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跟生意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最著名、最出色的大學。
「擴大入學機會不僅是其他人對(精英大學)的期望，也是他們願意談論的事情。」
——約翰 · N · 弗里德曼
儘管美國最高法院在6月份做出了反對基於種族進行大學錄取的裁決，但這並沒有結束關於教育機構在促進社會和經濟流動性方面應該發揮作用的激烈辯論。
緊接著，哈佛大學的拉傑 · 切蒂(Raj Chetty)和戴維 · J · 戴明(David J. Deming)以及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約翰 · N · 弗里德曼(John N. Friedman)三位著名經濟學家參與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調查了八所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以及加上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泛常青藤大學的決定因素和導致後果。
雖然只有不到1% 的美國人就讀於這些學校，但他們的畢業生卻不成比例地占據了美國最富有的公民、學者和領導者，其中包括四分之一的美國參議員、一半的羅德學者以及過去50年任命的四分之三的最高法院法官。切蒂等人還發現，來自常春藤和泛常春藤大學的畢業生為美國最傑出僱主工作的可能性也是其他學校畢業生的三倍。
然而，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從傳承性優先錄取待遇，或校友關係的申請人，到更高質量的推薦信，這些精英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背景，而不是根據標準化測試分數來競爭的中低收入家庭學生。這項發布於哈佛大學《機會觀察》（Opportunity Insights）的研究，試圖回答兩個問題：精英大學的學位是否會讓特權延續幾代人? 這些大學是否會通過改變招生政策來推動美國領導者的多樣化？
答案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第一個問題是肯定的，第二個問題也是肯定的。
為什麼私立大學要承擔糾正社會經濟弊病的責任，為什麼不是公立中小學或其他機構？為什麼這項研究很重要，它對申請者、大學和美國經濟有什麼更廣泛的影響？在8月3日的一次採訪中，我們向布朗大學經濟系主任、《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聯合編輯弗里德曼提出了這些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
《巴倫周刊》：是什麼促使你和你的合著者來研究精英大學錄取的後果，哪些發現最讓你感到驚訝？
弗里德曼：我們是從試圖理解向上流動性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最後，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少數幾家機構就擁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我同樣驚訝地發現，一個考試成績相同的傳承性錄取學生（legacy students）相對於非傳承性錄取學生（ nonlegacy students ）的入學優勢，遠遠大於考試成績相同的高收入家庭學生相對於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優勢。我認為任何人都不會對傳承性錄取學生更有可能來自高收入家庭感到驚訝，我們的主要貢獻是量化了這種優勢所帶來的好處。
《巴倫周刊》：取消傳承性錄取是否有助於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建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弗里德曼：很多人會說，「讓我們擺脫傳承性錄取，這將有助於使班級在社會經濟上更加多樣化，在種族上更加多樣化」。然而，如果你把運動員招募和非學術評分給富裕學生帶來的好處加起來，它們實際上比傳承性錄取更起作用。
對我來說，這強烈表明僅僅說「哦，好吧，讓我們去掉傳承性錄取，然後我們就搞定了」是不夠的，如果發生的一切僅僅是我們關閉了一個與收入和財富相關的偏好渠道，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一些事情，以一種更微妙的方式受到這些類型因素的同樣影響，那麼我們並不能說我們已經取得了任何成就。
《巴倫周刊》：雖然你的研究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大學招收富裕家庭學生是有商業性考慮的。這些學生，在某些方面補貼了其他人當前和未來的成本。對於那些決定取消傳承性錄取的學校來說，財政上會受到什麼影響？
弗里德曼：這些學校都是商業機構，它們如果被迫關閉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我們研究的12所學校遠遠都沒有接近這條盈虧線，但是每所學校都有預算和權衡。花在財務援助上的錢越多，就意味著花在其他方面的錢就越少。
高等學校財政等式的一部分是通過捐贈來獲得財政支持，但是很大一部分捐款來自極少數捐贈者，你不需要用對捐贈者孩子的特別偏好來解釋高收入學生比例過高的原因。
《巴倫周刊》：你研究的部分前提似乎取決於大學的一個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為什麼我們的學院和大學必須承擔這個責任？
