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打開手機APP，躺在家裡床上就能叫外賣的現在，年輕人可能想不到，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帶著飯盒上單位的。五十歲以上的人，大多數都有一段帶飯往事。
「吃盒飯」所承載的記憶，或許是從那一個個「鋁飯盒」開始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每一個人都與國家共同承擔苦難與光榮。在熱火朝天的工作間隙，人們捧著一個個長方形的鋁製飯盒（可能因為使用過多而造成表面凹凸不平），內盛滿滿一盒白米飯或者兩合面饅頭，就著簡單的鹹菜蘿蔔乾兒，匆匆吃完，繼續投入火熱的建設與生產。
那個年頭，不興中午下館子，更沒有訂外賣一說。事實上，沒有那麼多館子可下，即使有，你兜里也沒有支付下館子的錢。大多數工人上下班、學生上下學，在隨身攜帶的背包中，必備的一樣東西就是鋁飯盒。鋁飯盒的個頭兒都比較大，上面扣一個蓋子，裡面往往備有一把勺子或是一雙筷子。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幾乎沒有人再使用鋁飯盒。然而，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仍有人將它保留在家中，或是當作一件擺設，或是繼續使用，就是不捨得扔掉。這些坑坑窪窪、銹跡斑斑的鋁飯盒，留下了時代的印記，每當打開盒蓋的一瞬間，也就翻開了曾經的帶飯記憶——
拿串飯盒是常事
哈爾濱電影機廠退休工人吳女士回憶：「小時候天天帶飯，從上學就帶，一直帶到參加工作，少說也得有20年。小時候誰家都困難，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學，不等到中午就把帶的飯吃了，因為早上有一半都沒吃飽，中午趴桌子上不吱聲的，那都是沒飯可吃的。」
那時候，家家的鋁製飯盒都一個樣，長方形，長 25厘米，寬15厘米，影影綽綽能看清是「地方國營哈爾濱鋁製品一廠」製造的「工農」牌，上面是磕磕絆絆後留下的坑坑包包，有的地方已經氧化生鏽了，有的地方癟回去，有的地方鼓出來。
當年，拿串飯盒是常有的事兒，有的是真拿錯了，有的是故意的。吳女士說：「當年我們早上七點半上班，八點半就有人拿個大筐來收飯盒，然後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里蒸，中午再由專人去把大筐拎回來，在車間裡分飯盒。有兩次大筐來了沒有我的飯盒，大夥說，你就等著吧，最後剩一個沒人拿的飯盒就是你的，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拿這個剩下的飯盒到鍋爐房門口等著，準保有人來跟你換飯盒。等大家把飯盒都拿完了，剩下最後那一個還真像我的，但一打開我就懵了，我帶的是酸菜和大米飯，酸菜里有點兒肉； 那個飯盒裡是倆窩頭和土豆絲。我只得拿著這個飯盒到鍋爐房門口兒等著，等半天沒人來換，後來我跟我們車間的小姐妹合計，估計那人是看我帶的飯挺好，自己吃了。我那姐妹還說，你下回可別帶大米飯，容易丟，飯盒一掀是大米飯，人家肯定拿走了，這就是故意的，自己早上裝啥飯了自己能不知道？」
今年65歲的梁先生回憶：「上學的時候我第一次去把嘎嘎新的飯盒送到學校的鍋爐房時，爐子上已經有十幾個飯盒了，都是十分破舊的那種老飯盒。當時我心裡很忐忑，萬一中午取飯時我來晚了，新飯盒丟了咋辦？你還別不信，真照我的話來了。
