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後」袁隆平老先生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下，2019年的超級稻畝產最高可達上千公斤。今日之中國溫飽問題已經不再是社會問題了，令很多人焦慮的是——今天吃什麼？而曾經和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作物一起作為重要糧食作物的番薯，也不再是「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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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俗稱地瓜，在中國有廣泛種植，全國各地對它的叫法形形色色：山東稱地瓜，北京稱白薯，江蘇、安徽一帶稱山芋，湖南、四川稱紅薯、紅苕，還有的地方稱甜薯、香薯等，還有阿鵝、萌番薯等稱呼……儘管它已經退出了主要糧食作物的歷史舞台，普通百姓不再重視它的產量，但經歷過饑荒年代的人們永遠記得它。
番薯其實並非中國原產，「番」，就是外來、番邦之意，原是南美物產，後由西班牙傳入呂宋島（就是現在菲律賓），明朝萬曆年間傳入中國。番薯的入華傳播跟福州有重大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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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烏石山腹地有一座「先薯亭」悄然而立。這是道光年間福州人為紀念明萬曆年間推廣引種番薯的陳振龍和福建巡撫金學曾而建的。亭子旁邊有塊巨石，上面就記載著「先薯亭」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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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州三山鼎立，百榕垂拱，自古逢兵不亂，遇災不荒。但有意外，必承賢人大德挺身化之。明萬曆年間，閩中久旱，顆粒無收。幸得儒商陳振龍引進朱薯，巡撫金學曾倡植推廣，災情旋見緩解，官民皆喜，更著書傳習，惠及江南半壁。論諸二君殊勛，當比神農。感恩之心，閩人承且篤也。自清以降，州民累建祠亭於烏石山上，名之先薯，以志永念也。」
乾隆年間，陳振龍的後人孫陳世元著有《金薯傳習錄》，裡面記錄了番薯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以及包括方誌記載、各地檔案、介紹甘薯的栽種、加工、保藏、食用等方法的招帖等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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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年間，往來呂宋島經商的儒商陳振龍見當地種植的朱薯，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他聯想到家鄉時常災歉，食不果腹，就用心學會了種薯的方法，不顧西班牙政府不許朱薯出口的禁令，冒死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渡海帶回福州培植。
明萬曆二十一年閩中大旱，五穀欠收，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呈報呂宋種植朱薯之利。建議試種番薯，以解糧荒。「巡撫金學曾令試為種時，大有收穫，可充穀食之半。自是磽确之地遍行栽播。」就這樣朱薯在閩得以推廣種植，當即就獲得豐收，緩解了饑荒。金學曾在陳經綸所獻《種薯傳授法則》基礎上，寫成中國第一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後人感念金學曾推廣之功，將朱薯改名金薯，又因來自「番國」，俗稱番薯。
品讀先薯亭旁邊石碑上記載的這段歷史時，我不禁被這個從商的秀才陳振龍的眼界和睿智之氣所感動。古代的儒家知識分子講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不能仕，做好自己已經很不容易；然而能做到不能仕，卻依舊心系蒼生，更是有著博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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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陳振龍後人更是將番薯的傳播推廣作為家族代代相傳的使命，他們寫就了一群小人物的努力，寫就了普通人的家國情懷。《金薯傳習錄》還記載了陳氏子孫世代極力宣傳、推廣番薯的歷程，從福建到江浙、山東、河南、河北、直隸……直到1786年乾隆向全國下了「推栽甘薯, 以為救荒之備」的詔書，這場由陳氏家族發起、先民間普及、再到地方政府的推廣、再上升到在朝野上下的重視、全國廣為傳種的運動，使番薯終於成為主糧作物之一。
史學家稱番薯的入華對明清時期人口的大爆炸起了關鍵性作用。糧食生產的變革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改變了中國人的糧食結構，解救了在饑荒中掙扎的百姓們，為華夏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郭沫若寫詞讚譽說「此功勳，當得比神農」。同期廣東人陳益、林懷蘭，也分別從安南（今越南）引種番薯，在廣東東莞和吳川等地種植。而陳振龍的引種傳播是算影響最深遠、傳播最廣的一系。人們把康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又稱為番薯盛世，就因有以番薯為代表的高產易植作物的開始引進和全國範圍的推廣，及種植技術的積累、改良等，對於填飽肚子、緩解饑荒、避免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和流失、防止嚴重的社會動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也大大促進了人口的快速增長。這就是「康乾盛世」背後的關鍵物質和技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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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隨著時代的變遷，番薯充分詮釋了「舊年果腹不願談，今日倒成席上餐」，變成了不再「賤」並「賴之」之物，它的食用方法多樣——「切片曰薯錢，擦（刨）之曰薯米，洗之濾之為膏為粉，蒸之為白酒」，它是營養學家提倡推薦的健康食品，依舊積極地以各種形態出現在我們的食譜中。地瓜粥、粉條、薯餅更頻繁的是以輔材的身份和其他食物配搭，成就了一道道的美食。
作者：還是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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