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性的理解是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人性的分裂與和諧問題構成了近現代以來中西方藝術的宏大歷史敘事，人性是文學永恆的主題，每個作家都用自己的藝術形式來表達著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沈從文也是這樣，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小說家之一，對人性的審美反思，是沈從文創作的核心思想。人性是複雜的，沈從文對於人性內涵的審美建構，反映出他獨特的生態視角，對人性和諧發展理念的思考使他的作品擁有了超越時空的意義，今天，通過閱讀沈從文的作品，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冷靜下來思考人性、思考人的發展問題。但是，沈從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建起了一座"希臘小廟"，供奉著和諧而美好的神性，他試圖將這種神性精神重新注入到中華民族心中，而在當時的中國，這種神性精神是否可以重建呢？

一、 野性、理性與神性

沈從文遵循的生命哲學觀是："神即自然"，神性精神是莊嚴的，也是自然的，天然的人性發揮到極致，就是神性，神性是人性的理想境界。沈從文將人性的內涵分為三部分，包括：野性、理性和神性。

什麼是野性？在文化人類學中，"野性"是一個中性詞，指的是生命的自然形態，面對自然、面對宇宙而表現出的力量。在湘西世界中，沈從文以"真"為美，努力挖掘生命活力的野性，藉此來批判現代都市中人性的壓抑，這些原始的、質樸的野性在現代文明中呈現出強盛的生命力。最能反映出生命激情的，就是真摯而原始的愛情描寫。如《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為不願意將靈與肉分開，不願意不屈服於陳規陋習，服毒殉情；在小說《雨後》中，描寫了年輕女人和四狗之間自然而親密的關係；《彈箏者的愛》中，寡婦因為熱愛藝術而夜投彈箏人，遭拒絕後自縊。沈從文對純潔愛情、性愛的描述，沒有多少封建禮教的束縛，是帶著生命的原始強力的，如此強調人性中野性內涵，是希望用原始的活力來對抗現代文明對人性的摧殘。

什麼是理性？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野性是生命激情和活力的來源，而理性則是節制和約束這種自然屬性的前提。沈從文在他的理性觀中強調了人的道德性，即人是向"善"的。如果缺乏理性的制約，野性便會走向野蠻，自由會走向放肆。《邊城》中，翠翠有著渾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她心性單純，等待著愛情，如同湘西一樣，是美麗的，但也是缺乏理性的，翠翠未來的不可知與湘西一樣，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之下，它的自然天性需要理性地思考，而不是純粹的接受。如何變得理性？在沈從文看來需要懷疑，不能守常不變。與《邊城》相比，《長河》就多了這一層憂患感，再現了物質文明入侵下湘西發生的變化，並且正視這種變化，思考湘西鄉鎮的未來。沈從文說："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辰河流域的小鎮上，自然和人事保持著和諧，仿佛是沒有波瀾的清水，而"新生活運動"的到來，保安隊長那樣的強權者的出現，使這片樂土不再安寧。沈從文在讚賞那些美麗風土人情的同時，也有著很多憂思，"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

什麼是神性？神性是人性的理想境界，是生命的最高層次表現。生命在自然和社會的維度中，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它需要神性的引導，才能變得崇高，人性從而走向和諧。沈從文認為的神性是"若將它建築在抽象的'美'上，結果自然到處見出缺陷和不幸。因美與'神'近，即與'人'遠。生命具有神性，生活在人間，兩相對峙，糾紛隨來。"生命只有有了神性，才會趨向美，神性和美是接近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現代文明的衝擊下，尤其是科學的支配下，人的靈魂遠離了神性，人們的精神出現萎縮，缺少活力，沒有責任和擔當意識，沈從文認為需要一個"神"或者"神話"來引導，有個"未來"引導它。如果失去神性，就會陷入對物慾的狂熱沉迷，而失去了對情感、對美的感受能力。失去對美的信仰，對一個民族來說是毀滅性的，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會被離散，人們的心無法得到安寧。

二、湘西世界中的神性精神是否可以重建？

在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創作進入成熟期，沈從文在回望其文學創作過程時指出："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做基礎，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到了40年代，沈從文的生命焦慮和文化焦慮加劇，弘揚"生命神性"成為創作的基本特徵，進一步思考著民族道德重造這一重大主題，沈從文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寫人性主題潮流中的普通一脈，野性、理性、神性的解析背後，是他對神性不存的擔憂和重塑民族精神的願望。但是，這一理想在實踐中顯現出它的虛幻性來。

沈從文首先要為"希臘小廟"選址，他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熟悉的湘西。文學世界裡的"湘西"是一塊自然獨特的土地，是被"地圖遺忘的角落"，相對於深受儒家文化的中原而言，這裡地勢偏僻，生存環境惡劣，生老病死是隨機的，生命是偶然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巫神傳統。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是具有自然神性精神的群體，他們至真至純，也有著天生的流弊，沈從文挖掘出與神性相符合的人格，來援助現代民族意識的建構。

然後他試圖將這種神性精神滲透到對民族國家意識的思索之中，先從湘西世界中尋找民族文化之"根"，用他熟悉的湘西人為參照，然後將目光移向民族的未來，從而使中國民族擁有自然健康而又現代理性的人格，正如他所言："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鍾，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20世紀的舞台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民族"是由"人"構成的集體，沈從文對這種理想的生命範式進行書寫和宣揚，同時也對生命的流弊進行現代性的反思，他試圖從個體的生命入手，繼而上升到國家、民族的"脊樑"的終極追尋，"這種現代生命意識與民族憂患意識的統一，構成沈從文作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基本品格。"

但是沈從文樂觀地認為湘西世界中的"神性"是可以重造的，過於鍾情於那種虛幻的"人生形式"，表現出他的思想是凌空的，具有不可實現的虛幻性。"然而人是能夠重新創造'神'的，且能用這個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現象的擴大，給新的生命一種刺激啟迪的。"沈從文固執地堅守自己的生命理想，把傳統的文化遺存和鄉土的自然氣質重新挖掘，並希望以此來重新建構民族精神，他把民族想像成由健康人格支撐的民族共同體，從鄉下找到民族的"根"，希望通過過去人類的好的品質即神性來重塑未來，催發出現代人健康的精神與品格，重燃年輕人的自尊和自信。從中國當時的環境來看，這種思想是不可能生根發芽的，具有"烏托邦"色彩，最終他的藝術創作也無以為繼，現實和理想的衝突讓他不得不停筆轉向客觀的服飾研究。可是沈從文小說中的神性精神是永恆的，在和平時代，其湘西小說同樣有著警策意義，他對健康人性的執著追求，提醒著每一個人撇開虛偽，勇敢去做一個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