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最强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毒品滥用

孙子兵法有云：兵贵神速。但他肯定想不到，在现代战争中，为了提高军队的速度，二战中的德国、日本、英美盟军竟然不择手段地将精神刺激药物和毒品安非他命配给士兵，并在客观上导致了这种药物的泛滥。

安非他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原本是作为天然麻黄的替代品而被制造出来的。起初，人们用它来治疗咳嗽和感冒，同时也用它来改善一些精神类症状。

1887年，日本化学家长井长义从植物麻黄中成功地提取了麻黄碱，而近40年之后的1924年，中国的药理学家陈克恢首先阐明了关于麻黄碱的药理作用，认为它可以治疗过敏性疾病、干草热和支气管哮喘，还可用于脊椎麻醉等。两年之后，美国制药公司礼来（Eli Lilly Co.）将麻黄碱推入市场，并从中国大量收购中药麻黄作为制药原料。

与此同时，英国的化学家戈登·阿勒斯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实验室合成了安非他命，从此这种精神类药物不再需要植物原料，仅在实验室-工厂就可以快速、廉价生产，后来配方被费城制药公司史密斯、克莱恩和弗伦奇公司（Smith，Kline&French）收购，被宣扬成一种可以治疗从抑郁到肥胖等各种疾病的神药，被各国所认知，却没有人关注到它的成瘾性和对身心的损伤。

很快二战爆发，这种精神类药物就成了各国战争比赛的“兴奋剂”。

最先使用的是纳粹德国。吊诡的是，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反毒品的。因为在它的教条里，吸毒是个人软弱的表现，是社会败坏的象征，代表着颓废、享乐，是可耻的，毒害了雅利安“优秀种族”。

但，安非他命是例外。因为它能给人带来短暂的清醒和亢奋，体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优越性。它不是逃避现实，而被看作高度警觉。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安非他命被当作兴奋剂使用，次年，德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希·豪希尔成功合成了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同年冬天，德国的安非他命产品“柏飞丁”（Pervitin）问世，在不需要药方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意在药房里买到。甚至，商家还推出了添加甲基安非他命的盒装巧克力。

随着国家间摩擦的升级，德军开始着手研究在军队中推广柏飞丁，国防生理学研究院的所长奥托·兰克致力于研究用化学手段强化士兵，在战争中取胜。经过一系列药物试验之后，他认为柏飞丁是一种非常好的物质，可以让疲惫的士兵保持清醒。而且，最打动他的是，生产这种药品不需要进口原材料。鉴于一旦开战，进口中断，连咖啡都可能变成奢侈品，这时，柏飞丁的可贵之处就显示出来了。

1939年，在入侵波兰的行动中，柏飞丁第一次被派上了用场，被配发给第三装甲师的士兵，这也是它的第一次实战演练。而这次实验的成功，让这种药品在德军中得到迅速推广，并和装甲师、Ju87俯冲轰炸机一起让纳粹的“闪电战”成为可能。

在试用柏飞丁后，第三装甲师的报告称：“经常产生精神愉悦，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增加了，表现明显增强，工作不费力就能完成，有明显的警觉效果。（药物）一整天都有效，解决了郁结的情绪，帮助心情回复正常。”

可是，在该年年底和次年年初，帝国卫生局局长莱昂纳多·孔蒂发出警告，指出滥用柏飞丁的危险性，但他只是民事机构的领导人，管不到军方。况且，一场大胆的闪电战正在上演，帝国正是需要毒品的时候。

几乎所有一线部队都得到了柏飞丁，驾驶员们可以日夜开着车往前狂奔。1940年4月，丹麦和挪威沦陷；次月，荷兰、比利时、法国。

“如果需要，我要求至少3个晚上不睡觉”，海因斯·古德里安对奔袭法国的部队指示道。于是，总参谋长约翰·冯·基尔曼塞格为士兵订购了20000片药片，每天给每名机械驾驶员服用2至5片柏飞丁药片。当他们攻入法国的时候，法军毫无知觉，防线一触即溃。在药物的作用下，有的部队17天没有睡觉。

当得知部队已经攻入法国，连希特勒本人都难以置信，他说：“你的消息肯定是错的。”

除了陆军，使用柏飞丁的还有轰炸机飞行员，因为日间长途飞行太过危险，轰炸机通常选择夜间出任务，而这正是需要兴奋剂的时候。

在2018年出版的《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对纳粹德国将毒品用作军事用途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该书还有一半的篇幅在介绍希特勒滥用精神药品的情况），但也许读者不知道，其实在二战中，除了德国之外，日本、甚至英美盟军都在使用安非他命和它的衍生品。

英国在二战期间向军队分发了7200片标准计量的安非他命，据说，1940年6月，英国击落了一架德军轰炸机，在飞行员身上发现了药片，这才知道德国人的小秘密，从此以后也开始使用兴奋剂。

英国军队使用兴奋剂有自己的侧重点，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从美国运送物资的大西洋海运船队，这需要长时间、日夜飞行的远程飞机。所以，必须要让飞行员保持清醒和警觉。英国人的安非他命品牌叫做“苯齐巨林”，执行远程空中巡逻的飞行员每次的推荐剂量是10毫克，分两次服用。

当然，当英军开始反击，兴奋剂更加必不可少。蒙哥马利于1942年8月担任北非第八集团军司令，他提倡在部队中经常使用苯齐巨林。阿拉曼战役前夕的准备工作，就包括向部队分发10万颗苯齐巨林药片。

美国，作为第一个合成安非他命的国家，当然在这场兴奋剂的比赛中不会落后。1942年后期，空军从史密斯、克莱恩和弗伦奇公司订购了大量的苯齐巨林。1943年，苯齐巨林被纳入了美国轰炸机的急救箱，成为常备药。

而海军亦如是。在圣地亚哥的美军海军基地甚至建设了自己的安非他命工厂，为部署在南太平洋的部队提供补给。1943年11月20日-23日，塔拉瓦战役中的士兵都服用了兴奋剂。

对于德国来说，兴奋剂是进攻的法宝，而对于日本，则是负隅顽抗的救命符。他们也有自己的牌子，叫“希洛苯”（Philopon）。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在执行自杀人任务前，要服用大剂量的甲基苯丙胺，药丸上面印有天皇标志，混合了绿茶的口味。

不过，对于日本来说，毒品的戕害一直保持到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它不像德国，德国的工业企业被占领和清算，而战后日本军队的毒品几乎全部流入了黑市，这也就是日本黑帮卖毒品的源头。同时，驻日美军也在助长这个危害。1953年，日本缉毒科逮捕了623名贩毒的美国士兵，但基于“日美友好”的原因，大部分涉及美国士兵的丑闻都没有被报道出来。

驻日美军的毒品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朝鲜战争中配发的。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甚至离我们最近的反恐战争中，美军依然大范围地使用兴奋剂。1966年，美国海军发放了相当于3300万颗10毫克安非他命胶囊的药物；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沙漠之盾”行动中近三分之二的战斗机飞行员，以及“沙漠风暴”行动中超过一半的飞行员服用了安非他命。沙漠之盾和风暴行动需要从美国大陆向阿拉伯半岛部署了飞机，飞行需要15小时跨越5到7个时区。一位飞行员承认：“如果没有服用药物，我可能会在飞机上睡着10到15次。”

而直至2010年，美国军方在刺激性药物上的支出就达到了3,900万美元，而2001年还仅为750万美元，增长了500％以上。

这些服用了大量药物的军人，在退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遭遇精神障碍。但你在美国大片中从来看不到这些肮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