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致力於以學術謀生的文科博士，都面臨著整個群體的過剩問題。一個關於文憑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在世界各地被改變。
假如一個博士畢業生在本碩博階段換過兩個以上的專業，對不起，面試大門不朝你開；假如你第一學歷普普通通，對不起，可能投出去的求職簡歷無人問津；假如你的本碩博不是一口氣讀到頭，中途曾離開了所謂的「象牙塔」而去經歷了真實的世界，對不起，評委會不歡迎你；假如你「30+」「35+」，對不起，此處不招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出生的畢業生；假如沒有人推薦你，或者推薦人不夠知名——哪怕學術做得好，再或者推薦人沒有多少影響力，對不起，你只能算是某種「陪跑」。
這裡的博士，除了應屆畢業生，也可能是剛從博士後流動站出站的科研人員、在高校院系工作數年卻鬱郁不得志且無法留下來的兼職人員。
《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劇照。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雜誌講述了年輕學者西婭·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按理說，她原本可以像過去無數從這畢業的學生一樣，借著這所院校的高點自然而然地走上學術之路，但是，這不是她的職業版本，她在畢業後擔任了幾個臨時職位。在多個機構兼職，報酬才與全職教學相當。雖然她拚命工作，但每所學校都認為她是兼職的、臨時的教職工。她拿不到醫保，沒法在肺部不適時去看醫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療哮喘的方式治療肺疼，最終被癌症奪去生命。
這是一個在學術界引起了許多討論的悲劇。
過剩的文科博士，何去何從？
有人選擇離開學術界，有人願意接受一份兼職。要是你嚮往正式的教職，你恐怕得需要卡著點出生，求學之路毫無意外，還需要跟著一個有影響力的導師（學品或人品不好，也可能讓你受盡折磨），運氣得足夠好，不為收入擔憂。凡此種種條件，即便滿足了，也並非意味著前路無憂，被淘汰出局的風險時時刻刻都躲在某個難以注意到的角落。而對於老一輩的博士來說，出生、求學和求職，一切都順理成章，他們沒有同行評議、沒有發表壓力，甚至連博士學位也是可以不必有的。
赫布·柴爾德里斯，一個在高校和公司都有一些工作經驗的環境行為學（這也是一個不容易找工作的專業）博士，他把有關學歷的處境寫了下來。下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一書。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文。
原文作者｜[美]赫布·柴爾德里斯
《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爾德里斯著，楊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供大於求的市場
我妻子（於1982年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取得環境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最近收到一份來自心理學專業「代理執行官」（acting executive officer，這個非學術頭銜充分體現了院系的價值觀）的校友倡議書。倡議書誇耀了該專業取得的成就，並請求各位校友捐資。他們引以為豪的地方，除了美國聯邦三大科研贊助機構（即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近期贊助的2500 萬美元，還包括以下這則「喜訊」：
在過去5年間（2012—2016年），我們總共培養了337位博士生，不少人以歷屆校友的身份收到此函！恭喜諸位，希望你們的職業生涯已經順利啟航！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好吧，常言道，「希望」並不是一種行事策略。心理學研究生院到底做了什麼來確保其博士校友都能順利踏上職業發展之路？恐怕沒做什麼。但這一不斷惡化的情況還只是最原始的數據。據美國國家科研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給出的排名，該校這個還算不錯的專業，在全美185個心理學博士點中，位居中游，平均每年輸送70位博士畢業生進入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只開設幾百個新的終身制職位的就業市場。難道他們因此而洋洋得意？這就像把角鬥士訓練好以後送到獅子嘴邊，多麼不堪一擊！正如學院評論家馬克·布斯凱（Marc Bousquet）所言，現在，對博士學位的正確理解是一個人學術生涯的終結。新培養的博士生作為廉價教研人員的效用一旦耗盡，就會被視為廢品而遭到拋棄。
《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博士學位情況調查》顯示，2014年新增3765名心理學博士。另據《高等教育紀事報》中一個關於職業追蹤的研究項目預測，2013—2014學年，所有四年制大學總共才開設了326個終身制的職位。而這些新畢業的博士生全部進入了這個就業市場。也就意味著，每個崗位將迎來11.5位擁有博士學歷的申請人。
