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歷史演繹中，東漢一度被視為西漢末年的翻版。不論是從內部的政治運作，還是從歷史節律在兩朝留下的足跡看，中國讀者熟悉的一直是兩漢歷史更像是一種自我往復。但事實是否如此？
《洛陽大火》是第一部以西方語言撰寫的後漢通史。澳大利亞著名漢學家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以都城洛陽的命運為切入點，透視了東漢百年的興衰變遷。在這本書中，他將東漢置於世界史的大視野中，點出了東漢政治現象後更深層次且環環相扣的原因，展示出了有別於傳統史學敘事中的東漢的獨特性格。
撰文丨馬小悟
傳統中國人的眼裡，東漢的形象並不那麼偉岸，由於《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東漢最家喻戶曉的一段歷史是它的最後三五十年亂世——東漢正式終結於公元220年漢獻帝禪位於曹丕，因此三國故事很大一部分是發生在漢末。除此之外，整個東漢時期幾乎沒有太多存在感，像一道餘暉，又像一抹影子，作為光芒萬丈的西漢的漫長尾聲，還有三國的激盪歲月之前充滿了白噪音的一闋序曲。
然而，漢學家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在《洛陽大火：一部後漢史》開篇第一句話所起的調子卻是如此高亢：「公元1-2世紀，歐亞大陸的兩端出現了兩個可以匹敵的偉大帝國。」作者張磊夫今年已經八十七歲高齡，他戲稱自己很可能是「英語世界裡唯一一個讀過《後漢書》全文兩遍的人」。
幾十年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雖然突飛猛進，但很可惜自魯惟一、畢漢思、余英時等學者合寫的《劍橋中國秦漢史》（1986）後，關於東漢乃至延及三國到魏晉，並沒有更完整系統的史學成果（甚至《劍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仍未撰成），因此2016年，英文版《洛陽大火：一部後漢史》由著名的學術出版機構荷蘭·布雷爾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推出時，可說是西方歷史學界這幾十年來屈指可數的一部東漢斷代史。
《洛陽大火》，[澳]張磊夫 著，鄒秋筠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3年5月版
以「洛陽大火」透視東漢興衰
張磊夫這本書以政治史為中心，其標題「洛陽大火」，以火之意象與地名洛陽，綰合的是東漢從崛起到衰亡整整196個年頭。
作為東漢都城的洛陽，可謂與火相始終。光武帝劉秀公元25年稱帝後定都於此，改洛陽為雒陽，正是為了呼應漢王朝的火德說，以避免水火不相容。在秦漢四百年主流歷史觀——五德終始說的支配下，劉邦立國時，原本將漢朝定為水德，尚黑；漢武帝改正朔為土德，崇尚黃。而劉秀延續的是王莽篡漢時的說法，將漢王朝改為火德，尚紅（王莽改制對東漢的影響可以說是全方面的，遠不止此一端，書中有詳細展開），漢朝在後世也便有了「炎漢」之號。
書里更戲劇化地描述了東漢衰亡的關節點：189年9月22日晚，何太后之兄、身為攝政的大將軍何進當晚被宦官所殺，他的軍隊衝擊南宮宮門，洛陽皇宮慘然的火光照亮了東漢皇權的終結。
董卓從城外軍營看到火光，率軍入城。一年之後的公元190年，董卓脅迫漢獻帝劉協、朝臣和百姓西遷長安，一把大火將洛陽徹底燒為灰燼。如今作為東漢首都的洛陽城，位於今河南省洛陽市以東數公里無人煙處，公路和鐵路穿過的一座座脊狀土堆，那就是城牆遺蹟。
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描寫東漢時期的洛陽城，它的布局，它與羅馬的對比，以及它的興廢，由此奠定了全書的宏大旋律的蒼茫主調。
東漢的存續和羅馬帝國的「前半生」基本平行。張磊夫看到兩個帝國的國運似乎也「糾纏」在一起：羅馬帝國有五賢帝時代（「安東尼時代」），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稱之為「人類最幸福的時代」，而東漢前三帝（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也被後人司馬光譽為「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後漢之盛者也」（《資治通鑑》）。
《阿什杜德的瘟疫》，尼古拉·普桑作於1630年，198 x 148 cm，油畫,帆布，目前該作品由羅浮宮保管。
