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十周年的日子。
十年回望，運河邊有哪些可愛可敬的人，他們對於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利用，都做了什麼，有哪些思考，對未來又有哪些展望？
潮新聞·錢江晚報聯合杭州市京杭運河（杭州段）綜合保護中心推出《運河人說》專題報道，帶大家走近這些運河人。
來聽一聽清華同衡規劃院遺產保護與發展分院院長、中國大運河申遺文本總撰稿人張謹的分享。
張謹剛剛搬了新辦公室，她的工作單位離清華大學10分鐘的路程，她說只要學校里喊開會，就能很快趕回去。
5月下旬，她在緊密的會議間隙里，抽出2個小時，和我們聊了聊自己如何從清華博士後出發，進入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牽頭中國大運河申遺文本撰稿的故事。
「非常有價值」的十年
張謹是2006年到的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當時她在清華已經呆了12年，正在攻讀博士後，她的導師是協助梁思成創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兩院院士」吳良鏞。因為吳良鏞特別關注文化保護，她自己也一直在關注中國文化，所以最後去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讓她沒想到的是，正好趕上了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突飛猛進的階段。
張謹前前後後在文研院呆了十來年，把所有文物的類型都做了一遍，把所有文物的工作也都做了一遍，忙得不可開交。她說這是「非常有價值」的十年，這其中，中國大運河申遺文本是她全身心投入的一個核心項目。
「當時這個項目下達的任務特別重，從國家層面來講，不敢隨便交給任何一個機構，當然因為壓力和難點都特別大，也確實沒有一個單位敢接，後面就把任務給了國家文物局的直屬單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至少在把握大局的責任和態度以及專業度上都會保障。」
院裡本來人手就不多，當時做這個項目，整個院確實是耗盡了全力。張謹開玩笑說：「時間緊任務重，做完後真有一種減少幾年壽命的感覺，因為實在是太累了。」
價值文本寫了一個月，每天只睡2小時
開啟工作後，張謹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運河在哪裡」。
「因為南北情況不一樣，很多江浙一帶的河流都還在，是很清晰的，但是北方有非常多段時斷流的狀態，到底在哪裡，都不太清楚，雖然有很多文獻資料可查，但是去現場指認就不太清楚了，所以前面有五六年時間，都在做拉網式調查，有些埋在地下的要做考古勘察，搞清楚到底哪一段是真實的運河本體。」
等到這一波的摸底完成後，離申遺的節點就很近了，最後的兩三年時間，就是各個省、市等各地緊鑼密鼓地做一些保護工作，對河道、遺產點等實施保護管理規劃、頒布法定條例等。
張瑾說，文本的撰寫，就是要圖文並茂地交代明白「運河的價值」，它完全不是抄文獻，而是一份「運河價值」的說明書，因此得逐步對照摸排出來的河道本體、遺產點的現狀和實物，撰寫其相應價值。但恰恰這些運河段的保護範圍等內容，經常會發生變化，給撰寫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特別是各地開展的一些保護性工程，它一直在進程中的，會有很大的變量。比如有些區域，政府說可能20公里保護做不到，只申請5公里範圍，那就要徵求各方意見，反覆討論這個做法的合理性，甚至有時候就是多方博弈。所以最後寫進文本里的內容，經常要根據這些改變進行滾動式修改。」
張瑾回憶自己撰寫價值篇的文本大概有十萬字，基本上每天就只能睡兩個小時，整整寫了一個多月，「最後寫成高血壓的那種狀態了。」
梳理「運河的價值
解決了「運河在哪裡」的問題，接下來開始梳理「運河的價值」。
作為申遺文本中價值文本的主撰稿人，張瑾說，在梳理運河價值的過程中，是一個重新發現中國、讀懂歷史的過程。
按照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要求，裡面包含了六個不同層面的價值體系，只要符合其中的一個價值，就有機會成功申報。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找出「大運河到底有哪些獨一無二的價值，在人類歷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反覆復研究討論多個方向後，他們決定刪繁就簡，首選「創造性標準」——大運河就是主要用的是這條標準，代表著人類創造的傑作。
「這條只要論證充分了，申報就基本沒什麼大問題了，其他的一些標準再加入，就是起到豐滿大運河血肉的作用。」
張瑾說，後來在文本又增加了「漕運」，代表是制度文明的見證，這是充分站在了國際視角選取的，「沒有漕運，整個國家就不平衡，就像戰國時代一樣，不平衡有可能帶來戰爭，貧窮的地方要去打那個富饒的地方去搶物資。所以，它變成了一個制度文明的代表，千百年來，無論什麼統治者進行國家治理，一定要將漕運制度堅持下來，甚至付出巨大的成本來維繫這個制度，能持續1000多年，如果站在國際視野來看，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個事情，很能打動人。」
張瑾說，梳理價值的同時，也讓自己有一個新的發現：重新認識了中國、讀懂了歷史，「這是大運河給我最大的心靈上的震撼。」
中華的古文明為什麼能夠延續到今天？大運河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答案。
「這也是大運河能夠感動我們很多人、感動我自己的一個原因吧，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都字認識大運河的過程中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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