這些博士研究生成了廉價勞動力，或擔任任課教師，或做實驗室助理，他們維繫著一個全美排名第44位的博士學位點的日常運作。也正因為他們的付出，學院負責人才能發出捐資倡議書，學院教師才能從科研經費里撈上一筆。說實在的，這與「發薪日貸款業務」有何區別？那些富得流油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從窮苦絕望的人口袋裡多榨出幾塊錢，一旦覺得無利可圖時，就把他們丟棄在大街上不聞不問。這是屬於移民者的故事，那些努力拚搏奮鬥、不斷向上攀登的人並沒有意識到，推開上層社會的大門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通行證。
1960年，全美各專業博士畢業生達9733人。到1975年，嬰兒潮中出生人口壯大了博士生的隊伍，使這一數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數突破至55006人。大約5.5萬人湧入一個每年只能吸收2萬人的就業市場，還要與上一年度沒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競技。還有前年，再前年……年復一年，無休無止。這是一個醜陋不堪的就業市場，一個愈繁榮就愈蕭條的就業市場。
但是一些人終究能找到工作，就像一些人總能中到彩票——而沒能中獎的我們也因此還守在小超市裡，繼續排隊等待。到底是什麼讓真正的狼族（wolf）如此強壯有力，從而區別於那些繁殖過剩、飢腸轆轆的叢林野狼（coyotes）？同樣需要追問的是，一個學院新人到底如何讓自己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始於30歲的年齡歧視
大學教授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他們恰好獲聘於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當時，大學的發展速度，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專業覆蓋面上，都超過了合格師資的供應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職業准入難度不斷加大的困境，他們依然占據崗位資源，照樣一路晉升。順便說一句，很多行業遇到了此類情形。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發現，在過去15年間，大批年長的員工依然活躍在原來的崗位上，而剛進入招聘市場的年輕人卻要大費周章，才能堪堪叩開某一行業的大門。在高教領域，年事漸長的教師都享有終身職位，新人入行門檻因此更高了。
選擇這個職業，並不只是出於天真的想法，可能還有那些20世紀60年代末思想成熟的同齡人都會有的那種敏銳直覺，沒有經過太多深思熟慮……
——約翰·科姆羅斯（John Komlos）
20 世紀60年代末，在大學教師職業發展的道路上，盲目隨意的路數或許是可行的——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為何「嬰兒潮」讓這種路數能行得通。然而，如今這個生態系統里的物種數量已然超標，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之艱辛程度，不亞於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因為從幼年起，他們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按照科姆羅斯那樣草率行事的人，很可能會像參加印第安納波利斯500英里大獎賽的計程車司機一樣，要不了多久便落得一個粉身碎骨的悲慘下場。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劇照。
哦，對了，科姆羅斯可能忘記提了：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歷史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該校這一學科始終保持全美五強的研究水平。另外，他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好吧，他只是憑直覺碰巧遇上這一切。
我所訪談的許多兼職教師，都是很晚才接觸到自己的專業領域（和我一樣）。
我本科學的是國際關係，當時是想追隨我父親從政。後來我決定放棄，碩士研究生讀了英語專業，又繼續攻讀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
我的（碩士論文）導師鼓勵我投身學術事業。「你跟學生處得很好，也發表過論文，你真的很適合這行……」我就這麼陷進去了。
我一直很想當老師。我在高中、大學、研究生院都教過書，這是我的一種身份認同。我並不想當教授，我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的，不知道應當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但我的本科導師問我，是否考慮當一名教授？現在回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就是那次喝咖啡聊天，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我知道自己喜歡思考各種新問題，也喜歡跟別人討論這些問題，但是，當一名教授的想法，對我來說還是有點陌生。
