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幼儀回憶錄:他從一開始就不喜歡我,只是不敢反抗傳統

2023-10-18     新京報書評周刊

原標題:張幼儀回憶錄:他從一開始就不喜歡我,只是不敢反抗傳統

1920年前後,一艘遊船某天緩緩駛進馬賽港的碼頭。歷經三個星期的航行,甲板上的人們探著身等待上岸。張幼儀也在人群中。這是她與徐志摩分別一年多後,第一次出國與丈夫團聚。前一夜,她還躺在船艙中輾轉難眠。同船的遊客打趣說:「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匆匆應下的張幼儀無言以對,她心裡清楚,她是被婆家送去的,為了提醒徐志摩對家裡的責任。

船還未靠岸,張幼儀一眼就從人群中認出了徐志摩。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色絲質圍巾。張幼儀沒見過西裝革履的徐志摩,但這並不妨礙她認出他。「因為他是那堆接船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兒的表情的人。」

張幼儀有些出神,許是太久沒見,久到她都快忘記他一向是那樣,正眼也不瞧她一下的樣子。張幼儀回憶說,她這一輩子都在和像徐志摩一樣有學問的男子生活,她的父、兄皆如此,但他們從沒這樣對待過她,「唯獨我丈夫如此」。

儘管坊間已經流傳有許多關於徐林的愛情佳話,又或徐陸如何向舊傳統發起挑戰,但鮮少有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的聲音。與徐志摩眼中那個固守傳統的婦女形象有所不同,張幼儀還是家中第一個沒有裹小腳的女性,也是那個在傳統框架下求學求知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最初於1996年在美國首次出版。在繁體版出版之際,「曾經有人對本書對徐志摩的形象可能造成的傷害提出質疑,張邦梅表示,她只是記述了張幼儀的故事和感受,讓她也有講話的機會」。時隔多年,兩個人的故事不應該始終只有一個人的聲音。對於兩人的關係,身處其中的張幼儀也有自己的觀察。她又會如何講述他們的故事,如何追憶屬於她的人生?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安之如儀》,篇幅原因,較原文有較大幅度刪減,文中圖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原文作者|張幼儀口述 張邦梅著

《安之如儀》,張幼儀 口述,[美]張邦梅 著,中信出版社 2023年7月。

「所以呀,他從一開始就不喜歡我」

我頭一次聽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十三歲那年。爸爸媽媽在 我放假從學校回家的時候,把我叫到客廳,交給我一隻小小的銀質相片盒。

「這是做什麼用的?」我想知道。

他們說,看看他的相片。我打開盒子,瞧見一張年輕人的照片,他的頭大大的,下巴尖尖的,還戴了副圓圓的金絲邊眼鏡。爸爸想知道我對照片里那個人的看法。我一言不發地蓋上盒子。自從大姐算過命以後,家人一直期待這一刻的來臨。我轉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沒意見。」根據中國當時的傳統,情況就是如此:我要嫁給家人為我相中的男人。

他叫徐志摩,是四哥幫我發掘他的。四哥在擔任浙江都督秘書的時候,有一部分公務是視察當地學校。幾個星期以前,他到杭州府中學堂視察的時候,對其中一個學生的作文印象極為深刻。這篇文章題為《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將梁啟超的文筆模仿得惟妙惟肖。梁啟超是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也是二哥的朋友兼同僚。四哥後來告訴我,他翻過數百份模擬梁啟超文 章的學生作品,但此前沒有一篇捕捉到他文字間那種優雅的文白夾雜風格。

這位年輕作者的書法也透露出不凡的才氣。四哥細看他寫的每個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筆法的勁道,或是毛筆每寫一畫、一鉤、一折時在紙上所用的力量——顯示出他有堅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氣——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韻,這種神韻只有 在一個人受過幾年書法訓練以後,適時摒棄所學才能達到——表達出他的眼光和操守。

