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蟲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已經對它習以為常。每當夏秋季節，有關蒼蠅、蚊子、蟑螂等話題總會在社交網絡掀起波瀾。各種食品安全事件中，在食物中發現害蟲，比如「吃出蟲子」，幾乎是最為常見的安全隱患表現。諸多地區的公共衛生管理中，比如近期天津空氣中的漫天飛蟲除治，防治害蟲實際占據了相當重要的比例。就連虛擬網絡中的故障與病毒等，我們也以「蟲」（bug）的稱呼為之命名。
我們厭惡害蟲、恐懼害蟲，並且希望構建一個沒有害蟲的世界，但同時，層出不窮的害蟲讓這一想法至今成為奢望，乃至於應對害蟲已然成為私人與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對害蟲的態度、認識、行為等，也構成了自身生存的譬喻。害蟲是人類生存的一面鏡子。
最近出版的新書《體無完膚》便基於一種文化的立場，開掘在歷史與當下我們與害蟲的關係，並以一種反思的態度考察人類文化自身。對於常識來說，驅趕害蟲似乎僅僅是一種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的人類本能，其內里體現的也是一種自然化的因果邏輯。但種種線索告訴我們，我們對害蟲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
「害蟲」時好時壞，甚至在同一時段呈現一體兩面。它是一種被構建出的文化產物，表現著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也反映諸多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社會意識形態。
撰文｜王楷文
害蟲與科學理性
我們對害蟲極為熟悉，但很難為害蟲下一個精準定義：它不僅可以指以昆蟲和節肢動物為代表的對生命與財產造成危害的「蟲」，也可以是老鼠、鳥類等並不與蟲直接相關的動物。不如說，害蟲是一種關係性概念，它指的是對人類造成危害的活物。生活里，我們常碰到的有四種主要害蟲：臭蟲、虱子、跳蚤、老鼠。《體無完膚》正以它們為主要論述對象，分別剖析現代社會以來人們與其相處的過程。但不得不說，這實際成為全書的一處弊病：由於人類應對不同害蟲的行為實際存在相當程度的共性，以單種害蟲作為論述線索、四條線索平行處理，會使得不少論述顯得單調重複。因此，我們嘗試在這些看似平行的線索之中串聯起一條整體的邏輯思路。第一部分將論述現代社會科學理性的發展使得對害蟲認識的逐步加深，人類亦從蒙昧步入成熟。第二部分則剖析理性之光下害蟲作為階級、種族、性別等諸多社會問題的表征，害蟲的除治實際是意識形態的反映。而第三部分則將害蟲視為一種反諷，凸顯出人類文明中無處不在的荒誕。
害蟲的定義實際存在相當大的隨意性：一個物種可能並非一開始就是害蟲，亦或者一開始被作為害蟲的物種後來不再被視為有害。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最為熟悉的例子大概數「四害」。四害究竟是哪四種害蟲其實並不固定。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詞語指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由於麻雀以糧食為部分食物來源，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度被仇視，全民捕鳥運動使其差一點在國境內滅絕。而沒有料想到的是，麻雀同樣食用莊稼中的害蟲，在經歷一系列糧食減產、環境與生態問題發生後，臭蟲終於取代了麻雀的位置，麻雀這才「此身從此分明了」。再後來則是蟑螂取代了臭蟲。不難看出，這一切的背後，折射的是人類對物種、環境以及外部世界認識能力的提高。
《體無完膚》，作者: (美) 麗莎·T.薩拉索恩，譯者: 梁卿，版本:記號Mark｜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3年10月
而對於西方社會，認識能力的提高伴隨著科學理性的成長。這一點在虱子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當然很早便意識到虱子對自身健康的危害——它們吸食人類的血肉，製造疼痛，傳播疾病。但由於在《聖經》中，虱子作為上帝懲罰人類而製造的痛苦，其被沾染上了一層神聖的色彩，並且對虱子的忍耐往往與道德上的純潔聯繫起來。中世紀時，忍受虱子而非驅逐虱子，這被教徒視為接受人間苦難、救贖自己原罪進而步入彌賽亞窄門的必由之路。坎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於1170年苦修殉道，根據史料記載，他去世時渾身多層衣服布滿虱子，眾虱發出的聲音宛如大鍋里的沸水嘶嘶作響。一幫人時而哭泣時而大笑——笑容或許便是因為對他肉身成聖的喜悅與讚嘆。
