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今年被警察射殺的沒有武器的美國黑人有幾個嗎？」
「你要是想說什麼你就直接說。」
「14個。」「我不相信這個數字，而且這也不是重點。因為種族主義的歷史，警察暴行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這是發生在兩個好友之間關於種族問題的爭論，此時他們話趕話，已經無法控制各自情緒，聲調和肢體都不由自主發生了變化，其中一位渾身都在顫抖，不敢相信與身邊的朋友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原則性分歧。還能做朋友嗎？他們近乎到了撕裂的地步。
爭執還在繼續。
「你TM（髒話）能讓我先說完嗎？」
友誼之中的某些東西已經改變。與朋友討論社會政治問題，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情，還把這種討論帶到路上，試圖以公路旅行來理解彼此的觀點，則無疑是一場更大的冒險。做這件事的是兩位美國年輕人，喬丹·布拉什克、克里斯多福·豪，兩位都畢業於法學院，對美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都抱有介入討論的熱情。而他們本人也是這一病症困境的某個縮影，也許是因為他們還在對話，試探各自原則性問題的邊界，其實還並未放棄去理解不同觀點及其處境。他們也試圖觀察沿途所遇到的各種人、各種事件，進入普通美國人的底層生活，去了解他們的想法，與被抽象在諸多「主義」之下的敘事不同，這裡的情緒、感受、訴求總是細節的，並且也是具體的。
也可以說，這兩個年輕人有著這幾年美國讀書人的某種集體憂愁，或者叫集體焦慮。這種關於診斷社會問題的憂愁或焦慮在《鄉下人的悲歌》《故土的陌生人》《簡斯維爾》《下沉年代》《我們的孩子》等書籍中都有體現，它們中有的是學科性研究，有的是非虛構，其中不少已經成為暢銷書。開篇提到的對話來自新書《尋路：穿越分裂的國度》（以下簡稱《尋路》）中文版，這也是此處集體焦慮的一例——當然它其實也能為我們提供如何挽救友誼的經驗。在新近出版的新書中文版中，《鋼的城：美國銹帶興衰史》（以下簡稱《鋼的城》）、《無地可依：後工業時代芝加哥的家庭與階級》（以下簡稱《無地可依》）也是例證。作者或聚焦美國傳統工業地區的經濟社會轉型，或全景展示全美各地不同立場、身份、文化的人們對於矛盾的感知及彼此溝通。
下文從《鋼的城》《無地可依》《尋路》三本書講起。
撰文｜李家駒
「銹帶」與個體的成敗敘事
《美國之銹》（American Rust）第一季（2021）劇照。
「銹帶」曾是美國工業的明珠，卻在去工業化進程和全球價值鏈重組中淪為被掏空、被拋棄之地。當美國資本在全世界狂飆突進、財富不斷流向華爾街和矽谷時，「銹帶」作為美國的腹部和工業後院卻問題叢生，變成了全球化進程和美國社會的「失敗者」和「非主流」。「銹帶」問題不僅成為美國總體問題的表征，也成為近年來美國政治競爭的重中之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圍繞「銹帶」問題產生了豐富論述，並形成了一些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學術通識，認為「銹帶」問題的起因是企業為追逐利潤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本轉移和重組。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吸引投資，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以經濟增長帶動社會穩定。
然而，這一框架在經驗事實和研究視角兩方面仍存在解釋力局限：其一、美國「銹帶」問題被簡化和歸約為當代資本主義去工業化的普遍現象，那麼，是什麼因素使這種普遍性演變為美國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當前狀態？換言之，美國社會的民情、制度安排、社會組織與運行方式等因素，是如何與不同類型的資本生產方式相互作用，並造成當下結果的？其二、資本框架解釋了「銹帶」現象的外部動力，卻難以解釋危機發生和持續，以及社會轉型與分化的內部機理。歷史經驗表明，正是企業、社區與政府三者間的互動方式與關係轉變，構成了「銹帶」變遷的內生動力。因此，就仍有必要從「整體性社會事實」出發，在橫向（社會主體）與縱向（社會過程）兩個維度上重新考察「銹帶」作為「美國問題」的特殊性，及其之於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鋼的城》與《無地可依》兩書所考察的「銹帶」地區為我們提供了典型案例。透過這兩本書，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雙重性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作者們在經驗與視角兩方面的共同關切。
《鋼的城：美國銹帶興衰史》，[美]加布里埃爾·維南特著，劉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雅理譯叢，2023年10月。