四哥打聽了這位文章如此令他難忘的年輕學子的來歷,得知他是當地一個有錢好人家的獨生子。四哥無須知道更多,當天晚上就寄了封署本名張嘉璈的介紹信給徐家的當家,提議徐志摩與我成親。信寄出去沒多久,徐志摩的父親就親自回了封短箋,同意了這門親事,因為四哥在當地已經博得聲望,而且恢復了我們家家境富裕、受人敬重的名聲。徐志摩父親的短箋寫得很簡單:「我徐申如有幸以張嘉璈之妹為媳。」

這就是徐志摩和我訂婚的由來。

1986年聖誕節,張幼儀與張邦梅。

我和徐志摩結完婚,在婆家住了幾年以後,有個用人告訴我徐志摩第一次看我照片的情形。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棄的口吻說:「鄉下土包子。」

所以呀,他從一開始就不喜歡我。可是就算後來他思想變新了,他還是不敢反抗傳統。所以,他聽從父命與我結婚。

在家人考慮正式為我和徐志摩訂婚以前,得先找個相命的人 來家裡合我們的八字,看看我們是不是相配。我坐在媽媽和相命婆中間,忐忑不安地等著聆聽我和徐志摩未來的命運。相命婆盯著她的相命圖。「我喜歡這家人,」她說,「是非常好的人家。」

她端詳著那張相命圖,開始給媽媽解說出生年份里的玄機。徐志摩生於1896年,比我大四歲,生肖屬猴。唐朝有位皇帝派唐僧到印度取佛經的時候,挑了孫悟空這隻猴子同行,好完成這項重大任務。這迷人又逗趣的猴子,是第一個被佛教徒崇奉為神的動物。可是相命婆說,猴子也可能變得狡猾和醜惡。我的生肖是鼠,象徵勤勞與富足。老鼠是專撿爛東西的動物,它們會尋找、獲得、囤積豐富的食物。不過,老鼠也可能出現膽小和吝嗇的行為。

相命婆深吸一口氣,直截了當地向媽媽說明。「我必須告訴你的是,屬鼠的和屬猴的人在這門親事裡不配。」她宣稱,「要是你女兒屬狗就好多了,狗是忠實的象徵。」媽媽不安地說:「我這兩個最大的女兒,老大要到二十五歲才能結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

我差點兒聽不下去她們兩人的談話。我想知道出了什麼岔子,但不敢打擾媽媽和相命婆。是我哪裡有問題嗎?還是徐志摩哪裡有毛病?相命婆說我們不配,是什麼意思?媽媽搖搖頭,差點失去耐心地看著我說:「我們怎麼辦哪?你們當中總有一人非趕快嫁掉不可。」

媽媽沉默良久以後,才聳聳肩膀,擺出一副認命的樣子說:「我們得做我們該做的事。」結果相命婆把我的生肖從鼠改成狗,生年也從1900年改成1898年,然後宣布這門親事是天作之合。我家人把這消息送到徐家,略而不提我的生肖被篡改的事。一個星期以後,徐家把象徵婚姻堅貞不渝的一對鴛鴦送到我家門口,家人接受了這份禮。這就是正式訂婚了。

圍繞在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這一生的一大未解之謎。我始終納悶,那個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從相命圖上看到了什麼噩運?她事前就知道我們會離婚嗎?而且我從來都沒搞懂,為什麼相命婆幫大姐算命的時候,媽媽聽了她的話,輪到給我算命的時候,媽媽就沒聽,難道她認為我嫁給一個不適合的對象沒關係?徐志摩和我不顧相命婆的不祥預測而結婚,是命運使然嗎?

