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本性
士人、學人、詩人的特點是真，文人是偽。士人有真風骨，學人有真學問，詩人有真性情。
文人呢？
只有花腔，沒有學養；只有慾望，沒有理想；只有風向，沒有信仰。所以，他們也「只有姿態，沒有立場」。儘管那姿態，往往會秀得「絢麗多彩」，能夠「顛倒眾生」，甚至「驚世駭俗」。
這也並不奇怪。前面說過，文人的「本職工作」和「歷史使命」，就是幫閒和幫腔，偶爾幫凶。只不過，有幫得上和幫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擠、體制內和體制外之別。
但，無論當班還是待業、在崗還是編外，甚至不過「閒雜人等」，其實「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別人看的。既然如此，便並不需要什麼學養、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獨立的立場，「風姿綽約」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學問，但那是用來賣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來表演的；還多半會有聰明才智，但那是用來舔痔瘡的。
有一次，一個文人進上書房，懵里懵懂，隨口問了句「老頭子來了嗎」。不料乾隆從屏風後轉出，問他「老頭子」是什麼意思。這文人立馬跪下來奏道：萬壽無疆謂之老，至高無上謂之頭，父天母地謂之子。皇上龍顏大悅，這文人也轉危為安。
看來，正如士人有傲骨，並不妨礙他謙和；文人多傲氣，也不妨礙他諂媚。甚至他們的「滿腹經綸」和「一腔熱血」，就是用來干這個的。
顯然，文人這一類型或品種，實在頗具「特色」。現在也是陰魂不散！於是，幫閒者有之，幫腔者有之，幫凶者亦有之。最熱衷於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統治者心知肚明。
最早把話說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與吳質書》中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在《典論•論文》中，則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就是成語「文人無行」和「文人相輕」的出典。
前面說過，文人一詞，有三種用法和定義。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後來指「文秘」。再後來，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這種用法，最早就出現在曹丕的這兩篇文章。
可見，後世通用的「文人」一詞，剛一出現，就伴隨著惡評。與「文人」相關的好詞，卻似乎沒有。
這就意味深長了。要知道，在統治者中，曹氏父子對文人，要算最好的。他們自己就是詩人，曹丕還是文藝理論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參加王粲的追悼會，還帶頭學驢叫。曹丕尚且這樣說，則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兩副嘴臉
可惜，像曹丕這樣的明白人，並不多。
說來也不奇怪，因為文人原本就有兩副嘴臉，一副叫諂媚，還有一副叫狂傲。
諂媚當然沒人看得起，狂傲卻有吸引力。因此，坊間流傳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讓楊貴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類。禰衡的「擊鼓罵曹」，也為眾人津津樂道。
這類故事之所以廣為傳播，又有兩個原因。一是新奇。所謂「傳奇」，不奇誰傳？但既雲傳奇，當然稀少罕見。這豈非反過來證明，文人當中，其實狂者不多？
第二個原因，就是「替代性滿足」了。也就是說，在民眾的內心深處，至少有某些統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閹豎，是該罵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視的。但當真自己來罵，尤其是罵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別人來罵，還罵得出彩；有別人來蔑視，最後又沒出問題。這就皆大歡喜。
文人狂傲的傳奇，便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這當然有相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可惜說到底，還是一種「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寧可信其有，不肯信其無。久而久之，便信以為真，把假象當成了真相。
其實這事，應該說是「亦真亦幻」。前面說過，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崗」和「待崗」之別。這就要「見用」。用不上，就會鬧情緒，發牢騷，甚至惱羞成怒，破口大罵。比如禰衡，就曾懷揣名片，奔走許都。求職不成，這才罵遍朝野。
就連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當作如是觀。要知道，歷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當上了的如「寵姬」，沒當上的如「怨婦」，但都無不「盼臨幸如望雲霓，展菊花似綻新蕊」。只要皇上的龍體能夠眷顧，哪怕去當夜壺。皇家的夜壺，也總歸是金貴的。
如果連夜壺都當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變成「狂人」。這跟後宮嬪妃為了爭寵，由撒嬌而撒潑，沒什麼兩樣，甚至就是「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正所謂：夜壺不能當，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喚，沒人不上床。文人會有兩副嘴臉，原因就在這裡。
至於「新文人」，則不過換了東家。東家不定就是誰。他們自己，則既可當「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場就是官場，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態，沒有立場」。既然本無立場，也就無所謂「左右」。左也好，右也罷，都是「走台」，都是「作秀」。
正如我在《韓寒的新衣》中所說，對於他們來說，「為民請命」和「含淚勸告」沒有本質區別，只看「畫眉深淺入時無」。
三種姿態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張臉，一副牌。
