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辺信一郎、徐沖：東洋視角下古典中國的「大分流」

渡辺信一郎（下稱渡辺）：我進入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專業讀書，是在1971年4月。當時，日本歷史學界的主流仍然是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史領域同樣如此。從古代史到近代史，圍繞應該如何看待大土地所有以及其中勞作的直接生產者的歷史性格，成果豐富，論爭激烈。諸如六朝時代大土地所有下的生產者究竟是以奴隸為中心，還是以佃客/農奴為中心，在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都有很多討論。

我當時也沒有什麼深思熟慮，就很自然地選擇了以兩漢六朝時期的大土地所有作為研究對象。不過在當時的先行研究中，關於直接生產者是通過怎樣的勞動過程進行農業經營的，卻幾乎還沒有什麼成果。此外，關於農村支配的意識形態研究，換言之即使農村和農民能夠接受土地所有者和國家的政治支配的意識形態研究、思想史研究，也是完全付之闕如。社會形態包括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兩個方面，但社會經濟史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卻沒有被作為具有相互關係的兩個領域進行統一研究。就如同研究重要的建築，僅僅將地基作為考察對象，卻沒有把設計方案也作為問題考慮在內。似乎認為只要看準地基，就能自動理解整棟建築。

我的碩士論文題為《兩漢六朝時期的大土地所有和鄉村規制》，希望能將土地所有研究和意識形態研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現在回看當然是相當慚愧的青澀之作，但也成了此後研究的基礎。前半部分的大土地所有研究後來發展為這次翻譯的《中國古代社會論》，後半部分的鄉村規制研究後來發展為我的第二部專著《中國古代國家的思想構造——專制國家與意識形態》。其中的第六章《仁孝——六朝隋唐時期的社會救濟論與國家》（初出1978年），以碩士論文的後半為基礎，成了我之後意識形態研究和國家研究的出發點。我的研究方法是從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相互關係中對二者進行把握，此文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個人代表作。

渡邊信一郎，日本東洋史學者，1949年生於京都。主要論著有《中國古代社會論》（1986年，中譯本2023年）、《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1994年）、《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1996年）、《中國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2003年，中譯本2008、2021年）、《中國古代の財政と國家》（2010年，中譯本2023年）、《中國古代の楽制と國家:日本雅楽の源流》（2013年）、《中華の成立：唐代まで》（2019年）、《中國古代國家論》（2023年）等。

徐沖：在你的求學經歷中，有哪些對您影響較大的學者？

渡辺：從博士階段開始直到現在，在經濟史研究和理論研究方面，我尤其受到了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哲先生（1931—）的影響。中村先生當時通過對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原典的研究，出版了以小經營生產方式論為基礎的《奴隸制與農奴制的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中文版為凍國棟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提倡與歐洲相異的亞洲社會形態的歷史理論。

我未選修過中村先生的正式課程，沒有從先生那裡拿過學分，因此不算是受業學生。不過，在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的中村研究室，1979年10月開始的韋伯研究會，1982年6月開始的《資本論》研究會（持續到1986年），1989年4月開始的葛蘭西研究會，1991年開始的阿爾都塞、調節（régulation）等現代社會理論的研究會，我一直都有參加並學習社會形態理論。宮澤知之君也參加了上述研究會。特別是在《資本論》研究會，用四年多的時間通讀了全三卷。為此，還通過見田石介（1906—1975）的作品（《見田石介著作集》6卷，大月書店，1976—1977年，《黑格爾邏輯學研究》3卷，大月書店，1979—1980年）學習了黑格爾邏輯學。這些經歷都成了推進我的研究工作向前發展的巨大財富。

遺憾的是，作為經濟史家的中村先生，並沒有提示關於上層建築論和意識形態研究的具體研究方針。我的社會思想和國制史研究，是從中村《資本論》那裡學到的歷史唯物論方法的應用和展開。

為開展作為上層建築的中國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研究，在歷史唯物論方法之外，以經學、史學、諸子為代表的中國古典研究及其方法的掌握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一意義上，對我最早的影響來自中國文學的小川環樹先生（1910—1993）。碩士一年級的時候，經友人介紹，參加了小川先生退休前最後的《文獻學》課程。課程內容是用實例講解書志學（目錄學）、文章校訂、考證方法等，以培養古典文獻的研讀能力。不僅是中國，也介紹了日本江戶漢學的高度成就，展現了完全不同於中國史學的廣闊世界。

