布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官僚進行了高效的統治與鎮壓。俄國官僚機構規模很小，同西歐國家比起來，每千人所配備的官僚人數要低三到四倍。俄國官員貪腐且低效的程度令人咋舌。沙皇政府在數個世紀裡沒給公務人員發過工資（即使在彼得一世開始給公務員發工資後，他們所得的薪水也極其微薄），要求他們「以官養官」，貪污斂財因此是系統性行為。一位保守派歷史學家曾經說過，「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回答俄羅斯在發生著什麼這一問題的話，那麼答案就只能是『盜竊』」。

《末代沙皇》（2019）劇照。

由於官僚體制實在不中用，沙皇政府不得不另組政治警察隊伍。1826年，尼古拉一世在對十二月黨人起義緣由進行調查之後，設立了御前辦公廳第三局——俄國的東廠、西廠與錦衣衛。與此同時，書刊審查制度被制定出來，一系列含糊不清、無所不包的反國家罪也被設立。自1845年起，所有改變現行政府的嘗試，甚至只是提出質疑（「不敬」也包括在內），都會認為是犯罪，遭到嚴懲。在1880年，第三局被撤銷，代之以一個中央政治警察機構，名為國家警察司。沙皇所設立的安全機關就是二十世紀所有國家政治警察的原型。

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亞歷山大二世曾經考慮過政治改革，但是他的遇刺身亡使得改革徹底停頓。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及尼古拉二世都認為，只能用更嚴厲的鎮壓來對待革命形勢。亞歷山大三世引入了更任意、更主觀的執法程序，以至於一位卸任的警察司長認為，這「致使全體俄羅斯人的命運取決於政治警察機構中工作人員的個人意見」。

警察的職權無所不包，任何公民如果沒有警察頒發的「可信性」證明，就沒有辦法接受教育，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一切皆受管制，一切都被政治化。喬治•凱南（後來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的祖父）對俄國人受警察支配程度做了如下描述：基本上，任何俄羅斯人的任何活動都需要得到警察的許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警察是所有人類行為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監管者，是替代上帝的人」。

派普斯認為，沙皇警察國家用力是如此之猛，以至於產生了反效果。政治罪的定義是如此廣泛，以至於一切批評意見和人物都被看成是沙皇政權的反對者。社會曾想脫離國家的掌控，而現在國家不顧一切要恢復對社會的壓制。而這種絕對安全，使得最後國家徹底脫離了社會，也就無法應對外來的挑戰。

《末代沙皇》（2019）劇照。

俄羅斯的歷史迴音

以上就是《舊制度下的俄國》的大致內容。對中國讀者而言，上面這些歷史絕對不陌生。舊制度在東方國家保持了驚人的相似性。所謂舊制度，本書用「世襲國家」一詞概括之。大體而言，這指的是家天下，國家以征服者的姿態凌居社會之上。在操作上，這意味著國家行政的重心在安全而非發展上。為求安全，國家力圖使各集團、地方社會組織原子化。作者認為，俄國從很早就踏上了這條絕路，彼得一世及以後沙皇所進行的改革並沒有改變其國家舊制度的本質。在這裡，我需要點出的是，本書作者理察•派普斯是一位波蘭猶太人。可以看出，由於他的出身，他對俄羅斯的反感是相當明顯的。派普斯跟索忍尼辛之間曾經有過一次爭執，索忍尼辛秉承斯拉夫主義者的傳統，認為二十世紀俄羅斯的悲劇是自西方引進的。而派普斯則認為，俄國前後歷史之間存在淵源（正如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存在繼承關係一樣），二十世紀的歷史完全可以在俄國歷史上找到原型。

如果要說批評的話，正如一開始本文已經提到的，《舊制度下的俄國》與其說是一本俄國歷史書，倒不如說是對舊制度所做的一個案例分析。因此，它對俄國歷史細節的描寫並不是無可商榷的，比如派普斯嚴厲批評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從抽象的理想出發偏執行事——一切都要為摧毀沙皇國家服務，從而否認了個人自由，最終造成的情況是知識分子們摧毀了沙皇國家，但也同時摧毀了社會，繼承了舊制度。這個觀點無疑是相當犀利的，但同時也是失之簡單了。金雁老師在她的著作中曾詳細描述了「第三種」俄羅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認為，需要注重社會建設，放棄一蹴而就的革命，讓社會逐漸成長起來。這些第三種知識分子是地方自治局的主要參與人士，做了大量的社會建設工作。這些人其實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主流。如果說到沙俄晚期，全俄的知識分子為十萬人左右的話，那麼這些人至少占了一半。忽視他們的思考與努力，是不正確的。

我想，這篇文章的最後，還是以托克維爾的話做總結比較好，如下：「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換言之，要想告別革命，請先告別舊制度。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撰文：鄭非；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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