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文學中的雅與俗是兩個相對性的概念，並不存在地位高低之差別，而是傾向不同、風格特色不同致使兩者各占一隅。雅俗文學之間存在著較為複雜的關係，兩者的關係隨著歷史的推進發生著變化。

張恨水所寫的《啼笑因緣》是一部超越了單純言情的"鴛蝴"小說模式的通俗章回小說，它找到了一條由舊派通俗小說向現代化邁進的道路，使舊派通俗小說中的某些模式與內容保存下來，並未完全摒棄"俗"的成分，同時它力求開拓創新，將眼光不僅局限於故事的呈現，而且融進了更為深刻的生命體驗與人文情懷，使小說之"雅"進行獨到的發揮，精神的追求與內在的品質提升了小說的高度，"雅"與"俗"渾然天成，毫無違和感。小說雖然寫的是樊家樹與沈鳳喜、關秀姑、何麗娜的一男三女的感情生活，仍然沒有脫離多角戀的愛情模式，卻有著更為深刻的內涵。人物是個體的存在，亦是團體的存在。充分發掘人物背後的內涵，足以體會到小說中所凝聚的張恨水深入社會的使命與擔當，觸碰到小說中的"雅"的真實分量。

一、掙脫傳統的戀愛選擇

在中國傳統觀念里，門當戶對是人們擇偶時的金科玉律。小說中的樊家樹出身於富貴人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勤奮好學，為人正直誠懇，老實守信，知書達理，是一個有著現代平等思想的進步青年。他不為表兄陶伯和與表嫂的勸告所束縛，"表弟倒真是平民化，不過這種走江湖的人，可是不能惹他們"，而是按照個人的獨立意識去與下等社會的人們交好。例如，樊家樹和關壽峰、關秀姑兩人的關係友好，並出錢救治關壽峰，使其恢復健康。在他眼裡，自己與那些人之間不會因為地位之別而存在高低貴賤之分。他的這種平民意識正體現了樊家樹這一人物的可貴品質。

沈鳳喜以唱大鼓書為職業，出身貧窮，未念過書，涉世未深，聰明單純。而何麗娜則與之恰恰相反，她出身優渥，日日在跳舞場裡混，開放且自由，是一位新潮女子。在面對沈鳳喜與何麗娜這兩個面容相似卻分屬不同類型的女子時，樊家樹選擇了出身貧窮的沈鳳喜，這種偏向性與後來其戀愛的選擇便足以凸顯這一人物所具有的突破傳統思想禁錮的平民意識。

共同傾心於男主人公樊家樹的兩個女子沈鳳喜與何麗娜面容的相似是小說中所設定的極為巧妙的一處。從小說的第二回中寫家樹"轉念到與其和何小姐這種人做朋友，莫如和唱大鼓的姑娘認識了"。樊家樹對沈鳳喜與何麗娜兩人之間的偏向性便已經初見端倪。何麗娜用錢的大手大腳使得何麗娜給樊家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聰明單純的沈鳳喜卻深深地吸引了樊家樹，使樊家樹產生了進一步了解她的想法。樊家樹在沈、何兩人間的戀愛選擇具有突破以往通俗小說的進步意識，在掙脫傳統的同時，將小說推向新的高度。

二、兩種金錢觀的較量

樊家樹與沈鳳喜兩人的關係是深深地建立在金錢關係之上的。正因為樊家樹對沈鳳喜一家的接濟與幫助使得沈鳳喜心懷感激，並且也直接推動了兩人關係的更進一步發展。小說中兩人所持有的金錢觀是相背離的。樊家樹並不迷戀金錢，會被那些花錢格外闊綽的行為所刺激並心生不滿。小說第二回中當樊家樹看到何麗娜隨手將兩元鈔票給了為她在儲衣室取了一件女大衣的西崽時便想到，"像她這樣用錢，簡直是把大洋錢看作大銅子。若是一個人作了她的丈夫，這種費用，容易供給嗎？"家樹還將何麗娜與沈鳳喜對待金錢的態度作了分析，在第二回中提到："何小姐生長在有錢的人家裡，茶房替她穿一件外衣，就賞兩塊錢，唱大鼓書的姑娘唱了一段大鼓，只賞了她一塊錢，她家裡就感激涕零。由此可以看到美人的身份，也是以金錢為轉移的。"樊家樹將金錢置於一旁，使其不摻入他與沈鳳喜的愛情之中，"我們的愛情決不是建築在金錢上，我也決不敢把這幾個臭錢來侮辱你"。沈鳳喜對金錢十分看重，她容易為金錢所誘惑，深陷金錢的魔爪里。她的這種金錢觀是與其強烈的虛榮心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小說的第十一回中，沈鳳喜在與軍閥劉國柱將軍相處一段時間後，陷入了在劉國柱將軍和樊家樹二人之間的選擇的思考與糾結中："我今年十七歲，跟他十年也不算老。十年之內，我能夠弄他多少錢！我一輩子都是財神了。……雖然是用了姓樊的這些錢，然而以自己待姓樊的而論，未嘗對他不往。"對金錢的著迷和對物質的追求心理使沈鳳喜單方面地割裂了與樊家樹的感情，致使兩人愛情走向破滅。