《論中國詩》，小川環樹著，活字文化｜中華書局2017年4月。

在這一課程的影響下，我開始了兩個方面的基礎學習。其一是閱讀先於小川《文獻學》的武內義雄（1886—1966）《支那學研究法》（1949年），後來又通讀了隨即刊行的《武內義雄全集》十卷（角川書店，1977—1979年）。我的社會思想研究，就是以這一武內全集為基礎而進行的，從中所獲甚多。還由此發現了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著《經義述聞》和《讀書雜誌》的價值，二書所展現的音韻學和校訂、考證的精彩無與倫比。又以浙江書局本《二十二子》為文本，對《讀書雜誌》所涉史書和諸子進行再度閱讀，總算模糊明白了王念孫的校訂和考證方法，可以勉強做一點東施效顰的工作。我對《魏書·食貨志》《隋書·食貨志》《舊唐書·食貨志》的校訂、譯註，《天聖令》之《田令》《賦役令》《倉庫令》的譯註等工作，都是這種實踐的例子。雖然對王念孫來說不免有些失禮。

因此，我的意識形態研究和社會思想研究，從中國文獻學的小川先生、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武內義雄和王念孫三位學者這裡所受影響最大。

徐沖：你在《後記》中提到，構成本書的各章研究，基本都誕生於京都民科歷史分會與中國史研究會的研究活動中。這兩個學會對中國讀者來說都不太熟悉，可否請你略做介紹？

渡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成立了作為科學家全國組織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京都民科歷史分會是以這一協會的京都支部為母體而誕生的。京都支部下設若干分會進行活動，歷史分會即為其一。民科的歷史，與戰後日本的政治動向關聯甚深，在此難以詳述。

「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自身已經解散了。歷經反覆曲折現在仍在活動的，只有民科法律分會和京都支部的歷史分會。1960年代後半，歷史分會也曾經一度休會。後來在大學紛爭終於平息的1972年，以現在的形態再次成立，不久即以略稱的「京都民科歷史分會」作為正式會名。歷史分會以例會為中心進行活動，作為會志刊行《為了新的歷史學》（第1號，1951年6月），現在已經出到第301號（2022年11月）。

我從1976年開始，擔任了京都民科歷史分會20多年的委員。在此期間京都民科的方針，是立足於對日本及世界的政治性社會性現狀認識，基於現狀認識，在世界史的視野中形成理論和歷史認識；並以小經營生產方式論的具體化為基礎，運用比較史的方法，追求世界史的再構成。這是相當高標準的方針，實踐起來很難，不過小經營生產方式的具體研究由此成了我的研究基礎。

「中國史研究會」是1978年以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的研究生為中心成立的。當時在研究室開展的農書研究會等活動也有奠基之效。會長、會規之類的一概沒有，組織鬆散，來去自由，是自然誕生的研究會。基本成員除我以外，還有島居一康（大阪府立大學名譽教授）、吉田浤一（靜岡大學名譽教授）、大澤正昭（上智大學名譽教授）、足立啟二（熊本大學名譽教授）、宮澤知之（佛教大學名譽教授），加上後來加入的伊藤正彥（現熊本大學教授），共七人。之前的活動形式是每年舉行夏冬兩次合宿研究會，2020年新冠疫情後改以ZOOM視頻會議的形式每年舉行三次研究會。

研究會成員多是京都民科歷史分會的委員，也參加了經濟學部中村哲先生的研究生課程，研究重心從一開始就放在了以農業史研究為基礎的小經營生產方式研究上。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出版了共同編集的三冊論文集，即《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文理閣，1983年）、《中國專制國家と社會統合――中國史像的再構成Ⅱ》（文理閣，1990年）和《東亞專制國家與社會、經濟――從比較史的視角出發》（青木書店，1993年）。其後各人設定了各自的課題，繼續深化研究。中心課題仍然是農業史、村落史研究、貨幣史、財政史研究、國家論、國家形成史。

關於中國史研究會，拙著《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增訂本）》（徐沖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的《自序》中也有涉及，敬請參考。

《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增訂本）》，渡辺信一郎著，徐沖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戰後日本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潮流

徐沖：《中國古代社會論》日文版出版於1986年。您在中譯本《自序》中提到，本書可以視為曾是戰後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主流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收尾之作。可否請你更為具體地談談《中國古代社會論》與戰後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潮流間的關係？