巧合的是，兩大帝國的衰亡均開始於一場肆虐全世界的超大瘟疫——「安東尼瘟疫」。這場瘟疫暴發於公元165年，造成當時執政的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沉思錄》作者）染疫而亡，五賢帝時代戛然而止。大疫在羅馬帝國持續了十多年，造成七千五百萬人口的七百萬到八百萬人死亡；數年中，瘟疫從西方傳到東方，後漢在同期亦頻發嚴重瘟疫，張仲景《傷寒論》便是寫於此時，名醫華佗也是這一時期人士，可想而知瘟疫對當時中國的衝擊有多大——全境估約五千五百萬人口中，死於瘟疫者的比例當不小於羅馬帝國。安東尼瘟疫導致羅馬帝國自此走上由盛轉衰的漫漫長路，在東方則引發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黃巾軍起義，漢帝國數年後直接土崩瓦解。
把東漢置於世界史的大視野中的做法，應該是受益於張磊夫年輕時在劍橋大學整整三年的歐洲史學術訓練，而正式進入東漢三國史研究領域之後，他師從瑞典裔漢學家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畢漢思著有《漢朝的中興》（四卷本，分別出版於1953，1959，1967，1979，歷時十五年始出版完竣），他作為主撰者之一的《劍橋中國秦漢史》（1986）中對東漢有諸多別開生面的持論。而張磊夫的這部《洛陽大火》很明顯看得出來是受到老師畢漢思以及《劍橋中國秦漢史》的深刻影響，是將其分析與觀點的進一步推進。
兩漢歷史只是自我往復？
和劉邦盡誅功臣不一樣，光武帝優待雲台三十二將，以至於東漢的皇后之位一直由陰、竇、鄧、梁、馬等少數幾個開國時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家族所把持，這也帶來一個歷史奇觀：光武帝皇后陰麗華誕下明帝之後，除了末代傀儡皇帝漢獻帝，再沒有一個東漢皇帝與皇后產下任何子嗣。
對此，張磊夫不認為這是政治婚姻導致皇帝刻意迴避（畢漢思觀點），他舉歐洲史為例，「很多國王出於外交考慮不得不迎娶並不喜愛的王后，兩人還是會有兒女，有時一次交媾便足以產下孩子」，他進而作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想：「考慮到妊娠併發症和傳染病的危險性以及當時的醫療條件，對一位皇后來說，最好的策略可能是讓另一位嬪妃懷孕，然後帶走孩子自己養育——作為皇帝的正妻，皇后是所有皇子名義上的母親。」
不管東漢皇后無子女的背後真相如何，無論如何這造成了傳統歷史演義中，東漢的歷史很像西漢末年的翻版，乏善可陳，表面上不過是將西漢末年的那些母題反覆變奏：中央似乎永遠是皇太后、外戚加上刻意挑選的小皇帝，一遍又一遍如走馬燈，至多加入了宦官這一股新勢力作為皇權一方的新變量。這種閱讀東漢的傳統方式，中國讀者再熟悉不過。兩漢真的只是在如此地自我往復？難道中國古代史，真的暗合《三國演義》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一套歷史循環論的說法？或者徑如清代歷史學家趙翼所認為的，光武帝只是西漢皇室的小宗，「譬如數百年老乾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從而前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後，除了末代漢獻帝，再沒有一個東漢皇帝活過34歲。
張磊夫則明確認為當以線性歷史觀來看待兩漢史，東漢的無關乎朝代興替之「氣數」，他在書中專門引用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在《哈佛中國史》中的一句斷言：「東漢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漢極少有共同之處。」
結構主義視角下的東漢史
《洛陽大火》書中所使用的方法，張磊夫自稱為結構主義史學，這與作為西方史學主潮的布羅代爾「年鑑學派」一脈相承，也就是將歷史放入政治、地理、經濟以及當時特定的危機等因素的「結構」（Structure）中來理解，進行問題導向的全景式敘述。換句話說，點出東漢政治現象後的更深層次環環相扣的原因，正是張磊夫書中的一大特點，我們恰恰可以讀出東漢的獨特性格。而東漢的歷史表象，實際上是由它特有的權力制衡結構所決定的。
簡而言之，東漢以皇后皇太后為中心的外戚家族，以三公九卿為首的外朝文官系統，以及皇帝與宦官的利益聯合體，不能視為東漢政權不穩定、積貧積弱的症候，三者反倒構成了鼎立式的權力制衡體系，這樣一個互相制衡的體系防止任何集團獨掌大權。再加上光武帝劉秀為減削外朝政府之權力，廢除了秦、西漢二朝實行的丞相獨自執政制度，改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聯合執政的辦法，又讓品秩低下的尚書台和三公實質上形成了兩個競爭的內閣，以及東漢呈現出弱中央、強地方的態勢，地方豪強大族與中央朝廷的結構關係中，國家權力從都城向地方轉移，在這種種情況下，哪怕皇帝無後嗣，或如走馬燈般輪流換天子，也不至於像權力過分集中的一人體制那樣導致權力真空式的脆斷，過於影響政治體系的正常運作。同樣，宦官也遠不是王朝軟弱的象徵，用《劍橋中國秦漢史》里的話來說：「當外戚家破壞了這個平衡的時候，皇帝在憲制的意義上就得恢復它，因此，這時宦官就被引進其中了。」
