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詩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唐詩，唐代作為詩歌的國度，孕育了一大批傑出的詩人，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李白杜甫二人。李白詩歌清新飄逸，杜甫詩歌沉鬱頓挫，同為唐詩史上的兩座巔峰。但每個朝代對李杜的評價卻有所不同，在唐代，李白的聲望遠遠大於杜甫，杜甫本人也對李白極為仰慕，而到了宋代，宋人則普遍推崇杜甫，對李白採取一種"親而不尊"的態度，認為杜詩可學，而李白不可學，最終選擇杜甫作為學習詩歌的典範，這實在是一種頗為有趣的現象。 不過，宋人也不是一開始就選擇杜甫作為典範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較為曲折的過程。 宋初詩風大體上沿襲五代詩風，風格綺麗輕柔，當時詩壇上影響較大的有三個流派，分別是白體、晚唐體、西崑體。白體詩人以王禹偁為代表，主張學習白居易詩風，主要學習白居易的閒適詩，王禹偁也有一些作品學習白居易的諷喻詩作。晚唐體以林逋和九僧為代表，學習賈島姚合，多寫隱居生活，詩風清瘦，境界狹小。西崑體以楊億、錢惟演、劉筠等為代表，他們不滿白體詩的淺近俚俗，亦不滿晚唐體的枯寂清苦，主張詩學李商隱，追求形式精美，好用典故，辭藻華美，他們的詩歌雖多為唱和應酬之作，但也有一些詩作內容較充實，在藝術成就上更是遠勝於其他兩派，因此成為宋初聲勢最盛的詩派。
但無論是白居易、賈島，抑或是李商隱，都不是唐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代表，本著"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的原則，宋人逐漸將目光移至唐詩的兩座巔峰——李杜。
歐陽修主持文壇時，大力批判西崑體及五代詩歌的綺艷詩風，引導詩歌朝著具有宋代特徵的方向前進。歐陽修的詩歌受到韓愈的影響較大，其五七言古詩常常表現出"以文為詩"的議論傾向，但又不似韓愈詩歌那般艱澀，而是表現出一種清新流暢的風格，這得益於他對李白詩歌的學習。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詩人的引導下，宋詩逐漸擺脫前期卑弱綺麗的風格，而形成一種重議論、重質實的風格。 到蘇軾、黃庭堅登上詩壇時，宋詩又迎來了一次高潮及大變革。蘇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唐詩進行了一番更全面細緻的審視，給予李杜這兩位詩人以極高的評價。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後》說道，"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倫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黃庭堅則認為學詩歌而不能達到一定境界的，究其原因是沒把李白杜甫韓愈的詩歌讀熟。由此可見，蘇黃將李杜詩置於同樣高的地位，認為李杜詩都是唐代留存下來的瑰寶，都具有極高的學習價值。然而在李杜二人之中，蘇黃最終選擇了杜甫作為學習詩歌的典範，這是為何呢？ 在對李杜兩位大詩人進行對比評判時，蘇黃主要考慮到的有兩個角度，一是道德角度，二是文學角度。宋代文人的政治道德觀念十分濃厚，文學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因此選擇一位道德崇高的詩人來自作為學習典範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李杜二人都是愛國詩人，在他們的詩歌中都可看出他們對大唐的熱愛。當國家遭遇動亂，李白也曾寫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這些詩句，深切地表達出國家前途的擔憂，他對大唐的壯麗山河也由衷熱愛，寫下一系列詩歌讚美祖國的大好河山。但杜甫的愛國詩篇則比李白多得多，杜甫中晚年的詩篇憂國復憂民，"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以及"三吏""三別"，《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篇至今讀來依然令人動容，讓人可以透過文字感受到這位兩鬢斑白的詩人那顆熱烈跳動著的愛國心。蘇軾認為李白是狂士，又曾經失節於永王璘，不是濟世之人，而杜甫即使"流落饑寒，終身不用"，仍能做到"一飯未嘗忘君"，因此從道德角度來評判，顯然是杜甫更勝李白一籌。
而站在文學角度來看，李杜詩歌都是唐代詩壇的瑰寶，李白詩歌代表了浪漫主義詩風的最高成就，而杜甫詩歌代表了現實主義詩風的最高成就，成為橫亘於唐代詩壇的兩座高峰，使後人只能仰望而無法跨越。但從詩歌技巧來看，宋人認為杜甫技高一籌。杜甫自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作詩下的工夫很深，他的詩篇大多是精心鍛造錘鍊而成的，其律詩更是苦心經營，如《登高》、《登岳陽樓》、《白帝城最高樓》等都能做到格律精深，句無剩字。不止如此，杜甫還用七律寫作組詩，其《秋興八首》歷來為人所稱道，這八首詩分開來看，都不失為佳構，而合起來更是巨製，杜甫不僅在格律字句上精心處理，而且在謀篇布局上也可見其匠心。第一首作為序曲，高度概括了自己對祖國的擔憂以及孤獨落寞之感，第二首及第三首則重在強調身處夔州的自己的擔憂與不安，緊接著第四首作為過渡，由夔州聯想到長安，以"故國平居有所思"為結尾，引出以下四首懷念長安昔日生活的詩篇，結構精密，渾然一體。相比而言，李白寫詩較為隨意，是隨著靈感而肆意傾瀉，他的《將進酒》、《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都有一種一瀉千里，不可羈勒之勢，其不可遏制的情感借著文字噴涌而出，已無暇顧及謀篇布局和錘鍊字句了，因而李白喜歡寫歌行樂府和絕句，而極少作律詩。蘇軾認為"李白詩歌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又在一次偶然看到李白偽詩時感嘆"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也。"由此可見，蘇軾認為就藝術技巧而言，杜甫勝於李白，而這不只是蘇軾一人的看法，也是宋代詩壇總體上的看法。李白作詩出於靈感，靈感可遇而不可學，而杜甫作詩講求技巧，有徑可循，為宋人學詩指明了學習方向，因此最終被宋人當作學詩的最高典範。
縱觀整個宋代詩壇，學杜的詩人不勝枚舉，宋代聲勢最大的江西詩派便以杜甫為宗，致力於學習杜甫晚年句律精深的一面，影響十分深遠。終宋一朝，學杜最為成功的當屬陳與義、陸遊和文天祥，這三位詩人不僅學習杜詩的技巧，而且更進一步領會到杜詩的精髓，將杜詩的愛國精神和憂民之心發揚光大，寫下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愛國詩篇，奠定了他們在宋代詩壇上的獨特地位。 當然，儘管宋人最終選擇了杜甫作為學詩的典範，但宋人並不是亦步亦趨地學杜甫，而且有所取捨，有所創新，努力在學杜的同時擺脫杜甫的影子，創造出個人的獨特風格，正如黃庭堅、陳師道學杜詩的藝術技巧，而陸遊、文天祥學杜詩的愛國精神，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宋人又不只是學杜，而是博採眾長，兼收並蓄，歐陽修、蘇軾、陸遊的詩歌也或多或少受到李白飄逸豪放詩風的影響，而宋末四靈詩派、江湖詩派又轉而走向賈島姚合一路，宋詩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又有著韓愈的影子......正因為如此，整個宋代詩壇看起來才更加多姿多彩，成為繼唐詩之後的又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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