「我們之間的沉默,

就從那一夜開始」

在西方婚禮中,新郎新娘是最有面子的人,他們在一個地方或站或坐,由來賓趨前向他們致敬。中國婚禮的情況恰恰相反,來賓才是接受致敬的人,新郎新娘必須向他們磕頭。磕頭的全部過程是這樣:磕頭者先雙膝跪地,然後把兩臂擱在前面,頭著地面之後再起身。

我們舉行婚禮的時候,徐志摩和我站在兩張紅色太師椅前,向每對坐在椅子上的來賓磕頭,有人會從一長串名單上念出他們的名字。因為要磕頭的對象太多了,我們沒辦法完全自己來;其實我們身後各有一人幫忙推我們下跪,再拉我們起立。推下去,拉起來;一遍又一遍持續了好幾個鐘頭,我都認不出誰是誰了。

婚禮結束後整整一個星期,我兩條腿痛得差點兒沒法子走路。

1911年,中國從君主專制變成共和政體,可是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全國土地受到各地軍閥的控制。1915年,也就是我們結婚那年,軍閥之間起衝突是家常便飯。就在我們結婚當天,硤石鄉間打了一場小仗,所有開往上海的火車都被取消,誰也沒法子回到城裡。一聽到這消息,許多男客都在喜酒之後離開禮堂,與上海的辦公室聯繫。四哥、徐志摩的父親,還有他們大多數的朋友都是銀行家,這些人當天晚上有一半時間都花在拍電報告訴他們的助手,他們第二天不會到辦公室。徐家人不得不訂下鎮上的旅社房間,又租下另外兩間房子給所有過夜的來賓住,這種大陣仗以前從沒在硤石發生過。既然大多數來賓要留宿,大家都熬到很 晚還不睡覺。

到了鬧洞房的時間,一大堆人都擠進洞房。鬧洞房是個非常老式的習俗,新娘坐在房間正中,來賓說些不堪入耳的話試探她的脾氣。當徐志摩的親戚朋友在我四周走來走去戲弄我的時候,我得坐在洞房中間,什麼話都不說。要是我哭了、笑了,或是開口了,就會被認為脾氣不好。

「唱個歌來聽聽吧!」一個人說。

「我們讓她跳支舞吧!」另外一個人說。

「乖乖,你好醜啊!」有個人說。「大家瞧瞧這雙大腳。」又有個人說。

他把我的裙子撩到腳踝上,好讓每個人取笑我的大腳。他做這件事的時候,我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由他去鬧。徐志摩的一個朋友甚至提議大家看看我內褲的顏色,幸好徘徊在我身邊保 護我的哥哥弟弟阻止了他們,要不然我是招架不住的。這種戲弄持續了幾個小時,大部分過程徐志摩都沒看見,因為他進進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諢去了。說句實話,我覺得參加婚禮的每個人得到的樂趣都比我多。

大約清晨四點的時候,客人突然之間都離開洞房了。我累壞了,一個人在那兒坐著。才過了大概五分鐘,徐志摩就進來了,後頭還跟著好幾個用人。其中一人把床罩子拉到床尾,在床中間鋪上一塊白絲帛。堂姐告訴過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展示這塊布上表明我是處女之身的證據。其他幾個用人幫著把我從椅子裡扶起來,帶我走到梳妝檯前,準備為我的新婚之夜梳理一番。

我很快就準備好了。我那略帶檀香味的頭髮松垂在肩膀周圍,用兩隻玉梳向後固定;除了披上薄薄一層繡著鴛鴦(象徵婚姻忠貞)的紅絲袍以外,身上再無他物。用人離開洞房以後,我就轉向徐志摩。

他身上也脫得只剩最薄的一層絲袍,而且充滿期待地站在房間那頭注視著我。初次與他獨處,我很想跟他說說話,大聲感謝命運的安排。我想說,我現在是光榮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 好侍奉他們。可是正當的做法是由他先向我開口,所以我就等在那兒。

當時的我年輕又膽怯,也許一個新式女子會在這個時候開口,一對新人就此展開洞房花燭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話都沒對我說,所以我也沒回答他。

我們之間的沉默就從那一夜開始。

「不三不四」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後,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義務之外,對我不理不睬。就連履行婚姻義務這種事,他也只是遵從父母抱孫子的願望罷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不聞不問,特別是我哥哥還是他的朋友,他顯然也對我娘家很滿意,可是他為何如此待我?