對於東漢的這種看似不穩定但實則平穩的權力格局，《劍橋中國秦漢史》對此評價極高，曰：「後漢的制度不僅具有建立在牽制和平衡這一基礎上的十分重要的穩定性，還具有適應性和發展的能力。後漢的制度成為當時世界上及後來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對比於錢穆在《國史大綱》里的看法，「東漢的立國姿態，可以說常是偏枯的、靜的、退守的」「東漢是秦、漢以來統一政府之逐漸墮落」，描述的雖則是同一現象，但是看到的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洛陽大火》延續的無疑是《劍橋中國秦漢史》的致思進路，在張磊夫看來，東漢的崩潰在根本上也是其「穩定結構」的崩潰，書中這樣總結道：「公元189年9月26日對兩千多名宦官的屠殺，漢代政治體系中憲制的均勢因素才被破壞，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將領們所控制。王朝在餘下的時期的特徵是一片混亂。」
《劍橋中國秦漢史》，[英]崔瑞德 /[英]魯惟一 著，楊品泉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按張磊夫的敘述，東漢國力強盛的頂點，當在章帝之子劉肇（和帝）統治時期，和帝「勤勉負責，關愛百姓」，僅以經營西北而論，就有竇憲北伐匈奴，大敗北單于，以及班超重建西域都護的武功。不過，此立論明顯與傳統立場相違。早在東漢末年，學者蔡邕為改變當時煩瑣的宗廟體系，便提出自和帝開始的皇帝全不宜稱宗，「應毀之」，理由是這些皇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
蔡邕可以說代表了後世史學的正統立場，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似乎能挽救東漢社稷於既倒者，只有朝堂上的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這些士大夫清流，但歷史的弔詭在於，當袁安的四世孫——袁紹背負公卿大夫之重望，勸攝政者、大將軍何進對洛陽城裡的兩千宦官趕盡殺絕之時，便是為董卓開啟了入洛擅權的方便之門。
從蔡邕、司馬光到張磊夫，古今評價之所以會有這種刺眼的反差，原因恐在於和帝一朝，外戚和宦官勢力開始浮上檯面。在蔡邕等傳統士大夫眼中，女性和被閹割的男性是天生沒有權力參與國家治理的，「宦官看作一種生性殘忍、攫取非法權力的走狗，被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女性當權者的形象也好不到哪裡去，二者合稱為「婦寺竊柄」。而且這種精英男權色彩極重的觀點越到後世，越是膨脹到無以復加。其實在東漢當下時空中，也許外戚、女主和宦官之治並非一律被視為罪不可恕。畢竟王莽作為外戚，廢漢立新朝之初，也算是眾望所歸；再以蜀地稱帝的公孫述為例，他曾夢見「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十二」指的是前漢十二個君主，可矚目的是其中把並未稱帝的呂后也統計了進去。
再舉一例，曹操之父眾所周知是宦官曹嵩的養子。自順帝時期開始，宦官可以被封爵、被准許有養子，且身死之後養子能夠繼承財產和爵位，這可以說得到了和外朝的公卿士大夫一樣的政治待遇，從曹丕登基後並未還宗夏侯氏，可想而知無論曹操還是曹丕，對於「曹」姓是真心認可，這也反映出當時對宦官的態度遠非後世史學家筆下的那種清一色的鄙夷與敵意。
《洛陽大火》殊為特異之處，便是拋開傳統精英士大夫的自我神話，不再用先天有色眼鏡、心存偏見地「看待」東漢權力結構中的外戚、女主和宦官。在書中，和帝的皇后也即後來秉政十五年的鄧太后，得到了極高讚譽。對於女性統治者的長處，張磊夫認為在於「相較於真正的統治者而言，她的地位相對弱勢，所以不能過於獨裁激進，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與大臣的關係」。在鄧太后秉政的十五年里，她從未讓鄧氏子弟參與朝政，史書中多次出現朝堂辯論，公卿們能夠公開表達自己的政策觀點。書中如此總結道，「公正地來看，她應該被作為後漢最稱職得力的統治者之一被銘記」，而這個結論，恐怕是視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傳統精英士大夫階層所不願也不能夠承認的。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馬小悟；編輯：申璐；校對：趙琳。封面圖片來自《風起洛陽》（2021）劇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