樊家樹與沈鳳喜兩人的金錢觀截然相反，兩者構成了格外鮮明的對比。兩種金錢觀的對立與較量凸顯著人物的內涵。樊家樹所持的金錢觀超越了他所處的地位，讓人對此給予肯定；而沈鳳喜的金錢觀脫離了正確的軌道，在與樊家樹的對比中，凸顯了小說對樊家樹的金錢觀的提倡與推崇。小說中所體現的這一內涵如一股清風浸潤著世俗社會，是對社會的引導與期盼，可見一份責任與擔當融入其中。

三、人性之美的實質回歸

小說中塑造了樊家樹、沈鳳喜、關秀姑、關壽峰、何麗娜等多個人物形象，在故事的情節設置與通篇布局中，小說將不同人物間的關係交織地呈現給讀者，這層層關係的交織與疊加使人性得到更加立體化的呈現。人性善惡之論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小說對這一層面的闡釋打破了慣性思維，將武俠因素融入其中，呈現了一幅新的圖景，而這一新的圖景正是人性善惡的實景回歸，具有較強的真實性。

《啼笑因緣》是社會言情小說，在社會言情之外，它將武俠因素滲入其中。"言情"與"武俠"兩因素的交融使得小說中的人性善惡更為清晰地表現出來。在小說第一回樊家樹在與關壽峰於小茶館相識後，想向關學點本事，受到了聽差劉福的勸阻："天橋這地方，九流三教，什麼樣子的人都有，怎樣和他們談起交情來了？"樊家樹卻並不認同劉福的說法，他認為即使在下等社會裡也會有好人，"你沒有看見那人，你哪裡知道那人的好壞！我知道，你們一定要看見坐七尺帶馬弁的，那才是好人。"不僅劉福對走江湖的人們持否定的態度，表嫂陶太太也勸告樊家樹不要去惹走江湖的人。在這件事情上，樊家樹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僅與關壽峰交好，而且在他病危時用錢救濟他，救了他一條命。樊家樹在因母親生病而不得不返回家鄉時，托關壽峰父女二人幫忙照看沈鳳喜一家，講義氣的關氏父女二人，盡其所能，悉心照看沈家。在沈鳳喜被劉將軍關起來、沈大娘向關壽峰求助後，關壽峰找來徒弟一起計劃，這些徒弟"只要答應幫忙，掉下腦袋來，不能說上一個不字"。由此可以深切體會到這些走江湖的人們的情懷、胸懷與義氣，表現著人性之美。在第十九回，關氏父女冒著生命危險暗殺了再三蹂躪女子的劉將軍，為國家社會除一大害。此後，關氏父女二人又將被土匪綁架了的家樹救出。關氏父女兩人除惡揚善，展示了武俠所具有的人性之美，與小說開頭劉福和陶太太有關下層人民的貶低性的評價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人性之美得以實質性回歸。

雅俗合流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凝聚著時代特色。通俗小說《啼笑因緣》作為雅俗合流的代表作品，其在舊與新、傳統與現代、雅與俗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其在繼承傳統時力求開拓、與時俱進，在立足通俗性時又將對社會的關注與體驗融入其中，達到了雅俗融合的境界，其多角戀愛情模式的背後不再是一成不變、令人意味索然的固定化視野，而是有著跨越現代通俗小說本身的高度性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