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赤子之心

原標題：陶淵明的赤子之心

陶淵明的赤子之心

「赤子」既指初生的嬰兒，也指純潔善良的人。儒家與道家對於「赤子」皆有論述。老子最早使用「赤子」來形容聖人，他認為聖人不偏不倚，抱朴守真，無為不爭，好靜無欲，如嬰孩般純厚質樸，「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1]稱道聖人德行深厚，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返樸歸真，有如赤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2]。最早使用「赤子之心」者則是孟子，《孟子•離婁下》稱：「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推崇的「大人」，不僅地位高而且德行高尚，胸懷天下，心地純潔，沒有絲毫雜念，不貪圖私利。而較早用「赤子之心」來評價文學家的則是王國維，用來指一種真純無偽的感情。《人間詞話》稱：「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以李煜為例，說明「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認為作為詞人，最可貴的是具有「赤子之心」，而如何做到有一顆「赤子之心」呢？他認為，只有閱世淺，不為利慾環境所干擾，才能保持性情和感情之真，才能「寫真景物，寫真感情」，此方「謂之有境界」。

從陶淵明的生平、創作與人們對他的評價來看，他就是這樣一個閱世淺，保持真性情和真感情，德行高尚的詩人。他的好朋友顏延之稱他從小不好與人交遊，長大之後為人心地純潔，「弱不好弄，長實素心。」[3]陶淵明多次在詩中談到自己熱愛山林生活，受到世俗的影響很少，如「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他不善於投合世俗，因而顯得與世俗隔隔不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他也不願意投合世俗，寧願隱居，過著清貧的生活，也要保持這份純潔的天性，「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歸園田居》其一）。

陶淵明性情樸實，純真，無論是對待親人，還是朋友相交，以及與鄰居相處，他都坦誠相待，體現出真摯的情感。從《命子》《責子》《與子儼等疏》可見他對兒女不但有期待，更多的是寬容慈愛。從《悲從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可見他與兄弟姐妹朝夕相處，情深意重。從《答龐參軍》《贈羊長史》《歲暮和張常侍》《與殷晉安別》《和郭主簿》可見詩人與朋友以義相交，以誠相待，常常一見如故，情性盡展，毫無保留，「放歡一遇，既醉還休」（《酬丁柴桑》）。他經常拿出美酒，與朋友分享；與朋友一日不見，則思念不已。「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一日不見，如何不思！」（《答龐參軍並序》）他常常與朋友比鄰而居，相處無比歡樂。他不以時間長短衡量友情的深淺，也不以距離遠近來衡量友情是否長久。他認為，深厚的友情不會被山川等物理和空間所阻隔，「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 （《答龐參軍》）。他與鄰居談論新寫的詩文，分享新釀的美酒，不受時間約束，沒有身份拘忌，往往乘興而往，興盡而歸。「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移居》其一），「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其二）。詩人經常殺雞擺酒，招待鄰居，歡飲達旦，「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歸園田居》其五）。詩人缺衣少食的時候，鄰居經常熱情相助，以酒食相待，其中的深情厚誼，為詩人感激銘記，「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乞食》）。

陶淵明思想深厚，德行很高。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家的誠、善、固窮，道家的真、朴，以及玄學的任真自然。他好談老莊，又談孔子。據朱自清先生統計，陶淵明運用老莊典故達49次，《論語》達37次。儒家對陶淵明的影響很深。據其自述，他從小愛好讀書，尤其喜歡閱讀儒家經典，自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儒家標舉的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等聖君賢王和顏回等先賢多次出現於陶淵明筆下。儒家提倡的倫理思想也在其詩中頻繁出現。陶淵明不但提倡「真」，還反覆提及「善」。如擇善而從，「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自稱念善多年，「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認為立善可以積愛，立善讓人精神愉快，「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影答形》），「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神釋》）。他希望兒子以孔子之孫子孔伋為榜樣，希望他成為一個溫良恭謹之的賢人，「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命子》）。此外，陶淵明還提倡仁義、博愛，「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其一）。遇到生活的困難與貧窮的考驗，他經常以儒家先賢相標榜，以儒家的君子固窮之志相勉勵，抒發自己安貧守道的志趣。「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飲酒》其二），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其十六），「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貧士》其七）。

道家思想也在陶淵明詩中可以看到影響。如寫道「抱朴含真」（《勸農》），「抱朴守靜」（《感士不遇賦》），「養真衡茅下」（《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受時代風尚影響，陶淵明的生活和思想也浸染了魏晉以來玄學家任情放曠的思想。無論是親舊置酒招待，「造飲輒盡，期在必醉」的放縱於酒，還是「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洒脫不羈，皆可見魏晉名士的風采。陶淵明甚至也受到佛教委運順化的思想影響，在詩中表現了不以死生禍福動心，泰然委順的養神之道，「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因此而被人贊為「知道之士」[4]。

綜上，可以看出陶淵明思想之深厚，也正因為此，其人格獨具魅力，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同時，這也是他為何能創作那麼多留傳後世、韻味深長的名篇佳作，並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的重要原因。難怪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研究陶淵明，不但感嘆說：「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而且指出陶淵明研究並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樣簡單和容易，要善於透過現象看到其內涵和本質，唯有此，才能真正領略陶詩的真諦，「凡是稍涉獵陶淵明作品的人們，對於陶淵明不致毫無了解，然而想完全了解他，卻也不是易事。陶淵明的形象，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如同他的詩一樣，最平淡，也最深厚」[5]。

注釋：

[1] 《道德經》第四十九章。

[2] 《道德經》第五十五章。

[3]（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

[4]（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五。

[5] 朱光潛《陶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