「上午最後一節課教歷史的老師磨磨唧唧多講了一點兒，下課晚了。老師走了以後，我趕緊衝出教室往鍋爐房蹽，到了鍋爐房，上面的飯盒一個都沒有了。完了，新飯盒被偷了，我心差一點兒就碎了。踉踉蹌蹌地回到教室，同學知道我飯盒丟了之後，都氣不打一處來。幾個同學慷慨激昂竄出教室，紛紛跑到另外幾間教室去找，終於把我的新飯盒給找到了。一個家裡很貧困的同學看見我的新飯盒非常眼饞，一衝動就做出了傻事兒。同學們非要把他整到教導處去，嚇得他癱倒在地上。那時候大家都挺仁義，最後說算了。從那以後，我害怕飯盒再丟，寧可吃涼飯，也不去鍋爐房熱飯了。吃了一年的涼飯，直到把這個飯盒用舊了，我的胃也造壞了。」
帶飯帶成一家人
還有帶飯帶成一家人的。吳女士回憶：「我們車間有個女的，個兒不高，長得一般，外號叫『二姑』。二姑追車間另一個男的，小捲毛，可帥了，像外國人，外號叫『二毛子』。別看二姑長得一般，心眼兒倒挺多，天天換著花樣給二毛子帶飯，今天紅燒肉，明天燒茄子，後天糖醋排骨，總之頓頓離不了肉。二姑給二毛子帶了半年多的飯，對象還真搞成了。」
吳女士對本報記者說：「實際上，二毛子壓根看不上二姑。70年代初的時候，人們很守舊，車間裡風言風語的，二毛子想不娶二姑都不行，倆人師傅都發話了：『姑娘給你帶了半年飯了，你要看不上人家就適可而止。』二毛子說：『我真有點兒看不上她，長的太一般了，但是我吃習慣了，以後不給我帶飯，把我饞死可咋辦啊？二毛子家出身好是貧農，二姑家是地主，他倆結婚費老大勁了，婚禮上二毛子還說呢：『我家吃不上肉啊，我要是不跟她好，我都沒肉吃！』都說女的比男的成熟得早，通過帶飯就看明白了。」
吳女士說：「二毛子家七八個孩子，他不是老大就是老二，二姑家裡就倆孩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倆人結婚沒多久，二姑她爸就因為出身問題被打倒了，二毛子還想跟她離婚呢，因為二姑懷孕了沒離成，同學們都勸，『道德點兒啊，你倆畢竟結婚了，忘了當初二姑咋給你帶飯的了？』二毛子想起當初帶飯的事兒，沒和二姑離，也得虧沒離，後來二姑家平反了，二姑也提乾了，直接從我們工廠調到學校當教員了。」
在一家國營大廠工作的退休工人崔女士回憶：「我身邊也有帶飯帶出的兩口子，女的是徒弟，男的是師傅，倆人都是鉗工。女徒弟一星期至少能帶三回飯給師傅吃，那時候家家糧票都定量，徒弟就把好吃的都留給師傅了，有時候見師傅自己帶的飯沒多少，她就故意少吃點兒，說，『師傅，我帶的大米飯，我吃不了，撥你點兒。』師傅有的時候帶土豆絲，她帶的是肉菜，『師傅咱倆換』，就這樣，等到女徒弟要出徒了，她最後給師傅帶了一次飯，『師傅，咱倆換飯盒吃。』『行，你又給我帶啥好吃的了？』打開飯盒後，邊上一個小塑料袋裡面裝了一個小紙條，寫著：『相處三年，我要畢業了，畢業後就能獨立了，感謝師傅的恩情，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飯……』倆人就這麼成了，單位還給分了一套房子，生了一男一女。」
生活水平的鏡子
軸承廠退休工人劉女士說：「當年，吃穿用住都憑票，帶飯也定量，最早的時候，每人供量二兩豆油，二斤大米，八斤白面，我家五口人才40斤面，要是光蒸白面，沒幾天就蒸沒了，得摻點一摞到底的黑面，摻點苞米麵還有高粱米麵。那時候我們工廠的人帶飯都是花的，飯盒一打開各式各樣的色，黃的、白的、黑的，還有黑紅色的，是高粱米麵。」
劉女士回憶：「當時家家一到冬天都以土豆、白菜、蘿蔔、酸菜為主。我們那時候叫『三絲兒三片兒三塊兒』，土豆絲大蘿蔔絲胡蘿蔔絲，白菜片土豆片白菜片，土豆塊大蘿蔔塊胡蘿蔔塊，家家都是這玩意兒。我家一星期能改善一次伙食，禮拜五做一個帶肉的酸菜粉，這就算好菜了，酸菜不帶肉真是一點兒都不好吃。」