有時候,他伸著腿坐在院中長椅上讀書,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縫東西。他會對某個用人說:「給我拿這個。」對另外一個用人說:「抓抓我這裡。」可是從不與我交談。

當時我太年輕了,不知道要怎麼樣應對,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說話,我也可以好幾天不言不語。我對婚姻所求為何?我不求愛情(至少眼下還沒這樣要求),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東西肯定比我現在擁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關心——要來得多。徐志摩從沒正眼瞧過我,他的眼光只是從我身上掠過,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輩子都和像他一樣有學問的男人——我的父親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們從沒這樣對待過我。唯獨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氣時,徐志摩沒交代一聲,就不見人影。我從一個用人口裡得知,他乘著轎子去徐家在東山上的一棟房子了。雖然我從沒上過那兒,可是我曉得從那山頂可以望見一座女石像。根據當地的傳說,有個婦人的丈夫到海 外經商後一去不復返,她登上一座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盯著海面瞧。她守候丈夫的時間太長了,被淚水沾濕的身子最後變成了堅硬的岩石。當地人就給那座山取名叫「望夫山」。所以我假想我到過山上那處所在。

這時候,我才了解阿嬤說的「不三不四」是什麼意思。

我本該是個有雙大腳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卻當我纏過腳似的對待我。他認為我觀念守舊,沒受過教育,所以不喜歡我。然而,對老太太來說,我又不夠傳統。有雙小腳的她每天待在女眷室就心滿意足了,而我卻想到硤石街上一探究竟。阿嬤和媽媽對我許過種種願望,可是我既不像媽媽夢想我會變成的太陽姐妹中的一個,也不像阿嬤想要我變成的月亮姐妹中的一個。

徐志摩回家以後那幾個星期,老太太一直緊盯著我。有一天 吃午飯的時候,我沒有胃口,她就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然後以肯定的語氣說:「你有喜了。」

她會比我先知道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結果被她料中了。懷胎頭三個月,我害喜相當厲害。但從第四個月起,我能感覺到孩子在動的時候,就開始盼望肚子裡是個男孩。

我已經告訴過你,中國的女人是一文不值的,現在我要告訴你為什麼。人死的時候,是從陽世轉到陰世。女人、陰性、月亮,以及所有被動和幽深的東西,都屬於陰界;男人、陽性、太陽,以及所有強勢和崇高的東西,都屬於陽界。

十八歲的張幼儀摟著長子徐積鍇。

你可能覺得這麼分有失公平,可是中國人認為,只有男性——兒子、孫子、曾孫,還有永無止境的後繼者——身上才有陽界祭奉陰界祖先的適當成分。好好敬奉祖先,並且維持陰陽界 平衡是很要緊的事,要不然死者會離開陰界,變成孤魂野鬼侵犯陽界。而我們女人只有依靠為夫家生育子嗣,才能保住在陰陽兩界的地位。

這就是中國人喜歡男孩,尤其是長子的原因了。記得我聽說過,鄉下地方有個小老婆生了個女孩以後,非常擔心自己在家裡的地位,就要產婆立誓保密,把女兒打扮得像個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無法隱瞞為止,中間經過了十五個年頭。你能想像這種事情嗎?雖然我也想要個兒子,可是隨著懷孕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對自己發誓,如果我生的是個女娃兒,我不會那樣對待她;也不會把她的八字別在襁褓上,然後把她丟在田野里,讓發現她的人把她當童養媳馬上嫁掉;更不會把她的腳纏起來和限制她求學。

