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為什麼上書？其內情許多人並不知道。
關於彭老總廬山上書的經過，彭老總的秘書王焰回憶：
「老總7月1日 上山，7月2日，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毛主席提出的19個問題，作為會議議題。3日起先開小組會，同往常一樣，老總編在西北組。
頭幾天，會議活動不多，氣氛很輕鬆。白天開會，晚上看電影、看戲、跳舞，老總還看過兩場戲。領導同志間走訪也不少，張聞天、烏蘭夫、周小舟、周惠、李銳(時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通訊秘書)和西北一些領導同志都來看望過。老總還遊覽了仙人洞、含口等名勝，有時在住地同江西的保衛幹部、服務人員聊天，有時同景希珍下兩盤棋。這段生活很愉快、很充實，很有休假味道。
約過一周，老總的情緒發生了明顯變化，說笑少了，參加小組會也少了，不時悶著頭在走廊上來回走動。一天下午，他說，這幾天小組會實在沒有味道，我不想去了。老總問我，這幾天會議簡報你都看了沒有？我說都看了。他說，我在小組會上講了一些意見， 簡報都沒有登，其他人也講了不少問題，簡報上也看不到。顯得很不高興。
11日下午，會議秘書處電話通知，會議最近幾天結束，各領導同志會後去向如何請告知，以便安排交通工具。這個通知增加了老總要把自己的意見儘快在會議結束前，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
12日中午，老總找我去談給主席寫信問題，我感到太突然了， 臨時找了幾條理由說，寫信不如同主席面談好，過一陣再寫，或者即調你們兩人來一位研究著手寫等，他都沒有接受。對寫這封信， 老總已寫了一個簡單提綱，他講我記，談了約1個多小時。他說， 信的內容，就按主席講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個精神寫。
對於信中提出的那些問題，老總是經過反覆斟酌的，如提不提『左』的錯誤，『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所出現的問題是不是『具有政治性的』等等。他說，不明確講出來就說不清問題，講了可能會刺傷一些人。
信送出後，老總很關心主席將如何處理，主要是怕主席看後擱置起來，會議按期結束，起不到什麼作用。他作了幾種估計:一是主席看了信找他去談一談；二是在常委中議議或請常委同志看看； 三是印發給到會同志參考。16日，主席加了『彭德懷同志意見書』題名印發，老總看到後只說了一句：『怎麼給加了這麼個名字！』」
這就是彭德懷廬山上書的親歷人的所見。
可是，彭老總為什麼上書呢？
主要是會議沒有發現當前經濟上出現的大問題，令他心急。
這些問題的發現，源自於彭老總不久前去湖南等地進行的農村考察，他發現大躍進帶來了老百姓生活的大改變——不少地方開始缺糧了，老百姓的日子開始變得艱難了。
彭老總的這個發現準確不準確呢？應該說是非常及時的。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陳國棟回憶：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我在參加廬山會議時，就已經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電話來催要糧食。很多城市，如瀋陽、大連等都只有幾天的庫存了，有些地區農民也缺糧，要靠國家供應。
當時全國人口六億左右，城市人口一億二千幾百萬，大躍進 多了二九OO萬人進城，糧食供應數量大量增加，國家掌握的糧食負擔不起。許多地方紛紛告急，形勢很緊張。」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糧食就開始告急了——難怪彭老總看到廬山會議就要結束了而「急切」地要把自己看到的情況放映上去！
陳冠任著、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凝聚在毛澤東旗幟下》一書記述了此事。該書為該社的年度暢銷書，是繼《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追隨毛澤東》後又一暢銷書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