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下去就离婚，已经变成时下夫妻轻易选择的出口，毕竟青春短暂，谁也不想在错误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可是，就在100年以前，女性要离婚，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整天被家暴也没有地方可以躲。

在欧洲，从罗马时代开始，家庭几乎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不光是家中的财产，妻子、孩子这些活生生的家庭成员，也是男人的附属品。这个状况一直延续下来。在中世纪，的确有相关法律规定不许男性过度虐待妻子，教会规定，打老婆的棍子不能超过大拇指粗——打可以，打残了不行。

而到了现代，西方社会家庭中女性地位依然没有什么改观，女人依然是男性的附属品。而“觉醒”，正在萌生。

卡洛琳结婚

1827年，英伦社交界中的明星“谢丽丹三姐妹”中的老二，卡洛琳·谢丽丹结婚，嫁给了乔治·诺顿，一位律师。卡洛琳当时并不知道，她会被上天选中，承当推动妇女运动向前跨出大步的重任。

卡洛琳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她的祖父是剧作家，而父亲去世以后，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叔叔，作家查尔斯生活在一起。火热的性情难以压抑，所以在16岁的时候，她被母亲送到一所寄宿学校。也就是在那里，她被学校土地的拥有者威廉·诺顿的弟弟乔治·诺顿一眼看中。

在父亲去世后，卡洛琳家道中落，当时的女性都很有自觉，通过自己的婚姻来帮助家庭。比如，她的姐姐嫁给了一位船长，她的妹妹、三姐妹中最漂亮的简，后来称为了萨默塞特公爵夫人。

所以，当诺顿一家上门关说这项婚事的时候，卡洛琳的母亲并没有表达出不同意，只是希望能够延缓三年，毕竟孩子还小。

三年以后，卡洛琳19岁，她结婚了。嫁入诺顿家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自己错了。卡洛琳是诗化的性子，伦敦社交圈拥趸无数，被称为“女拜伦”。而诺顿，性子非常迟钝而固执。不过，性格不和并不是过不下去的原因。

卡洛琳太聪明了，在多年的伦敦社交圈，她是出名的辉格党支持者，常常提出令男人都拍案叫绝的政治观点。而诺顿，偏偏是个保守的托利党徒，在家庭的政治争论中，总不是卡洛琳的对手。

于是，卡洛琳就被揍了。根据她自己的回忆，结婚大概2个月以后，夫妻再参加了一场沙龙活动后回到家，依然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卡洛琳嘲讽丈夫，她从来没听过那么愚蠢和荒谬的论点。她没有发现丈夫早已憋不住的愠怒。丈夫突然飞起一脚踢中了她，又狠狠揍了她一拳。

暴力一旦开始，就不会主动停止。四五个月后，两人又吵了起来，诺顿认为一位结了婚的女性不应该单独出入沙龙，而卡洛琳不同意。于是诺顿从床上跳起来，抓住卡洛琳的脖子，将她摔到地板上。

可笑的是，虽然在家庭生活中，诺顿是个暴君，可是在政界，他的愚蠢人尽皆知。1830年，辉格党在大选中获胜，托利党徒诺顿丢掉了议会的席位。这时，他腆着脸跑回家要求妻子能不能利用在辉格党中的影响力给自己谋个差事。

这波操作挺6的对吧，更6的还在后面。卡洛琳真的去找了当时相熟的内政大臣/墨尔本勋爵威廉·兰姆（墨尔本这个城市的名称就是为了纪念他），给丈夫安排了大都会警察厅安排了一个年薪1000磅的职位。

但在另一边，诺顿还在打卡洛琳。1833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卡洛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诺顿撞开门，把卡洛琳沿着楼梯拖到楼下，掌掴拳打。这场暴打，直接把卡洛琳肚子里7个月的孩子给打没了。

2年以后，诺顿趁着妻子拜访姐妹的机会，把卡洛琳的三个儿子交给了表亲带走，不准卡洛琳看望他们。

卡洛琳这时才发现，当时的法律对结婚的女性有多不公平。根据法律，婚内妇女对孩子没有任何权利，除非有丈夫的允许，她将永远都见不到孩子。

诺顿不愧是律师出身。

打官司

诺顿的这波操作其实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会管理财产，到1935年的时候已经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时他再次把注意打到了卡洛琳身上，他打算起诉卡洛琳通奸，而通奸的对象，就是曾经帮助过他的威廉·兰姆，当时已经是首席大臣了。

他私下找过威廉·兰姆，要求兰姆支付1400英镑，兰姆当然不同意。那就对簿公堂吧。

现在有个短句说有人做一些突破底线的事情“不是蠢就是坏”，而诺顿是又蠢又坏，他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把家事捅给了当时的托利党领袖贝斯特，问该怎么办。贝斯特一听就开心了，当然要打官司。这么一闹，说不定能把威廉·兰姆给搞下来，把辉格党搞臭，多好的机会。

于是，一下子坊间就冒出了许许多多关于卡洛琳的丑闻，全是她不检点，和威廉·兰姆、以及其他辉格党知名人士通奸的。

1836年6月，此案开庭审理。乔治·诺顿的两个仆人出庭作证，证词荒唐。一名女仆声称，在卡洛琳生下第三个孩子的同一周，看见女主人在化妆，准备出门与人私会。兰姆与卡洛琳的私人信件也被翻了出来当庭宣读。