我一直很喜歡藝術，但我們家並不支持，於是我一路讀上來，選了政治學方面的專業，希望能從事外交工作。但自從我念本科開始，一直到研究生畢業，外交方面的工作非常難找。所以我決定做一次重大的人生跳躍，想做點自己熱愛的事——藝術與建築。
如今，成為一名終身制教師的過程無異於成為一名職業冰球選手。你得從4、5歲就開始一路過關斬將，在體育發展聯盟中脫穎而出，為全美青少年賽隊效力，或許還得考上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冰球項目的四大盟校才行（正如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一書中所言，你最好能掐著點出生，正好卡在年齡組起算的那一天。這樣一來，你一直會是各年齡段同齡孩子中最身強體壯的那一個）。你的競爭對手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人生優勢，而你必須找到能與之勢均力敵的某種方式。
對學者而言，這意味著，你得出生於書香世家，順利考上名牌大學的本科，然後攻讀名校的博士學位，在這期間不能因為工作或其他某種衝動嚴重耽誤求學進度。這還意味著，你一拿到博士學位，最好能立即成為科研項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論文，並得到主要科研資助機構的認可；而不是立即參與助教工作——這只能說明你成了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學服務人員。一位30歲左右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自然會得到經歷相仿、條件相似、同樣幸運的同行的認可。
《畢業派對》（Fandango，1985）劇照。
歷史學家瑪倫·伍德（L. Maren Wood）總結了人文學科領域的相關數據，結果有50%新招聘的終身制學者都處於博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或論文完成後的一年內。招聘人數隨著畢業後的年數逐年減少，直到消失殆盡。在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博士後的工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延長畢業後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樣，當最後一個助研項目臨近尾聲時，那種「時不我待」的感受會越來越強烈。
最近，我剛參加了明德學院作家會議。我的議題組長彼得·霍·戴維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也是密西根大學的一位教職員工，他批閱了我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的前幾章內容。小說的主人公是這樣設定的：31歲，擁有博士學位，剛完成了博士後研究工作。我覺得寫得比較恰如其分，也許還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這幾處都圈了出來，並在空白處寫道：「要不改成27歲或28歲？」彼得自己在30歲那年成為終身制教師，而我到38歲才完成博士論文，等第一份博士後工作完成時，我已經48歲了。如果我是待售的商品，那麼我的條形碼已經把我清楚地列為「過期商品」，註定只能在「一元店」里降價出售了。
沒有引薦人，
就沒有工作
商業作家哈維·科爾曼（Harvey Coleman）總結了一套事業有成的秘方，取決於3個部分，即表現（performance）、形象（image）和曝光量（exposure），（或簡稱「PIE」，商業大亨每講兩句話，必出現一個首字母縮略詞）。科爾曼進一步對這3個要素做了「量化假定」（faux quantification），認為事業有成的具體配方是：10%的表現，30%的形象以及60%的曝光量。對於百分率的精確度，我不敢苟同，但我覺得他的總體判斷是正確的。抱著「精英主義」的理念，我們堅信「表現好壞能夠說明一切」。然而，表現得好與不好只是一塊敲門磚，只是為了讓另外兩項要素有機會登台亮相而已。表現差勁的學者，肯定會被拒之門外；但表現上佳的學者，也只不過獲得進入第二回合的資格罷了，接下來要考量的兩項標準，權重更大。
「表現」部分衡量的內容包括：求職者的博士學歷，正式出版及發表演講的經歷，協助獲得科研資助的能力等。這些內容大多是求職者本人可以掌控的，但也不絕對。比如，某博士生所在的實驗室條件一般，或所在機構中的各種資源不足以讓其獲得相關研究方向的資助。如果能就讀於一所頂尖院校，其履歷上的資助記錄當然會更出彩。又比如，一般院校圖書館的人員配置，哪裡比得上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圖書館（Doe Library），那麼這位博士生在查詢核心期刊和檔案資料時，就無法得到一對一的館藏服務與幫助。此人的才華可能同樣出眾，但才華的展現是需要依靠資源條件的，而這樣的資源，不是所有大學都具備的，也不是所有導師都能提供的。