弗里德曼：的確，我們不會去法拉利的地區經銷商那裡談論跨代購買法拉利的問題。我們可以相信，收入分配應該有所不同，或者獲得高收入工作的機會分配應該有所不同，但是一旦有人賺到了錢，人們往往不願意限制如何使用它。
然而，大學跟生意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最著名、最出色的大學。擴展入學渠道不僅是人們期望它們做的事情，也是它們希望談論的事情。它們不僅接受自己作為私人機構的角色，也接受自己作為社會領導力創造者的角色。儘管這些機構規模較小，但它們能夠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學正在被也理應被區別對待。
《巴倫周刊》：考試成績在更公平的錄取中起什麼作用？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許多大學放棄了標準化考試，儘管在衡量學業成績方面，SAT 和 ACT 考試似乎是最好的衡量標準。
弗里德曼：人們相信這些測試有多麼扭曲，或者學生為了它們花費了多少精力，或者試圖跟它們來博弈。儘管如此，我們發現相當有力的證據表明，到目前為止，考試成績仍然是預測畢業後長期職業成就和收入潛力的最有力指標。很少有人會辯稱說它們是完美的工具，但問題不在於如何達到理想狀態，而是在於找到那些扭曲程度最低或受到無意影響最小的措施。
《巴倫周刊》：美國的教育不公平現象通常遠遠早於大學階段就發生了。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在多大程度上應該為學習表現和結果的差異負責？
弗里德曼：這一點非常重要。來自前1%收入最高家庭的學生SAT成績超過1300分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倍。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可以參加更多次考試，或者有更多機會來準備考試。但考試成績不平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學生們在過去17或18年受教育時間裡所經歷的巨大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決定了他們參加考試和考慮申請什麼大學的起點，他們的 K-12學校，他們成長的社區，以及各種不同的環境因素都是決定條件。
《巴倫周刊》：大學錄取是另一個中產階級似乎正受到擠壓的領域。如果說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進入名牌大學的機會最低，這樣的說法公平嗎？
弗里德曼：根據我們對2001年到2015年數據的研究，在這段時間裡，精英學校的高收入家庭學生和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的比例相當穩定。
回到我們剛才關於 K-12學校的討論，我認為指出中產階級家庭學生是最弱勢群體的說法是不對的。雖然在某一特定的考試成績下，他們是最不可能被這些學校錄取的學生，但是，與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相比，他們也更有可能獲得這個特定的考試分數。所以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如果你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你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仍然要比出生於低收入家庭要高得多。
《巴倫周刊》：你和你的合著者發現，在收入和專業成就方面，傳承性錄取的學生、運動員和那些從私立高中被錄取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並不會比其他畢業生獲得更高的成就，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往往做得更糟。我們是否可以推斷，目前的大學錄取制度的乘數效應，可以說，比一個更公平的制度要低？
弗里德曼：是的，這就是我們所希望展示的。當學生離開大學時，擁有較高的非學術評分似乎並不意味著更大的成功。我想提醒大家，我們只是用很有限的途徑來衡量學生的特性。但是根據我們關注的那些結果方面，比如收入、研究生項目安排以及職業成功，很難證明因為認為這些學生在某些方面更好，對於傳承性錄取和對那些非學術評分很高學生的錄取偏好是合理的。通過我們所模擬的招生政策的各種變化，你可以既增加班級的社會經濟多樣性，同時也能增加位列收入最高1%群體、或者得到有聲望工作學生的期望比例，等等。
《巴倫周刊》：有些人會在讀到這項研究後想到，那又怎樣？財富能夠在生活中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優勢，大學錄取也是如此，這並不奇怪。那麼，為什麼這項研究有意義呢？
弗里德曼：我們應該關注大學校園裡多樣性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學校在為畢業生提供晉升領導崗位的渠道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因果效應。很難相信，在這個相對較小的學校群體中發生的事情似乎真的至關重要。無論是基於社會經濟的理由，還是基於種族和民族的理由，這些在校園裡的更多多樣性，直接導致了我們廣泛視為領導者和能夠影響社會人士的多樣性。
在我們的世界裡，精英大學非常重要。因此，值得關注的是誰能夠進入這些學校，因為他們將在未來的領導職位上發揮重要作用。
《巴倫周刊》：謝謝你，約翰。
文|梅根·萊昂哈特
編輯|彭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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