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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學基
父親劉崇山,生於1904年,1921年春考入運城師範學校,1925年終畢業。先後在我們村及周邊幾個村小學任教,1932年麥收後,受他原運師一個同學相邀,遠赴天津投筆從戎,離開教壇。
他的那個同學是龍居人,在校期間兩人關係很好,畢業後他的那個同學,又考入了山西省閻錫山創辦的學兵團。當年在駐防天津的孫殿英部下任團長,父親到天津後,他就讓父親給他搞軍需,也就是團里的後勤。
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還不到一年時間,日本鬼子就侵占了東北全境。在國民黨反動派不抵抗主義下,全國各地反蔣抗日呈燎原之勢。父親在孫殿英部下,呆了二年,深感自己不適應部隊生活,便在天津市遊民教養所里,重新找到一份保管員工作。
1937年初,爺爺從家裡給他發了一封加急快信,說我祖奶奶去世,讓他立刻回家奔喪。並告知他村民傳言:「日本人已侵占了北京、天津,讓他千萬不要給日本人當漢奸。回來時就把行裝全帶回家,待辦完祖奶奶喪事後,還是在家鄉找個小學老師干。」
面對當時天津形勢,父親早就想回家幹事,只是眼下日本鬼子還未侵占天津,總想待待再看。現在爺爺來函讓他回家奔喪,他就順水推船,辦了辭職手續。
然而,回到家裡後,祖奶奶卻健在,讓他吃了一驚。原來是爺爺聞聽日本鬼子占領天津後,他們耽心他當漢奸才想出了這個「下招」。父親弄清原委後,不覺大笑一場,對著全家人的面,說:「你們小瞧我了,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會當漢奸!」
很快,日本鬼子占領了解縣縣城。偽解縣政府教育局規定,全縣各學校必須按新教材教學(汪偽南京政府頒發的教材),父親得知這一情況後,就把剛剛託人說定的要去席張小學教書的事辭退了。他覺得按照日本人的意圖去給娃娃們講課,這和那些拿上槍去屠殺中國人的漢奸有什麼區別!於是,就幫爺爺在家裡種地,偷閒還能在家教我學習《四書.五經》,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大福音。
1939年春節後,父親聽別人講,父親原在村裡的那位啟蒙老師王有德,被日本人委任到虞鄉縣去當縣長。父親感到震驚,他想,那麼一個有品位的人,怎麼能去當漢奸?人常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作為學生,我必須登門去勸阻他,絕對不能讓他給日本人當漢奸。
不想,他的那位王老師卻來到我家裡給我父親「報喜」來了。他說:「崇山,這次我受友人推薦,被運城日本總部委派到虞鄉縣去當縣長,不日就將赴任,我考慮良久,計劃走時把你帶上,給我當個教育局局長。」又說:「眼下農村這麼窮困,連飯也吃不飽,只要能有個營生干,也就餓不死了,我今天就是特地來給你『報喜』來了,你把家裡安排一下,咱們一同前往吧!」
聽完老師的話,我父親哭笑不得,萬沒想到,他的這位啟蒙老師竟因常年吸食鴉片,生活貧困潦倒,變得如此下賤!父親說:「老師,這可是件大事,漢奸我可是絕不去乾的,就連席張村小學教師的工作我都辭退了,又怎能去給日本人去當教育局局長?作為你的學生,我勸你也不要干,一失足成千古恨。應當三思而後行啊!」老師說:「所有這些我全都知道,中國人的縣長絕對不能讓日本人去當,只要你能為老百姓多辦好事,也沒啥了不起的,我絕不會忘記我是中國人。」父親見他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也就只能「聽之任之」了。
老師走後,父親又反覆思考,很快就推翻了「聽之任之」的想法,決定再親自登門勸說一次,只要有一丁一點的可能,他也要力爭把老師挽回,就是白跑一趟,也心甘意願。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去了老師家。
老師見他這麼早的來了,滿以是他想通了,立馬滿臉笑容,說:「其實教育局局長也沒啥乾的,像你這個正八經師範畢業的人,沒問題,能夠干好。」父親說:「老師,你誤會了,我打死也不會去虞鄉當那個漢奸局長,我今天還是專門來勸阻你的,對待這一重大事件,學生還是希望你應當謹慎去處理,千萬不能因為一時困難而失去大節,那可就得不償失了!」父親又給他講了許多道理,老師連一句也聽不進去,父親只好掃興而歸。
此後,又有多個友人,包括當年邀他去天津的孫殿英部下的那位友人(此時,他已在解縣警備隊當上了中隊長),先後多次跑來我家,拉我父親同上賊船,均被父親婉拒。八年抗日,父親在家伴我爺爺種了八年土地,雖然貧困交加,但內心卻很踏實。1947年解縣剛一解放,父親那位啟蒙老師,即被政府鎮壓在於虞鄉縣石橋村。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解縣境內大大小小的漢奸(不包括士兵)均被鎮壓或關押,不曾漏掉一人,所有這些,我用四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罪有應得。我父親也應屬舊職人員,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曾受過一次衝擊,他遵紀守法、熱愛集體、嚴於律己、樂於助人,1985年7月走完了他80高齡的歷程後,壽終正寢。父親為他的兒女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讓我們終生受益。
(本文作者系鹽湖區金井鄉西王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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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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