《鋼的城》考察的是一個與既有敘事存在強烈張力的現象：匹茲堡因完成了從「鋼城」到「醫療城」的產業轉型、解決了大量財稅和就業問題而作為「銹帶」復興的典範。醫療行業更是在當下被視為「銹帶」轉型的關鍵著力點。然而，醫療行業高就業、高勞動強度、低利潤、低薪酬的現實不僅挑戰了匹茲堡的成功敘事，也與資本主義生產率提高的特徵相衝突。同時，醫療部門的員工被一系列機制和力量加以分化，形成了新的工人階級，從原有的製造業社會結構中被「剝離」出來置於社會階梯的下層。問題也隨之而來，匹茲堡的醫療行業與原有的製造業社會有何內在關聯？醫療行業擴張的同時，為何行業員工卻被持續的邊緣化？
延伸閱讀：《美國醫療的社會變遷》，[美]保羅·斯塔爾著，史文軒、許朗寧、閔雲佩譯，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8月。
加布里埃爾·維南特一方面將匹茲堡置於美國社會與當代資本主義變遷的整體視野下，考察從20世紀初鋼鐵工業勃興至今，當地產業形態與生產方式、勞資關係與勞動倫理、政府行為、社會組織與價值規範、家庭分工、性別與族群等要素髮生關係的方式，以及要素間關係的動態變化。另一方面，維南特通過大量口述史材料「深入日常生活的毛孔」，通過描繪大量個體的生命歷程，透視「銹帶」和美國社會變遷影響普通人生活的具體方式和機制。
《新綠野仙蹤之鐵皮人》（Tin Man，2007）劇照。
他的《鋼的城》一書表明，醫療行業的擴張與鋼鐵產業的衰落同步發生並相互交織，危機的內核恰恰孕育於推動繁榮的機制之中。具體而言，從羅斯福時期起，包括新政改革、工會運動、企業巨頭、社區組織和宗教團體在內的一系列力量和機制共同塑造了工人階級「美國夢」的歷史語境，即大型製造業企業向社會提供包括就業、福利和社會服務在內的一系列公共產品，產業工人和工會組織藉助國家機器分享繁榮，聯邦和地方政府則經由市場和社會渠道，在實現民眾利益的同時降低自身的治理成本。在這一機制下，「銹帶」的社會組織（以企業為核心）與社會再生產方式（以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父權制家庭為核心）也隨之確立和固定。
然而，當製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利潤不再能夠支撐整個社會運營後，加之產業工人自身的人口特徵（戰後嬰兒潮一代逐步老齡、低教育水平、職業技能單一）和對醫療健康的客觀需求，在美國公私混合、政府有限參與的福利國家體制下，低工資、低技能、高就業的私營服務業部門（如醫療）就成為緩解就業和社會壓力、減少企業成本和政府赤字的必然選擇。在美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工人階級被垂直分化為工會成員與非工會成員、男性與女性、白人與少數族裔等不同群體，人們在共同承受工業經濟崩潰與工人階級瓦解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相互擠壓和競爭，最終導致我們當下看到的一系列社會和政治後果。
需要看到的是，維南特的目的不僅僅是呈現匹茲堡產業更替與社會變遷的經驗事實，更在於意圖透過個體生命史，將工人以及圍繞工人建立的社會秩序作為龐大歷史進程和權力之網的一部分加以看待，從而對美國社會和當代資本主義體系進行病理分析。這種從普通人境遇著眼反思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路徑，在《無地可依》中有著同樣的體現。
《無地可依》的作者克里斯蒂娜·J.沃利是一名出身工人家庭的人類學家，家中四代人在芝加哥東南部的工人社區生活和工作。沃利一家完整經歷了芝加哥鋼鐵工業與工人階級的命運浮沉，因此她選擇用四代人的故事串聯全書：曾祖父母、祖父母為工業經濟的繁榮所吸引並實現了階層上升，父母則經歷了去工業化的創傷，沃利通過自身努力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大學教師。《無地可依》所描繪的，既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也是一個階層、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故事。
《無地可依：後工業時代芝加哥的家庭與階級》，[美]克里斯蒂娜·J.沃利著，張伊銘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雅理譯叢，2023年11月。
沃利開宗明義，指出工業時代的繁榮和工會運動取得的一系列成績，似乎使美國已然成為了一個階級矛盾消弭的社會。那麼，在「美國夢」逐步失落，社會高度分化且階層固化的當下，美國人口中龐大的「中產階級」是否依然存在？美國人又是在何種語境下使用（或刻意迴避）「階級」概念？沃利提出應將「階級」作為社會分析的工具，從普通人視角出發，重新思考美國社會中的「階級」話語與實踐，探究不同時代階層向上流動與個人成功的通道和條件，進而理解究竟是何種力量與機製造成了當代美國社會的不平等。