生產的時候,我暈了過去,可是沒人叫醒我,他們懶得叫。後來我是因為生下兒子,產婆尖叫「是個男孩」才醒轉過來。通常,以前鄉下人不會這樣子,因為他們不想讓神明知道家裡生了男孩,否則神明會把他帶走。

我公婆極為激動。他們送了一堆紅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來人間報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聽他們慶祝,覺得大為寬心。能把一個健健康康的兒子帶到這世上,真是有福氣!我一見他就很疼愛,祈求他會在我老的時候善盡孝道,讓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問題既然解決,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許可負笈海外了。1918 年夏天,我們的兒子出生還沒多久,他便離家前往位於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渥塞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攻讀銀行學和社會學。他和大多數初為人父者一樣,好像一方面覺得得意,一方面又有點兒害怕自己的兒子。然而,他對我的態度還是一樣。當我向他告別的時候,他仿佛早已遠去。說不定,他從來就沒待在那兒。

「我看你也是個鄉下土包子」

1919年春天,中國得知了在巴黎協商的和約條款:作為同盟國之間秘密協定的一部分,山東(孔子的出生地)將被割讓給日本。中國多年來對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憎恨,因為同盟國背信棄義事跡的敗露而被觸發。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大約三千名學生舉行了一場群眾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拒絕接受和約條款。他們高喊著:「打倒帝國主義!還我山東!」「抵制日貨!」

第二天,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紛紛加入了當地的示威行列,廣泛的抗議工潮也隨之形成。愛國主義的浪潮就此席捲全國,數以千計的工人碰面討論抵制日貨事宜。6月5日這天,上海大約有兩萬名工人號召罷工,這事件波及許多企業,日本人擁有的一些棉紡廠也跟著遭殃。

老爺暫時關閉了上海的幾家店鋪,待在硤石家中閱讀報上的報道。學生和工人最終贏得了鬥爭的勝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同時表示中國不接受這項和約。

從歐洲回來的二哥對示威活動的成果感到興奮。後來他問我:「徐志摩來信要你去了沒有?」

我搖搖頭。

他說:「他這麼久沒寫信給你, 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

二哥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對我說過一些話,那時我還沒懷孕。他說,全中國正經歷一場變局,這場變局將使個人獲得自由,不再愈發屈從於舊習俗。他好像被關在籠里的動物那樣踱來踱去,說他要向這些使他無法依循自己真實感受的傳統挑戰,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的男人。

我記得我雖然對他這番說辭感到吃驚,可是我既不擔心,也不懊惱。我小時候聽說過的離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貞、善妒,或沒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當然,這些事情我都沒做過。我還聽說,女人離婚是件丟臉的事,娘家會不想讓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個選擇:賣娼、出家和自盡。我不相信徐志摩會逼我走上這幾條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沒有仔細聽他說什麼,也沒把他的話當真。我以為他只是準備去西方了,所以假裝表現得很西化。

可是,聽二哥這麼一說,徐志摩的話又在我耳畔響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學生示威活動,我明白徐志摩說的沒錯:一場推翻傳統的運動正橫掃全國。我以為徐志摩沒有寫信給我的原因之一,或許是他不認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這「鄉下土包子」帶出國。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讓我到海外。他們認為我應該待在家裡,信奉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當然,他們這麼想有一定的理由:一個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時時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這是過時的觀念了。他們並不明白,如果我曉得一些事情的話,對他們的孫子會更有好處。如果我讀些書的話,就可以將所學傳授給我的小孩,做個更稱職的母親。

趁徐家人慎重考慮我該不該去西方的時候,我乞求老爺給我請個老師。老爺的哥哥有幾個還沒出嫁的女兒也想求學,我就和這三個年紀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課。徐家決定讓我去和徐志摩團聚的時候,我已經讀了一年書,但這個決定和我進一步的學業沒有一點兒關係。我想,我公婆之所以決定送我出去,是因為他們也懷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業跑去歐洲,已經讓每個人大吃一驚了。他的來信中透露出不安和憂鬱,令他的父母感到憂心。