文人清高嗎？當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屬於士人。文人，其實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過，久而久之，養成習慣，有時也變成了真清高。這就正如世界上本沒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這樣的清高，也有三種。
- 第一種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賞，自以為天下第一，誰都不放在眼裡。這種名為「清高」，實為「傲慢」。
- 第二種是忸怩作態，待價而沽，口頭上唱的是「歸去來兮」，骨子裡想的是「終南捷徑」。這種名為「淡泊」，其實「鑽營」。
- 第三種就是演技頗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風塵女子」，也有「清純少女」型，賣藝不賣身的。看走了眼，上當受騙，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為什麼要故作清高呢？
因為「賣相」較好。要知道，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古代讀書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罷，都一樣。只不過，士人是去幫忙，文人卻只能幫閒和幫腔。這就讓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負的，難免憤憤不平。如果連幫閒和幫腔的份都沒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棄，其實是「撒嬌」；天子呼來不上船，則其實是「撒氣」。因為李白，是並不甘心當文人的。
撒嬌和撒氣，有沒有用？
難講。但狂傲和清高，則肯定有利於「講價」。人都是容易「犯賤」的。你越是諂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擺擺譜，沒準他更想要。這道理，有經驗的交際花都懂。你不把銀子花夠，功夫做足，她決不會跟你上床。
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來的，也有演出來的，都是姿態。至於恃才自傲，則其實是狂傲，是嘴臉，也是姿態。但無論哪種，都不敢蔑視權力。不但不敢得罪，還要受其蔭庇，分其杯羹。所以，諂媚也是真嘴臉。
故，古之文人，有兩副嘴臉：諂媚和狂傲；也有兩種姿態：狂傲和清高。
這些年，公民作為個人，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和選擇權。進入網際網路時代，更可以對他人的作品和言論，自由地表達好惡和愛憎。這個時候，如果還傲氣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視甚高，目中無人，誰尿你呀？
這就要調整姿態；而新文人的新姿態，或者說新表情，就是「憤激」。
新的表情
調整是必須的。前面說過，凡文人，都要走台、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別人看的。只不過，以前是秀給朝廷看，文壇看；現在則要秀給網民看，大眾看。但，不管給誰看，都得察言觀色，弄清楚看客喜歡什麼，才能保證「收視率」。
選擇憤激作為姿態，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如今，雖然日子越過越好，卻又差不多每個人，都憋了一肚子氣。弱勢群體苦，中產階級難，其他人也各有壓力、煩惱和憋屈，可謂「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鳥氣」，是民眾的普遍心理。這時，如果有人出來「代罵」（呵呵，不是「代駕」），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罵誰，只要罵得痛快，也能讓人爽。某些從不講理只會罵人的傢伙，居然擁有眾多粉絲和擁躉，這是原因之一。
何況憤激也有傳統。辛亥以後，革命成了主旋律，激進成了主流派。調門越高，就越是顯得立場堅定、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只不過，以前是一邊倒地「左」，現在是分左右地「憤」。但無論「左憤」還是「右憤」，共同的特點，都是憤激、非理性、不講道理。
這就值得警惕。因為沒有理性的立場，很可能只是姿態，或者表情。因此，他們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完全可能只是為了表態，站隊，搶話筒，昭告天下，占領道德制高點，爭奪公共話語權。這樣的「俠義」，豈不可疑？
何況就算他們的想法是真實的，又怎麼樣呢？也只能培養造就「太平天國義和團」，再加「革命小將H衛兵」。事實上，憤激的情緒，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它只能有一個效果，就是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當然，國家有難，世道不公，有人出來說話，總比萬馬齊喑好，哪怕那人其實是作秀。不過，我更希望是「理性的聲音」，而不是「正義的火氣」。憂國憂民沒有錯，卻決不等於罵爹罵娘。我們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還是理性。
事實上，有三種憤激：當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種，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個人，房子被強拆了，案子被錯判了，血汗錢被私吞了，親骨肉被殺害了，你還讓他「淡定」，那是沒有心肝。
第二種，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為「路見不平一聲吼」，原本「見義勇為」，總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溫良恭儉讓」。不過，我也願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點。至少，弄清事實。否則，弄不好就會整出「冤假錯案」，那可是違背初衷的。
至於文化人，則必須理性。他可以「憤怒」，不能「憤激」。或者說，可以怒罵，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於理性的判斷，歸於理性的分析，而不是罵娘泄憤，煽動情緒。極端的情緒化，不是「士人的傳統」，更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的良知與良心」。
備註：內容來源於微信公眾號《百家鳴放》，作者易中天。圖片來自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