回顧四代人的生命歷程，沃利發現自己和家人「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向上流動，兩種截然不同的美國夢」，祖父母和父母經歷的是一種整體的、大部分人都能分享的「經濟上的向上流動」，依託於產業繁榮、平等主義、社群主義和社區網絡的相互紐結；而沃利自己則成了「通過個人努力取得成功」敘事下的典範。事實上，在傳統製造業轉型過程中，產業工人從原有的生產關係、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中脫離和分流，重新進行日常生活與生計適應、身份與心理歸屬適應是全球範圍內的普遍現象。
為什麼那些在物質、身體與意義層面遭遇挫折的產業工人卻要被貼上「不努力」的標籤？為什麼美國人更傾向用性別、族裔等範疇來解釋或者遮蔽階級不平等？
《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20）劇照。
這大概源於美國社會內部兩股相互關聯的力量的合力。其一是美國資本為追逐短期利潤、推動經濟「去實向虛」。在金融體系和市場運作下，鋼鐵企業的營利方式不是提高生產率，而是通過一系列兼并、重組、破產和裁員來剝奪勞動者權益並保證高管利益。於是，資本全球流動的動因不僅在於全球範圍內追逐廉價勞動力，還在於藉此重組美國本土的勞資關係。其二是伴隨（或者說配合）「新經濟」而來的文化與社會分化。在華爾街、商業保守派的鼓吹下，不平等被認為能激發社會活力，是「創造性破壞」的必然，而工人階級遭遇的集體性不公，或者被解釋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客觀必然，或者被直接歸結為個人原因。在兩股力量的合力下，包括產業工人在內的勞動階級共同承受著產業空心化造成的一系列傷害（如環境污染），卻又因對不同族裔、性別、文化和價值觀差異的過分關注而產生疏離、分歧和矛盾，而未能注意到形塑其生活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機制。
如何療愈？
《鋼的城》與《無地可依》並未給出明確答案，或許在作者們看來，在民粹主義、極端保守主義、政治極化氣氛日漸洶湧的當下，揭示「美國病」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深層邏輯和內在根源更為緊迫和重要。
分歧，在公路上
《尋路》則更為樂觀的將希望寄託於美國的民主體制和民情。不同於以「銹帶」為焦點透視美國社會的《鋼的城》與《無地可依》，《尋路》將視線投諸全美，全景展現了特朗普時期人們產生分歧和尋找共識的具體場景和生活微末。
作者喬丹·布拉什克和克里斯多福·豪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同學和好友，又因政見和立場不同分處民主與共和兩黨，在目睹和切身感受人們圍繞大選、民主制度、氣候變化等一系列議題產生的爭議和衝突後，兩人決定開車縱貫全美，為一個清晰、宏大卻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尋找答案：分裂的美國何以重建共識？與前述兩部嚴肅的學術作品不同，《尋路》是兩人的「旅行遊記」和心路歷程，敘事也更加散漫，但筆者認為，本書價值也正在於那些微末背後的真誠與自我剖析，以及嘗試由個體推及全體的社會心態考察。
《尋路：穿越分裂的國度》，[美]喬丹·布拉什克、克里斯多福·豪著，駱偉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雅理譯叢，2023年11月。
從紐哈芬的耶魯大學校園，到鳳凰城的特朗普競選集會；從路易斯安那的卡車司機，再到美墨邊境一心想要實現「美國夢」的墨西哥移民；從俄亥俄小鎮的農夫市集，再到俄克拉荷馬的女犯救助項目——美國內部的高度異質性與矛盾的複雜性被清晰地呈現出來。在普通人的真實生活中，人們圍繞財富、平等、教育、健康、道德、性別、身份等議題產生的分歧，既不能用「保守」「自由」「激進」「落後」加以歸類，也無法用「族裔」「黨派」「宗教」等概念進行本質化處理，而是人們在實現自身目標過程中因手段、價值、身份歸屬不同而產生的意義衝突。
因此，用政治生活的敘事方式來簡化和歸約真實生活中的紛繁，然後用選舉語言將問題全部歸因於某個黨派或政策這種做法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越發激化矛盾——兩位作者就曾因觀點不一而爆發爭吵以致差點分道揚鑣。
《綠皮書》（Green Book，2018）劇照。
在意識到分歧客觀存在且難以調和後，兩人嘗試用共情來理解彼此，坦言「找尋共識的意義並不在於爭辯是非，而在於培養某種默契，讓兩個人能夠在進行激烈探討的同時依然相互尊重」。「理解他人的生活經歷」和同理心也成為了兩人重新審視美國割裂的途徑。在經歷了一系列事件後，兩人堅信美國的制度、民情和社會運轉能夠為實現人們的「美國夢」提供助力，堅信分裂只是因為人們實現目標的路線不同，因此，解決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政治經濟手段，而在於通過溝通重建美國人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共識。對此，兩人開出了一張長長的藥方：以公民宗教、愛國主義、平等與尊重、共情、承認分歧並坦率交流、共同的生活經歷、音樂和文化藝術、相通的人性。一言以蔽之，傾聽和理解，被兩位作者視為美國人重建共識的關鍵。
