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陵是漢元帝劉奭的陵墓，始建於公元前40年。渭陵南北長四百一十米，東西寬四百米。陵園四門距陵園正中的封土堆約為110米。其東北5是陪葬墓群，排列四行，每行七座，被稱為「二十八宿墓」。這樣看來並無奇怪的地方，可是漢朝陵墓東西寬於南北，陵墓規格龐大，陪葬墓群眾多的特點在漢元帝這裡居然毫無體現，那麼導致漢元帝陵墓如此奇怪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分析，漢元帝是因為什麼原因打破了漢王朝十代帝王的陵墓特點，把自己的陵墓修建的如此怪異？

1.特殊的經歷造就了他的與眾不同

漢元帝生於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是漢宣帝劉詢與原配妻子許平君在民間所生的兒子。提到漢元帝，讓人印象深刻的無非就是"綠紗窗，不思量"的兒女情長，《漢書》對他的描述說：「壯大，柔仁好儒……有古之風烈。」可見，他也的確是那種文藝青年的形象。其父劉洵因早年民間的經歷導致他養成強勢的性格，以至於繼位後公然脫離霍家干預強行以劉奭為太子。

可正是有一個霸道的父親，而且還是位於權利最高點的皇帝，劉奭從小的許多看法都被無視，久而久之就養成了逆來順受的性格，他的想法不敢隨便提出，即使提出了，也會被強勢的父親駁回，這逐漸造成了他自卑的心理。

其次，劉病己能成為皇帝後，強行把嫡妻許平君和長子劉奭接入宮中，許平君被霍顯毒死後，漢宣帝如同驚弓之鳥，對自己的兒子更是呵護備至，甚至到達了寵溺的地步，事事都為劉奭著想，每次進餐都要多人試毒才可入口。這在劉奭心裡種下了多疑的種子，與他登基後重用宦官具有直接關係。

久而久之，特殊的成長經歷造就了他缺少判斷力、執行力，軟弱無能，優柔寡斷的性格。這些作為帝王本不該擁有的大忌，一點一點在劉奭身上紮根，帝王之術反倒是沒有得到絲毫的進展。

就這一點遠遠不能判定渭陵怪異的原因，畢竟陵墓在古人的眼裡具有特殊地位，就算是性格有所影響，也不會拿陵墓大做文章。但是，漢元帝劉奭的性格正是漢王朝轉折的導火索，也為他日後怪異的陵墓埋下了伏筆。

2.不合時宜的政治思路埋下了禍根

眾所周知，經巫蠱之禍後，劉病己（漢宣帝）出生民間，深知吏治得失和百姓的疾苦繼位後崇尚霸道、王道雜治的治國方法，而自幼嬌生慣養且沉浸於儒家學說的劉奭卻對這種治國方法不以為然，他曾對宣帝提出重用儒家，而宣帝認為儒生只會談古論今，不足以委以重任，劉奭的建議再一次被強勢的宣帝駁回。

劉奭繼位後，多年的隱忍和藏在內心的想法終於爆發出來。他不再遵循宣帝的政治方略，而是「徵用儒生，委之以政」，想要依靠儒生來改變宣帝所創的政局；又恢復以王昭君遠嫁呼韓邪單于的和親政策；雄才大略的宣帝早已在死前為元帝鋪墊好一切，然而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加之元帝對宦官的重用，竟然令宦官掌管中書，儘管蕭望之提出「古不近刑人之義」。元帝卻由於性情柔弱缺乏主見，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直至蕭望之被謀害，仍然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斷臂膀。

更可笑的是，自漢高祖開始，漢家帝王都是以東為貴，故陵墓東西長度大於南北，可是到了漢元帝這裡，因為過分推崇儒家思想，他打破了歷代漢帝的規則，按照儒家以南為尊的說法，把渭陵建的南北長度大於東西。

然而這只是渭陵與眾不同的一部分了原因，若是論其他的因素，不得不說劉奭是如何拿著一手好牌輸得一塌糊塗。渭陵的怪異與漢朝的命運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3.漢朝的命運決定了末代君主的陵墓。

儘管這位皇帝統治期間，消滅了最後一支反漢的匈奴部族，人口數量達到了封建社會前期空前龐大，但這些只不過是孝宣之治所遺留下來的成果，所謂的盛世之下，衰敗的種子早已蠢蠢欲動，過分的重用儒生，信任宦官，造成了儒生驕橫，宦官當政的亂局，司馬光曾評述漢元帝：「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朝廷內因不公平的對待時刻籠罩著爭奪政治權利的陰霾。

懦弱的元帝為了緩和與豪強之間的關係，廢除了遷徙關東豪強以充實關中帝陵的制度，漢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詔罷置陵邑，原因竟然是：強迫使人民轉移不利於百姓，會引起社會動盪，設置陵邑對鞏固政權已不起作用，所以從渭陵開始廢置陵邑。《漢紀》：「永光四月九月，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這也是渭陵陪葬墓較之前漢帝驟減的原因。

滿口仁義治天下的元帝此刻並沒有什麼有效的政策來整頓混亂的局面因為寵信宦官，導致皇權式微，朝政混亂不堪，他軟弱無能的性格，只能躲在儒家的仁義學說之下苟延殘喘。失去中統治者的約束，各地豪強不再畏懼統治者的管理，開始爭相兼并。文景之時歷經千辛的削番成就在他手裡毀於一旦，宣帝所開創的盛世局面頃刻之間化為泡影。而這時的他還沉浸在自己天真的幻想之中，殊不知自己已成為漢王朝的罪人，強大的漢王朝由此轉向衰敗，一蹶不振。

總結

到了元帝統治末期，經濟急劇下滑，天下戰事四起，因為資金不足，陵墓的規模更不可同之前的九位皇帝所比擬，比文帝、景帝的墓葬規模縮小小了近一半，這也造成了他的陵墓如此怪異的原因。

所以說，造成渭陵與其他漢帝陵墓差異的，不是元帝的特立獨行，也不是他的突發奇想，從渭陵的種種異常可以得出，漢王朝的命運早已因為元帝自身曲折的成長經歷、錯誤的政治方略而決定，渭陵的怪異，只不過是一個末世王朝的統治者咎由自取罷了。

參考文獻：

《帝王世紀·第七卷》——皇甫謐 《漢書·元帝紀》《漢書·佞幸傳》——班固 《資治通鑑·二十九卷》——司馬光 《漢紀》——荀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