「形象」部分主要是先天因素決定的，不過，找個好裁縫或多去健身房也會有幫助。此外，求職者的形象要素還仰賴於招聘委員會如何進行解讀，這種解讀是不以求職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譬如，40多歲的應聘者，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會遭遇一段痛苦的求職過程，因為對新員工的形象要求是30歲的樣子。佩戴婚戒的育齡女性，會被視為攜帶一種風險因素，因為她尚未實現的生產能力會被她尚未兌現的生育能力所損害。如果院系成員向來都是白人，那麼「有色人種」很難通過「我們院系的最佳人選」這一關。我們向來都清楚，這些未曾言明但真實存在的形象標記，就和表現的好壞一樣重要，決定著我們的成敗與去留。
「曝光量」是占比最大的成功要素，這更多是博士生論文答辯委員會諸位成員的責任，而不是這位學院新人自己的責任。任何群體接納新人都需要一位引薦人，一位願意牽線搭橋、給予幫助、疏通關係，使整個過程更加順暢的現任成員。這裡，我們犯的另一個常見錯誤就是想當然地認為一切關乎教育的事情只發生於課堂之內。然而，使一名博士生成功走上教研崗位的背後，其實是現任教職人員的努力，而這一切發生在課堂之外。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我讀博士生課程的時候，有位終身制教授每個月都例行聚餐，把自己帶的博士研究生全部請到家裡，順便瀏覽、切磋各自的簡歷和求職申請信。她努力幫助每一位學生瞄準職位空缺，把他們的研究方向儘可能朝著特定的申請目標去進行潤色包裝。她做了其他同事不曾做的事，把學生送到一扇扇本不可能為他們開啟的大門前，引薦給那些可以啟動招聘計劃的資深學者，並建立人才合作聯盟。毋庸置疑，她的博士生比起其他同事的學生來說，就業情況理想得多。導師的工作責任是明確的，必須採取與其他學術領域方面一樣的嚴格標準來加以規範，這樣才能確保博士生最後能成為高校教研隊伍的一員。
美國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課程學習階段，以全面的綜合性考試和論文的開題報告為終結；二是論文答辯階段，由經全面審核的博士生自行完成課題研究。凡論文答辯期間，沒有持續、全面地幫助每個學生成功躋身學術圈的博士生導師和博士生課程項目，都有失職之嫌。他們的罪過在於，把價格不菲的教育產品兜售給天資聰穎、不乏潛力的學生，一經出售，概不負責。在泡沫經濟時代總會發生這樣的事，那些房產銷售人員總想洗脫自己的罪責，然而，污點是洗刷不掉的。
另謀出路的文化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許多關於「幫助學生另謀出路」（alt-careers）的評論文章，意思是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於學術圈的生存和發展。
儘管兼職教師和博士後研究人員確實可以離開高校，投入製藥或金融行業（收入總比當個教授來得多），但是，那種在優質的博士教育過程中訓練形成的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大部分職場環境。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識分子歸為兩類，一類是「有機型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業社會中有機生成的、滿足特定需求的學者；另一類是「批判型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題、不考慮技術與功用問題（比如，思考正義、道德或不確定性等問題）的學者。
商業領域獎勵的是「專業性」——那種你知道你能將事情做得又快又穩妥的能力。而學術領域獎勵的內容剛好相反——那種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那種對現有知識和現有做法的不滿，以及重新審視自身認知基礎的衝動。之所以把學術型博士學位稱為「哲學博士」是有原因的，因為不管什麼專業，都是以擁有批判精神為目標來訓練博士生的，使他們帶著瑪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所形容的「一種古怪而神聖的不滿、一種受到祝福的不安」遺世獨立。這種不滿，與銀行和保險經紀公司的職場氛圍格格不入，它既不能應付季度性投資總結報告的要求，也無法適應超市或政府辦公室的管理工作。據我的經驗，它同樣不適應大學的管理之需，因為學術管理工作更像是在經營一家飯店，而不是當好一名學者。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博士生倘若訓練有素，其結果是，他們將無法適應其他的生存方式。他們緊緊抓住學術這條路，不肯輕言放棄，不只是因為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通往學術的那扇大門終會打開，而是因為這就是學者認識世界的方式，但一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在別的職場上並不那麼受人歡迎。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一書。原文作者：[美]赫布·柴爾德里斯；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封面題圖為《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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