理解之難的集體焦慮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三書都嘗試從普通人或社會底層視角出發，將那些在精英敘事下被刻板印象、被失語、被邊緣的人群置於公眾視線之下，探究「美國夢」失落背後的「深層敘事」（deep story）以及宏大進程與個體命運的相互關聯，用更能喚起人們共情的生活故事代替學術語言的超然批判，推動人們去嘗試理解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甚至劍拔弩張之人，從而超越民粹與精英、黨派、地域、族裔、性別、宗教、意識形態等敘事間的割裂與對立，重塑美國的社會連結與「美國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事實上，這種路徑在近年來已成為美國非虛構寫作的通行做法，且已有《簡斯維爾》《鄉下人的悲歌》《下沉年代》《故土的陌生人》《看不見的美國》《我們的孩子》等多部著作的中譯本面世。
《鄉下人的悲歌》，[美] J.D. 萬斯著，劉曉同、莊逸抒譯，時代華語國際·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4月。
從這些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學者在兩個相互關聯問題上的集體焦慮。
問題之一是反思「美國夢」的基礎和維繫條件。所謂「美國夢」，通常指人們在機會平等的前提下通過自身努力和天賦取得成功，具體而言，是指人們無論出身、都能實現階層上升，成為財務穩定、擁有良好住房、醫療和教育條件並能保障下一代享有同等機會的中產階級。因此，在美國語境中，「美國夢」與「中產階級夢」事實上相互指認，不僅指向了良好的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還容涵了包括工作倫理（努力敬業）、文化價值（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和心理狀態（不焦慮）在內的一整套意義體系。然而，一系列跡象和研究表明，近十幾年來，美國持續面臨中產階級衰退或空心化問題，中產階級的財富、機會通道和心理預期都在不斷下降。從人口分布看，中產階級趨向收縮（從20世紀50年代的約80%下降至當前的不到50%），低收入階層已成為社會的主要階層（《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美]厄爾·懷松、羅伯特·佩魯奇、大衛·賴特等著，張海東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中產階級的「社會穩定器」作用也因此不斷被削弱，人們的憤怒和沮喪持續積累。在此背景下，階層政治正在成為美國社會政治紛爭的新焦點（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針對這一現狀，包括維南特、沃利、羅伯特·帕特南等人在內的一批美國學者開始重新審視美國社會奉為圭臬的基礎思想或基本價值，重拾「階級」概念以審視美國這個看似「無階級社會」中事實存在的階級固化和兩級分化，進而考察其背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機制，以期儘可能團結共同遭遇不平等卻又彼此分歧甚至是對立的群體，從而推動美國社會的深層次變革——因為階級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和政治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範疇，是一系列條件和社會機制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
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疾呼「在當代美國，一道社會藩籬正在成為50年代不可想像的新頑疾：孩子們的階級出身。」（見《我們的孩子》2017年中譯本258頁）。但是正如這些作者所提醒的那樣，無論是「美國夢」也好，「中產階級夢」也罷，二者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有著特定的歷史語境，並在美國從「新政國家」到「新自由主義國家」的變遷中經歷著轉型：如果說改良性質的羅斯福新政在物質、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面為壯大中產階級（特別是勞工階層）提供了基礎，奠定了「美國夢」敘事的原典，那麼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與社會主張則在各個層面上消解了這一敘事的基礎，將集體性的階層上升敘事轉變為個人奮鬥的浪漫頌歌。
《無恥之徒》（Shameless）第十一季（2020）劇照。