渡辺：關於《中國古代社會論》出版當時日本的古代史研究動向，本書緒論《中國社會論的現狀與課題》中已有論述，這裡沒有另外補充的。而在本書出版前後，雲夢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等的整理就在進行之中，此後又出現了更多的簡牘材料，關於律令和法文化的研究成了古代史研究的主流，取得了很大進步。

作為其中的一環，徭役、田租徵收等社會經濟史相關的研究也有進展。不過，利用簡牘進行的研究，即使能夠具體揭示細節，但因為太過具體，由細節出發對整體進行定位就相當困難。這樣的局限是很難避免的。伴隨著研究對象的細分化，對整體的觀察變得愈加困難。這區別於之前意欲通過對作為整體史敘述的《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文獻批判來對社會經濟進行整體史性把握的研究。在這一意義上，拙著可以視為此類研究的收尾之作（成功與否另當別論）。這就是我在《自序》中提到的自我認識。

徐沖：「唐宋變革」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論》的一個基本歷史分期。你近年也一直在主持《唐宋變革研究通訊》的編輯工作。可否談談你對「唐宋變革」的認識？

渡辺：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為起點的唐宋變革論，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曾有「定論」之稱，被認為是一種確定不移的變革期。1990年代社會經濟史研究退潮的同時，時代分期論爭也漸趨沉寂。與此相伴，唐宋變革論也開始動搖，出現了諸如兩宋變革論（相較於唐宋變革，更為重視北宋到南宋間的變化）等新分期論。

確實，那種堅持包羅萬象、同步變化的唐宋變革論，可以說是缺乏反省的頑固之論了。不過，對於8世紀前半的開元年間至11世紀中葉的熙寧、元豐改革為止這三個多世紀的時代，我認為仍然有必要作為中國史上劃時代的變革期來進行把握。我最為重視的，是780年兩稅法成立所代表的對農民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承認，向國家繳納地租的體制由是成立，並一直持續到了清朝。

在上層建築論方面，內藤湖南提到存在由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發展的權力構造的轉換。關於這一點，確實還有很多值得再思的餘地。與兩稅法的成立相伴，國家結構和戶籍制度等農民支配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新支配體制的成立有賴於將唐末五代分裂時期的軍事支配體制內在化。我現在也在推進構築如此問題關心的支配體制論和權力編成論。

另外《唐宋變革研究通訊》的編輯工作，從第5輯（2014年）至第11輯（2022年）為宮澤知之君負責，第12輯以後由伊藤正彥君負責。

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

徐沖：《中國古代社會論》多次使用了「專制國家」的概念。中國學界近年也有圍繞中國古代國家是否「專制」展開的學術論爭。可否請你就《中國古代社會論》使用的「專制國家」概念略做解說？

渡辺：關於「專制國家」和「專制」的概念，包括是否應該使用，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也是意見紛紜。我個人所使用的「專制國家」概念，指的是排除了領主制和法共同體等中間諸權力，主權集中於皇帝/天子一人的權力形態，以及通過戶籍制度對小農社會進行直接支配的國家樣態。其特質表現在：維繫皇帝之主權行使的官僚制和軍隊極為發達；維繫皇帝之政治意志決定的官僚會議以多種類和多層次的形式存在；與主權集中相應，土地所有也呈現為國家性土地所有。

徐沖：《中國古代社會論》出版後，您在繼續推進漢唐財政史研究的同時，也圍繞中國古代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空間、禮樂制度等議題進行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碩果纍纍，影響深遠。可否請你談談自1980年代至今整體的研究思路進展以及近年的學術規劃？

渡辺：《中國古代社會論》出版後，我和中國史研究會的同道一起，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作為整體來把握，在這一領域有意識地開展了以專制國家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為主題的財政史研究。歷經二十餘年，我嘗試從財政史的貫通視角出發，對漢代至宋初的社會與國家之關係進行追蹤，2010年結集為《中國古代的財政與國家》一書出版（中文版為吳承翰、吳明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財政史的領域是很廣闊的，對於兩稅法以後的財政史研究並未能充分展開。目前仍在繼續推進兩稅法及其時代的財政史研究。如若可能，包括大幅調整觀點的「均田制」論在內，也計劃將唐代財政史的研究結集出版。