張幼儀與徐志摩1921年在歐洲拍攝的第一張合影。

我為願望的達成感到歡喜,只是得把兩歲的兒子留在公婆身邊。另外,徐家讓我得跟著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單獨遠行已經不妥了,女人單獨這樣做就是涉險。幸好有個從西班牙領事館來的中國家庭(先生、太太和兩個小孩)準備前往馬賽,於是我們搭上同一艘輪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艙房裡。

夜裡,我躺在船艙中的床上,琢磨著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時候要有怎麼樣的舉動。想起我與他之間長期保持沉默(他一開始就說我是「鄉下土包子?」),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卻一點兒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試著告訴自己,我們之間的距離還不至於隔得太遠。在船上,我記起自己辛辛苦苦跟著老師上課的情形,心想也許徐志摩會注意到我現在的學識有長進。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學習英文。

三個星期以後,那艘船終於駛進了馬賽港的碼頭。我在甲板上探著身,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我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里,同時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色絲質圍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服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因為他是那堆接船人當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兒的表情的人。我們已經很久沒在一起了,久到我差點兒忘了他一向是那樣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將眼光直接掠過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他說他想看看巴黎,於是我們就從港口直趨火車站。連坐火車的時候,我們也很少交談——大概稍微談了點兒我旅行的經過和婆家的情形。我們抵達巴黎的頭一站是家百貨公司,他和售貨小姐幫我選了些外國服裝。而我從硤石的商人那兒千挑萬選、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艙里攤開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對勁兒了。

我不曉得徐志摩講的是哪國話——我猜一定是法文,雖然我不認為他懂法文——不過,他和正在為我挑衣服的售貨小姐聊了起來。他一邊搖頭,一邊冷冷地上下打量著我說,不行,那件洋裝不好。另外一件怎麼樣?他把洋裝貼在我身上——這是我抵達歐洲以後,他第一次碰我。

雲裳服裝公司。

當我看到鏡中的自己穿著那襲修長的洋裝,感覺到腿上那雙線襪的觸感和腳上那對皮鞋的緊密時,我都不認得自己了。我們還買了一頂帽子搭配這套服裝。到歐洲的第一天,我穿著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幾張相,寄給老爺和老太太,讓他們看看我們一同幸福地住在異鄉的模樣。

接著,我們又搭乘飛機由巴黎飛往倫敦,那飛機小得我非與他雙膝交叉對坐不可。以前我從沒搭過飛機,因為暈機吐在一個紙袋子裡。我並不害怕,那只是因為空氣不好,機身又顛來顛去的緣故。我吐的時候,徐志摩就把頭撇過去,嫌棄地搖著頭說:「你真是個鄉下土包子。」

話才說完沒多久,他也吐了。事實擺在眼前,我帶著小小的怨氣,輕聲說:「哦,我看你也是個鄉下土包子。」

在歐洲時,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總是那麼樣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別喜歡狄更生,雖然我只看過他們兩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聽到他言語中滿是崇敬。當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裡面對我的時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於是我對徐志摩起了反感。雖然他從不辱罵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興看到我在那兒。當陽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長時間待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對我擺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態度。到了黃昏時分,某種憂鬱的神情仿佛無可避免地降臨到他臉上。當黑夜來臨,他向朋友道過晚安之後,他好像又敏銳地察覺到了我們廝守的命運。自從我到歐洲以後,我們又自然而然地成為沒有感情的夫妻。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後,他的呼吸聲不但沒有緩和下來,反而因為覺得挫折和失敗而揚起——在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擺脫我,卻敗給了我的肉體,並對我們要在一起這件事感到氣餒。

本文為獨家內容,摘編自《安若如儀》。原文作者:張幼儀口述 張邦梅著;摘編:申璐;編輯:張婷;校對:劉軍。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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