另一方面，這些著述提醒我們，美國的中產階級並非同質化的鐵板一塊，而是因其在經濟和社會資本、產業分布和社會上升通道等方面的差異可大致分為產業工人、普通白領和中上階層三類，並會因種族、性別、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價值觀念等文化差異產生進一步分化。在美國社會慣於強調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並依憑文化多樣對社會作無限細分的情況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或被歸因於身份，或是直接歸咎於少數既得利益群體。「階級」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價值也恰恰在於此——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平衡性的洞察，幫助人們觀察美國社會與政治文化失調的核心。這並非是要抹消不平等問題的多維度性和不均衡性（少數族裔、女性等群體在面對結構性暴力時往往受影響更大），而是要反對用這些多維度因素來遮蔽階級不平等的基礎性作用，警惕對造成社會不平等機制和要素的碎片化、零散化理解。對此，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基本觀點對當代美國學者的深刻影響——不僅嘗試將「階級」帶回美國社會的考察現場，還借用了「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思考方式。
問題之二是對美國普遍認同與社會割裂的焦慮。這個問題與「美國夢」的失落緊密關聯：當普通民眾發現不僅自己的上升通道日益收窄甚至是被關閉，連自身長久信奉的價值規範也要被他人攻訐和否定，進而自身的整個生活方式都被視為無關緊要甚至是「罪魁禍首」時（保守派視移民、女性、少數族裔為「插隊者」，自由派則視另一方阻礙社會平等正義、「政治不正確」），焦慮、憤怒、沮喪、狹隘甚至極端對立的情緒便在整個社會中蔓延開來，並通過媒體、選舉和公共事務等一系列通道不斷疊加放大，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力——2016年美國大選至今，美國社會的撕裂已向我們清晰展現了這一點。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democracy）在黨爭裹挾社會與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淪為了「否決政治」（vetocracy），曾經緩衝和協調不同人群利益和主張的各類政治經濟手段和社會機制也在日益極化的政治氛圍中變得遲滯失靈。因此，當下美國的分裂，不僅容涵著對立各方的現實利益博弈，更是被彼此價值和意義體系所驅動而成為一場激烈的文化衝突。這一衝突的直接後果便是人們對美國核心價值原則與社會組織方式的迷惘，以及對美國普遍認同和共同命運的焦慮。
《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美]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著，夏凡譯，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
在這一點上，《尋路》一書的關懷，與《故土的陌生人》《美國的分裂》《誰是我們美國人》等著作的焦慮是一致的，但與亨廷頓、施萊辛格等人求諸盎格魯新教文化不同的是，霍赫希爾德、布拉什克和豪等人認為應首先跨越衝突各方之間的「共情之牆」（empathywall），設身處地「去認識些你政治圈子以外的人……」（見《故土的陌生人》），「在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的場景中去認識他們」以避開政治敘事的刻板偏見（見《尋路》）。應該看到，霍赫希爾德等人仍對美國的制度本身保有希望，依然寄希望於衝突各方可以跨越分歧來重建美國的共同命運。然而，這種樂觀和希望是否可行？正如《鋼的城》等著作所呈現那樣，普通美國人的命運事實上更為緊密地連結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齒輪之上，在不對美國社會和當代資本主義體系做深層次改革的情況下，身處分歧中的人們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相互理解？這種共情又何以跨越障壁？
讀罷掩卷，筆者不禁想起自己2019年在俄亥俄州代頓田野調查時，代頓前市長萊茵·麥克林女士（Rhine McLin，2002-2010年在任）對美國社會變革困境的比喻：「我們就像滿是高速行駛卡車的高速公路，糟糕的是不僅要停車，還要把所有的卡車全部換成別的」。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李家駒（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編輯：西西；校對：王心。封面圖片為《美國之銹》（American Rust）第一季（2021）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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