由專制國家論發展而來的是國制史研究。我真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是在1990年前後。當時有一批來自日本近代史、日本法制史、西洋中世史、法制史、哲學史等領域的研究者集結起來，成立了比較國制史研究會。戰後日本歷史學的國家論帶有向經濟基礎還原的傾向。研究會同仁不滿於此，提倡對國家本身的成立進行考察，包括了國家的結構以及成為其基礎的意識形態或者世界觀在內。這方面的成果結集為鈴木正幸、水林彪、渡辺信一郎、小路田泰直編《比較國制史研究序說》（柏書房，1992年）。其中我撰寫了《中國古代專制國家論》一節，後來又作為終章收入拙著《中國古代國家的思想構造——專制國家與意識形態》。

從比較國制史研究會的討論中產生的另一成果是《天空的寶座——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與禮儀》（柏書房，1996年）。與法制史的研究者進行討論，在考察國制史的時候，受到很多有益的教示，這是十分榮幸的。不過也有地方始終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就其原因左思右想，我注意到在思考中國古代國家的秩序形成之際，法制史研究者的討論偏重法制和法文化，但對中國特有的以禮樂進行的秩序形成缺乏問題意識。

其後圍繞國家與禮樂的關係撰寫了《天空的寶座》，以音樂為中心結集的則是《中國古代的樂制與國家》（2013年）。在《天空的寶座》之帝國論上又加入了天下概念，進一步展開的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2003年，中文版為徐沖譯，中華書局，2008年，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音樂、樂制研究，相較禮制研究更甚，存在中國音樂學這一獨立研究領域。一方面要理解這一研究領域，一方面還要完成國家論，耗費了非常多的時間。我的音樂、樂制史研究，現在仍然以《唐宋變革研究通訊》為舞台繼續進行。

綜上所述，我今後的研究課題有二。一為展開新的「唐宋變革論」敘述。二為結集唐代財政史研究。

《中國古代的財政與國家》，渡邊信一郎 著，吳明浩 吳承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4月。

徐沖：近年你先後撰寫了兩種通史性質的作品，即《中華的成立：唐代之前》（岩波書店，2019年）和《多樣的歷史世界：十七世紀之前的世界史Ⅰ》（かもがわ出版，2023年）。可否談談您寫作這兩部作品的緣起和收穫？

渡辺：近年，岩波書店出版了《系列中國近現代史》（6卷）等多種新版歷史系列叢書。5卷本的《中國通史系列》也是其中之一。《中華的成立》為第1卷，以中國核心部分的中原為中心，敘述了先秦至8世紀中葉為止的中國古代通史。

京都府立大學教授岡本隆司先生擔任這一叢書的策劃和主持，他也是第5卷《中國的形成：向現代的展望》的執筆者。叢書將中國史分為中原核心部分、北方草原遊牧史和南方海域史三大區域，嘗試在三者的相互關係中對中國史進行整體把握。這一編輯思路相當具有挑戰性。出版後在日本國內外都頗有反響，已有繁體中文版和韓文版翻譯出版，據說簡體中文版也在推進之中。

日本近年修訂了針對高中生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自2022年度開始，重新設置了以《歷史綜合》為代表的歷史教學科目。《歷史綜合》以近代世界史為對象，也包括了日本史的全部內容，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科目。其特點在於相較於歷史事實的記憶，更加重視對歷史事實的理解。以此為指導，各出版社也策劃了新的世界史系列圖書。

應かもがわ出版的邀請，包括我在內的六位研究者一起合作，經過多場研究會和編輯會議，策劃編輯了6卷本的講座《我們的歷史綜合》。《多樣的歷史世界》是第1卷。我將17世紀之前的亞洲分為四個世界和三個過渡地帶，它們基於不同時代的情勢形成相互交流圈，共同創造了歷史。

優秀的亞洲史通史作品，可以舉出宮崎市定（1901—1995）《亞洲史概說》（中公文庫，1987年）、松田壽男（1903—1982）《亞洲歷史》（岩波書店，1992年）。雖然不無魯莽，我也儘可能地向前輩《中國古代社會論》看齊。這也是將我的中國史研究置於亞洲整體歷史中進行定位的嘗試，期待今後的評價。

京都學派「重實證不重理論」

是一種刻板印象

徐沖：你是京都人，也一直在京都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同時你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左翼理論色彩，似乎又與流行於中國史學界的「重實證不重理論」的「京都學派」形象不合。可否請你談談切身感受和理解的「京都」？