对于卡洛琳来说，这件事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不仅颜面扫地，还失去了与兰姆的友情。

当然，兰姆和卡洛琳是否真有问题，在历史上是个悬案。兰姆本人是个鳏夫，社交场上的众矢之的。而且据某些说法，他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确有些超越君臣的私人感情。

然而在这里，这个问题不是重点。重点是，卡洛琳的婚姻毁了。

然后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孩子相见，以及她无法离婚。孩子和她本人都属于丈夫。

为此，她开始把文学上的修为用在了给自己争取权利上，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当时法律所依据的父权法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妇女公开挑战这项歧视妇女的法律。她写到，根据现行法律，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无论丈夫的行为如何，母亲没有任何权利。事实上，法律甚至允许丈夫将孩子交给情妇。

在卡洛琳的游说下，塔尔福德爵士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允许“未被证实有通奸行为的”母亲有权监护7岁以下的子女，并有权接触年龄超过7岁的子女。1838年，这一法案在下议员获得通过，可是在上议院却遭到了阻击——关于这项法案的辩论被安排在了凌晨，少有议员会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为一位妇女的利益起床投票。

即便如此，保守派故伎重演，开始流传塔尔福德爵士也上了卡洛琳的床。舆论界和新闻界对卡洛琳进行轮番的荡妇羞辱，称她为“女兽”“女魔鬼”。而卡洛琳准备起诉报社的时候，又学到了一条——原来当时法律规定，已婚妇女是没有权利发起诉讼的，还是因为她的人身依附关系属于丈夫。

这次，塔尔福德爵士没有退缩，他坚定地站在卡洛琳身边，于1839年再次发起了法案。这次，他们胜利了。英格兰于同年8月通过了《儿童监护法》，将7岁以下的儿童监护权赋予母亲，条件是母亲没有通奸行为，并确立了被剥夺监护权的父母接触子女的权利。

这项法律打破了英格兰法律的父权制基础，被认为是英国女权运动在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首次成功。

但卡洛琳没有就此停步。因为这项法律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诺顿把孩子送到了苏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法律管不着。

离婚和财产

直到1842年，出现了一场悲剧。8岁的威廉和弟弟外出骑马的时候摔伤，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失血过多病倒了。当卡洛琳赶到苏格兰，孩子已经死了。在这场悲剧之后，乔治·诺顿才同意让剩下的两个孩子与卡洛琳一起生活。不过诺顿威胁到，一旦他发现卡洛琳行为不端，他将再次把孩子带走。

为了孩子，她必须离婚。为了财产，她也必须离婚。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曾经有一份给孩子们设立的信托基金。而这时的乔治·诺顿手头拮据，打起了这份基金的主意。为了得到孩子，卡洛琳和诺顿签了一个分居契约，诺顿每年支付600英镑，就可以在信托基金中提取资金。

不过到了1848年，墨尔本勋爵去世，他在临终前指示亲属为卡洛琳提供经济支持。1851年卡洛琳母亲去世，遗嘱中宣布一年给卡洛琳480英镑。卡洛琳的经济情况好转了。

得知此事的诺顿决定，不再向卡洛琳提供一年600磅。而卡洛琳的反击也很快，把自己的债主全都丢给了丈夫。

诺顿再次给报社写信，旧事重提，讲老婆在外面勾三搭四不检点。这种做法连法官都看不下去，当庭指责诺顿不诚实和贪婪。诺顿反过来说法官一定是被他妻子给“迷住了”。

人生的无奈和悲剧就是如此，明明全世界都知道丈夫是怎样下三滥，可是法律规定了你永远无法摆脱他。

卡洛琳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她再次奋起抗争。这次牵扯到了财产，没有几个男人站在她这边，不过其中包括著名的约翰·穆勒，《论自由》的作者。穆勒写到：“女人不能获得任何财产……她即便继承了财产，通过婚姻，这些财产也属于丈夫。如果离婚，她什么也带不走。而只要男方愿意，可以用法律或暴力强迫她回家”。

这是一场涉及英格兰整个上层社会的大辩论，从1850年一直持续到1857年。各种社会团体都加入了。直到1858年，新的《婚姻和离婚法》终于通过。新法中有4条都直接来自卡洛琳的经历。比如，第21条，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她的收入不受丈夫的任何追索；第24条，法院可以直接向妻子或其受托人支付单独的赡养费（不用分给丈夫）；第25条，妻子能像其他单身妇女一样继承财产；第26条，与丈夫分居的妻子有权订立合同，并在任何民事诉讼中提出起诉。

然而，根据新法，妻子向法院提出与丈夫离婚的条件非常苛刻，如果丈夫没有出轨，或者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是无法离婚的。比如诺顿，他只是虐待妻子而已，卡洛琳依然没有离婚。

直到1877年，乔治·诺顿去世，卡洛琳才嫁给了相知25年的密友威廉·斯特林-马克斯维尔爵士，当时她已经快70岁了。三个月后，卡洛琳去世。

卡洛琳一生都在和丈夫纠缠，然后自发地把抗争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然而她并不把自己看成女权主义者，从来没有加入过当时任何喧嚣的女权组织。她唯一的目的，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