《昆蟲物語》電影劇照。
虱子是神聖的，這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不可思議。這種神聖不僅給教徒與信眾帶來苦惱，還給與之不相干的人造成困擾。「神聖」與「愚昧」並行並置，人們認為由於婦女兒童身上的虱子更多，所以這是一種多由女性產生的邪惡物種，並造成了對女性的進一步歧視。一切的轉變在於科學革命。我們熟知的顯微鏡發明者，荷蘭人列文·虎克第一次在科學儀器的幫助下看到了虱子的全貌。列文·虎克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中世紀神學的影響，他讚嘆上帝作為造物主的偉大，能夠在相當細微的尺寸內構造出具備完整結構的生物體。不過，他細緻觀察了虱子的繁衍過程，包括產卵與孵化，以此證明了虱子是一種獨立物種，而非從女人和兒童不潔的身體上產生。也正是從這時開始，科學對宗教的祛魅，使得虱子與神聖二字以及其背後的宗教道德逐漸脫鉤，人們對虱子的處理方式也逐步轉入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觀念與世俗道德。
相似的過程也發生在跳蚤身上。但不同的是，與虱子的「神聖隕落」相反，跳蚤經歷了地位抬升的過程。跳蚤並沒有與虱子一般出現在宗教著作和神明啟示中，它自古以來更多被作為貶斥和詆毀的對象，於是常常與賤民、魔鬼、作為第二性的女性等聯繫在一起。跳蚤往往被視為蠢人的代名詞，和奴隸息息相關，也和厭女情結有著奇怪的關聯（法語中「紫色跳蚤」與「貞潔」同源）。但同樣是列文·虎克發現跳蚤後，人們開始表達對它的讚嘆——同樣是感慨上帝造物的精妙，小小的身體卻擁有如此複雜的器官與結構。這使得跳蚤一下成為科學界的寵兒，甚至溢出科學界，被藝術家視為創作來源。這使得跳蚤與以往對人固執的偏見逐漸解綁。
總而言之，對害蟲認識能力的提高和人類本身的啟蒙，人們對某種害蟲有了更為清醒的認知。這種認知的重要之處，不僅在於去除「四害之一麻雀」這樣生物身上的污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虱子與跳蚤的案例，我們清晰地看到，它能夠消除人與人之間有可能造成的偏見、固執、歧視甚至壓迫。
害蟲與文化政治
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並沒有帶來啟蒙主義者理想中的理性世界。相反，理性的膨脹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危機。資產階級的興起隨之帶來階級分化、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問題，而害蟲則充當著不斷成為具備統治話語權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換言之，如何面對害蟲，這是一種文化政治。
臭蟲便是其中一例。對臭蟲尤其是對其臭味的敵意，實際上是一種被建構的文化。在十八世紀之前，人們遠沒有像之後這般憎惡臭蟲，更多是一種習以為常。英國中產階級興起，帶來了對乾淨衛生觀念的普及。遠離蟲子及各種異味，成為了中產階級表現自身優越性的一種方式。臭味在這時開始變得尤為令人作嘔。1720年英國內科醫生查理德·米德甚至直接寫道：「我們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是，污穢是巨大的感染源，所以清潔是最有效的預防藥：這就是在這種災難面前，窮人讓人討厭至極的真正原因。」而中產階級所推測的臭蟲來源，實際也暗含一種強烈殖民主義話語。英國人認為，他們並非來自本土，而是那些被征服的海外殖民地。
《昆蟲物語》電影劇照。
人們對虱子態度，也有著類似的關鍵詞：窮人、海外，乃至於需要被資產階級區分的一切異類。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在各種角落看到這樣的文化現象：情景喜劇《摩登家庭》曾有這樣一集（SE5EP015），兩個家長討論他們越南裔女兒的班上出現了虱子，於是自然而然認為這是來自班上一名髒兮兮的女孩，甚至打算繼續孤立和排斥她。但他們發現實際是自己女兒身上生了虱子時，他們卻立刻守口如瓶，還用小女兒當做傳染源以打擊報復自己的仇人——畢竟，沒有人願意和身上生虱子的人沾染關係。在這裡，害蟲實際作為現代社會的絕對相異的他者而存在，與害蟲染上關係的人立刻與占據統治話語權的中產階級產生區隔。
