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的文与道
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继诗歌之外唐代文学发展的又一突出成就。
要了解古文运动，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古文？这个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称“俗下文字”，“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韩退之与冯宿论文书》）。把自己写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古文具有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的特点，不但在先秦时就是儒家之道的载体，同时，这种表现形式也便于宣扬儒家之道。
从古文运动兴起的背景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文学发展来看，南北朝以来，华丽纤巧的骈文繁荣，由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讲究形式的对仗，虽然华丽整齐，但内容空洞，长期以来，形成文风萎靡，形式僵化，不利于表达思想感情，不利于处理政治事务，也不方便反映现实生活。
从思想上来看，韩愈提倡古文，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表现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越来越大的矛盾。韩愈以复古求革新，从实质上是发动一场社会思想运动，希望从意识领域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以求大唐中兴，巩固唐王朝统治。韩愈宣扬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从表达上受到骈文的束缚，需要反对骈文，开展文体革新，提倡古文。
从发展来看，唐代古文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韩愈和柳宗元。从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推动，古文运动产生广泛影响。到唐宪宗元和（806-820），又得到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运动产生更大影响，二三十年间，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不过，在韩柳之前，古文运动已经兴起，在他们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类似的主张和措施：
早在隋文帝时，就发号施令，采取措施，改革文风，当时大臣李谔上书反对骈文，司马幼之因文章华艳而被治罪。
初唐，唐太宗从政教出发，反对绮靡文风，尊重文艺自身的特点，并不否定文采。提出“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
到武则天时，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比兴寄托，坚决要求废除齐梁文风。“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唐玄宗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力倡散体，可谓韩愈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道”胜于文，文道合一。他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学古道必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韩愈曾说，他之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
二是注重创新，反对模拟。韩愈强调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强调博学，提倡“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因事陈词”，“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韩愈不仅提出具体明确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思想艺术完整统一。其中论说文，如《原道》《师说》等，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阐说儒道，针贬时弊。其记叙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柳子厚墓志铭》，爱憎分明，抒情性强，人物形象生动，绘声绘色，充满批判精神。总之，韩愈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语言独具特色，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词语，吸收当时口语创新语言。
柳宗元，不但提出“文以明道”，反对片面追求词藻，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创造的首要条件，应说理透辟，寓意幽微，而且用创作实践推动他的主张，他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尤其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寓言小品《三戒》简洁警策，含意深远，深刻辛辣。传记散文《捕蛇者说》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社会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唐代古文运动对文坛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集中表现在提出“文以载道” 的观点，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提倡写作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韩柳等人提出的这个“道”，以儒家之道为核心，但也包含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由此确立了古体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散文写作的实用范围，由著书立说延伸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到宋代，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运动，延续唐代古文运动，又一次推动古文传统的发展。此后，古体散文一直发展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中国文坛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