渡辺：「京都學派重實證不重理論」這一中國歷史學界的印象，在日本也有許多研究者持類似看法。但這只是一種膚淺的印象論，在學術上猶有再思餘地。

我認為所謂理論認識，指的是對複雜構成的具體現象進行分析，將其還原為單純的概念，再將種種單純化的概念由單純向複雜發展，整理排布至恰當的位置，由此揭示井然有序的整體。在歷史學的場合，即為整體史的揭示。不僅限於歷史學，無論是何種分野，優秀的研究都需要經過分析和綜合的過程方能實現。即使存在完成度的差別，也都能成為理論認識。

因此，理論認識必定具有特定的概念構成。如內藤湖南（1866—1934）《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922年）即提出了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等概念構成和時代區分。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最早出現的真正的理論認識——用湖南的表現就是「概括的時代觀」。在此基礎上，宮崎市定又巧妙引入了古代都市國家、中世莊園制（農奴制）、近世文藝復興等西洋史概念，推動湖南的理論認識更上一層樓。

《宮崎市定中國史》，宮崎市定著，磨鐵圖書｜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3月。

其後，谷川道雄（1925—2013）引入共同體論、士大夫倫理等獨特概念，在中世六朝隋唐史領域將湖南的理論（概括的時代觀）推向新的高度。谷川熟悉社會形態理論，在與其對峙的過程中，以湖南的概括的時代觀為基礎，創造了自己的理論認識。儘管只是限於中世史，谷川的研究在京都學派中可以說是最重視理論的。名古屋大學和京都大學的受業諸生以其理論為依據，發展出了種種有益的實證研究。

戰後不久，東京大學出身的前田直典（1915—1949）創造了「京都學派」這一稱呼。這是因為以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的畢業生為中心，學者輩出，在共有湖南、宮崎創造的理論認識的同時，推進了具體實證研究。正是因為以二人概括的時代觀為依據，後輩學者方才在個別實證研究上做出了成績。

人們提到「（京都學派）不重視理論」的時候，所謂「理論」或許是特指馬克思的社會形態論和歷史唯物論。這是一種將理論認識極其狹隘化的理解方式。理論認識——完成度另當別論，是學問作為學問得以成立的必須前提。只有將自己的概念構成、理論框架與其他理論框架、概念構成進行比較和驗證，才能引發討論，在相互關係之中得以提升認識。谷川道雄的研究對歷史學研究會的「世界史基本規律」尤其是封建制進行了批判性檢討，正是典型表現，也是顯示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發展的佳例。

我在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的中村哲研究室學習了社會形態論的方法，在小川環樹先生的引導下見識了中國文獻學的手法，在東洋史研究室受教於甚至可以說過多的湖南、宮崎的理論認識，在與他們的對峙中形成了自己的學問。此前也曾經使用過貴族制和獨裁君主的概念，但近年對於這樣的做法是愈發躊躇了。因為理論認識和概念構成都已經不一樣了，分歧逐漸擴大。但我仍然是在京都學派的周邊形成自己學問的學者。與京都學派一樣，對理論和實證給予同等重視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

徐沖：你曾多次來中國進行學術訪問和交流。可否談談其中較有印象的經歷？

渡辺：我在中國訪問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1997年1月至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君建先生接受我的訪問申請，以北京為中心在中國停留了九個月。其中8月去了濟南、鄭州、洛陽和西安旅行，訪問了各地的遺址和博物館。

在這九個月中，切身感受了北京的四季轉換，拜訪了北京尚存的以故宮和天壇為代表的宮殿和禮制建築，充分體驗了本來意義上的上層建築，成為催生此後研究的原體驗。與經君建先生、李伯重先生、歷史研究所的黃正建先生、李錦繡先生等的相識和交流，也收穫很大。若沒有這一經驗，《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也就寫不出來了。

徐沖：最後，作為與新中國同齡的研究大家，可否請你對有志於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青年學子寄語一二？

渡辺：我自己是否做到了另當別論。我認為歷史研究最終還是應該揭示理論性和概括性的整體史。為此，需要學習對中國史有更多理論性概括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理論。個人經驗而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黑格爾的邏輯學，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卡爾·波蘭尼的經濟學，埃爾曼·塞維斯的文化人類學，在思考中國歷史的時候都很有幫助。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徐沖、渡辺信一郎；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