《小時代》電影劇照。
我們不妨以一部本土電影結束這部分的討論，即拜金主義色彩相當明顯的《小時代》。在電影中，主角團之一的唐宛如與害蟲聯繫最為緊密，剛一登場便輕輕撫摸自己牙刷上的蟑螂，隨手扔掉後處變不驚地繼續刷牙。通過旁白，我們得知唐宛如的人設是一名「女漢子」與「屌絲女」，一名專供搞笑的喜劇人物，因此面對害蟲有著誇張的從容。但是，與其說這是人物的性格特質，倒不如說這是一種固定階層的表現：出身平民家庭的唐宛如和主角團其他富有中產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在中產眼中，便體現為一種別樣搞笑。在後面唐宛如與兩位富家公子一同探查某處隱藏遺產時，富家公子看到廢舊房子中的蟑螂立刻嚇得不行，但唐宛如則親昵地呼喊「強強」。在這時，明明表現出無比脆弱、毫不體面的富家公子站在光下，但顯得更為勇敢的唐宛如卻被置於陰影中。通過光影變化，我們自然能夠知道害蟲、唐宛如與中產富人間的隔閡，以及電影強烈的價值取向：對害蟲的恐懼並不是脆弱，而恰恰是中產階級的文化優越。
作為「小客體」的害蟲
不過害蟲畢竟是活物，它不可能完全聽從某種權力的徵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肉身完成著意識形態的規訓。很多時候，害蟲叛逆地忤逆這種文化政治，讓權力失效，也戳破看似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幻象。從這一點看，害蟲實際能被視為拉康筆下的「小客體」（objet a）。
在精神分析學家拉康的心理拓撲結構中，人們實際生活在依靠象徵符號與秩序建構的象徵界中，以使得生活具備規則與意義。那些生活無法被人接受也無法解釋的無常與無意義，則成為努力躲避的「實在界」。在這裡，對清潔的推崇、害蟲的厭惡以及種種驅蟲措施，讓中產者通過害蟲的無有來區分自己與他者，成為一套看似自然與穩固的象徵秩序。不過，害蟲總能輕易突破這套秩序，產生一些無法被解釋的、象徵界的剩餘之物。這便是小客體的題中之意。
最明顯的是，害蟲對每個人一視同仁。無論你是有潔癖的中產還是與蟲為伴的「他者」，害蟲都會貼近私人空間和身體，對著你狠狠咬上一口。清潔與衛生的習慣根本不能徹底根絕害蟲。二戰期間，DDT作為驅逐蚊子的常用藥劑逐漸被普及開來，到二十世紀中葉，它已成為最為常見的驅蟲藥。這種化學製劑雖然在剛開始時有著顯著成效，但後來不但沒能徹底驅蟲，還使得環境遭受了巨大破壞，並逐漸禁用。總有害蟲能夠通過基因變異等方式產生抗藥性，而它們不斷捲土重來，讓中產階級的乾淨神話一次又一次破產。
《貓和老鼠》劇照。
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時段，社會中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害蟲文化。比如這個萬聖節，當你對蟑螂痛恨不已，絞盡腦汁想辦法剿滅家中的幾隻小強時，你可能也對上海街頭的蟑螂cosplay（扮演）很有興趣。從某種角度，因為害蟲的剿滅不盡，我們習慣於將其重新繪製可愛、溫柔的卡通角色，從而以想像的方式，假裝它們已經被人類馴服。老鼠是更為明顯的例子。從古至今，滅鼠的方法層出不窮，但它們仍舊一次又一次造成巨大的社會動亂。但我們也在各類影視作品中看過可愛的老鼠角色，無論是《貓和老鼠》《精靈鼠小弟》還是《頑皮鼠和大臉貓》，其中的老鼠完全是討喜的形象，它們被高度擬人化，甚至能與其現實世界的死敵，貓貓們，不斷鬥智斗勇。《貓和老鼠》其中有一集，傑瑞本來被女主人極為厭惡和恐慌，但將自己塗上白油漆後，它可以賣萌、跳舞，成為被女主人極為喜愛的「小白鼠」。這層「白油漆」，其實正是一種想像式的規訓手段。
我們今後的生活必將繼續與害蟲鬥智斗勇。不管我們是否願意與它們親近，害蟲都將成為人類文明的鏡子，映照著我們自身。這並不代表著我們驅蟲的活動就要停止。只是，當下一次看到這些令人心煩的東西時，我們可能會多一重思考——蟲子的問題歸根結底不是蟲子的問題，問題永遠向我們自身敞開。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王楷文；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封面圖片為《昆蟲物語》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