電影機廠的吳女士回憶：「我們那時候一到冬天，屯冬菜可不是三斤五斤的買，而是成袋子往家扛。我家人多，一到冬天得買兩大袋子土豆，一大麻袋白菜，兩罈子鹹菜。當時冬天很少有賣細菜的，什麼菠菜啊韭菜啊油菜啊蒜薹啊，這些都得擱南方上完回來賣，大家都嫌貴。那時候我們恨不得半個來月也不進商店，為啥呢？米麵油買回來了，蘿蔔土豆白菜都在菜窖里呢，鹹菜和酸菜罈子也腌好了，去商店幹啥？家裡要是想攢錢，就得在冬天攢，我家當時的『幾大件兒』都是冬天攢出來的。要擱現在，頓頓吃這玩意早吃膩了，但當時我們過得挺充實，那時候買個溜肉段1毛6分錢，絕對算是最好的菜了。我們都願意上班，願意帶飯。為啥呢？因為我們要是在家待著，那就是頓頓大碴子，乾糧和米飯都留著帶飯呢！那時候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兒就是泡大碴子，然後刷牙洗臉，把酸菜從缸里撈出來，用凈水泡一泡；把鹹菜從缸里撈出來，太咸，也得泡一泡。這幾樣事兒都幹完了，我們的早飯就是前一天晚上剩的大碴子。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兒，就是熬早上泡好的大碴子，也就中午帶飯能帶點兒好的。」
帶飯的青春記憶
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里，都有一段帶飯往事。今年35歲的趙女士回憶：「我們上小學初中的時候大家都帶飯，校門口擺攤賣得最多的不是紅領巾，而是各式各樣的飯兜子。那時候我們就用鋁飯盒，個別條件好的能用上不鏽鋼飯盒。後來還出現了『女士飯盒』，比正常的不鏽鋼飯盒窄，正經流行了一陣兒。冬天的時候，還沒下課爐子上飯菜的香味兒就飄出來了，好多同學吃自己飯的時候還會瞄一下看別人帶的都是啥。小時候我挑食，動輒抱怨青椒蒸爛了難吃，或者天天帶蒜薹，現在偶爾想起來還和我媽抱怨呢，我媽說：『你個敗家仔，那時候青菜多貴啊，全都給你吃了，就蒜薹扛蒸！你還抱怨老不換樣兒！」
32歲的李先生對本報記者說：「上學的時候天天盼著中午吃飯，值日生抬著大網兜放在講桌上。飢腸轆轆的我們衝上去，各自抱著自己滾燙的飯盒扔在桌上。下面的時刻仿佛彩票開獎，各自打開飯盒時臉上的表情不一，有的興高采烈地食慾大動，有的耷下眉毛嘟著嘴，仿佛失了所有力氣； 有的不動聲色地細嚼慢咽，有的眉飛色舞地狼吞虎咽……我那時候最喜歡我媽不定期放上的煎蛋，一打開飯盒煎蛋混著米飯的香氣，有時煎蛋被蒸軟了，煎蛋下的米飯浸了一層淺淺的油，現在想起都流哈喇子。」
27歲的王女士說：「我小時候最期待我媽帶的春餅，所有的春餅卷了菜，齊整整地擺在飯盒中，可不是我們現在吃春餅時那種豪放而粗枝大葉的卷法。而是兩頭包了邊，一樣長短一樣粗細，整齊地碼在飯盒裡，和現在日本電影里的愛心便當有一拼。其實味道當然不如昨晚剛做出來美味，但我是在品味自己的虛榮好麼？在周圍人羨慕的目光中，吃啥都美！」
45歲的趙先生回憶：「我班有一個淘氣包，天天中午著急忙慌吃完飯，大聲在班級里講一些屎尿屁的笑話噁心小姑娘，讓別人吃不下飯。小時候屬他學習最次，現在倒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老闆，年年同學聚會都是他埋單。現在，生活條件好了，中小學早不允許學生自己帶飯了，我兒子的學校都是統一在食堂吃。飯盒反而成了一些懷舊餐廳的特色菜，雖然做的更好更香了，卻再也沒了當年的味兒。」
帶飯的日子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卻還懷念那些可以互相分享的歲月。大家聚在一起，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懷念對彼此的家庭環境、經濟能力看破卻不說破，把最好的飯菜夾給你吃的那種真誠和善良。時光遊走，歲月更迭，帶飯記憶卻愈加清晰。本報記者 李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