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美分，在我们这里难道不比在百万富翁普利策和赫斯特那里更有价值吗？！”1899年，报童Kid Blink对着5000多个追随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在整个1890年代，传媒大亨们每天都你追我赶，想方设法将自家报刊的发行量提升到数百万份，然而，像Kid Blink这样的报童仅用两周的时间就瓦解了他们的报业帝国。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对，就是那个“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的创立者。1883年他到纽约购买了濒临破产的《世界报》，并在一年之内将发行量从1万份提升到6万份。到1886年，《世界报》的发行量已达到25万份，为报社赢得了巨大的利润。
普利策
1895年古巴起义，给了美国人觊觎已久的介入“自家后院”的机会。这场起义经美国媒体全面渲染，形成了一种西班牙独施暴行的印象。
1898年发生的两件事进一步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慨。2月9日，古巴特工截获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德洛梅的一封私人信件，并将内容披露给了美国媒体。信中，麦金利总统被称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虽然国内骂总统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就曾骂过麦金利“还不如一块巧克力甜饼更有骨气”。自家宝贝自家疼，我骂可以，你骂不行，来自一个外国人的指责引起了民众公愤，德洛梅迅速辞职。
（“跳出炒锅，落入火海”，美国漫画家试图表明，古巴的真正出路是接受美国管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曾借口保护侨民而炫耀武力，派遣战列舰“缅因号”前往哈瓦那以“防御亲西分子可能发动的任何袭击，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谁曾想，2月15日该舰居然发生了爆炸，共计266名官兵丧命，美国断言灾难的起因是来自水雷的外部袭击，战争狂热席卷全国。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
（《世界报》的报道，后来查明爆炸是因为船上某个机房偶然起火所致）
在传媒的战场上，普利策的《世界报》和另一位巨头赫斯特的《纽约日报》这两个死对头，为建立自己的报业帝国一直都是你追我赶、针锋相对，今天你把报纸降价，明天我就多用彩印，为提高销售量绞尽脑汁。在两家报纸battle之际，古巴冲突和美西战争的爆发恰好为两大报刊创造了好时机，它们一贯的“黄色新闻”报导方式和高涨的爱国主义、道义情绪结合起来，煽动着民众对西班牙的愤怒情绪。
双方都派了大量记者和画家奔赴古巴，以便送回西班牙暴行的详细报道，赫斯特甚至对一个谨小慎微的画家说：“你负责完成绘画，我负责完成这场战争。”“缅因号”事件后，两家报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立即对西班牙政权进行谴责，赫斯特在《纽约日报》上悬赏5万美元，奖励提供事件责任者消息的人，其他新闻消息一律被撤出头版，只剩下诸如《全国在战争狂热中颤抖》、《哈瓦那人侮辱了我们对“缅因”遇难者的怀念》这种叫嚣性的标题。
对战争的狂热、煽情性的报道使得报纸的销售量直线上升，“缅因号”爆炸后三天内，赫斯特的《纽约日报》销售量超过300万份，创造了报纸发行量新的世界纪录，普利策的《世界报》尽管竭尽全力，但仍稍逊一筹，不过很快便在随后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报道上迎头赶上。
（标题党：《西班牙的船已经开到我们岸上了！》《死于昔日荣耀！》）
既然报纸不愁卖，那就涨价吧！战争期间，《纽约日报》和《世界报》将一捆100份报纸的价格从50美分涨到了60美分。10美分，多么？搁富豪身上如九牛一毛，但对于另外一群人来说，却意味着灾难。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被称为newsies的儿童（大多数是男孩，但也有女孩），会以每天50美分的价格从送报员那里购买一捆100份报纸。然后，他们将花费数小时吆喝报纸标题，以说服路人以1美分的价格购买报纸。这些报童中的大多数要么无家可归流浪街头，要么花上一点钱在寄宿之家睡一晚。如果报纸卖不出去，他们就无法赚到足够的钱支付住宿和食物，也无法从送报员那里购买第二天需要贩卖的报纸。
报童
战后，报纸销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价格却没有回落。但是对于贫穷的报童来说，一分一厘都值得计较。《纽约日报》和《世界报》的高费用意味着许多报童一直工作到深夜才能获利。即便如此，他们每天的长时间工作却只能赚26美分，因此报童们决定罢工以抗议昂贵的报纸。
（凌晨1点还在卖报纸的报童）
价格昂贵也就算了，有时候连报纸数量都不齐全。有时，送报员会从每捆报纸中抽出一部分积攒起来，快攒够一捆后就转手卖出去。这种欺骗行为令报童们十分愤怒，1899年7月18日，报童们获悉一名送报员正在偷取他们的报纸，他们掀翻了送报车，偷走了所有报纸。这一行动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第二天，曼哈顿的报童们成立了一个公会，宣布进行罢工。
罢工的报童们袭击送报车、偷报纸、对送报员扔烂水果，报童联盟还通过了一项决议，他们直接向公众呼吁：“请不要购买《世界报》和《纽约日报》，在达成某些满意的条件之前，我们拒绝出售这些报纸。如果您对我们有些许同情，请不要购买阅读，以帮助我们抵制这些报纸。广告商也请拿掉你的广告，因为没人卖这些报纸，没有人能够看到广告。”
报童们选择了一个绝佳的罢工时机，布鲁克林有轨电车司机们也在这周举行了罢工。正如一个11岁的报童所说: “警察都很忙！” 罢工在布鲁克林大桥上进行了几天，导致严重的交通阻塞。这些男孩们很清楚公众支持的价值，他们又进军到新欧文厅（New Irving Hall）举行了群众大会，来自全市的5,000名报童聚集在一起以示声援，他们演唱歌曲，并向广大公众发表演讲。
起先，《世界报》和《纽约日报》并不十分重视罢工。毕竟，他们的对手只是一些孩子。直到广告商开始要求“因罢工而允许撤回广告”，出版商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报童们的罢工破坏了纽约的报纸业务，《世界报》的编辑写信警告普利策：“报童的罢工已经发展为危险的事情。实际上，纽约及邻近城镇的所有报童都停止了销售……广告商们放弃了报纸宣传……这确实是一次非凡的示威活动。”这个非凡的示威活动卓有成效，《世界报》的印刷量则从每天360,000张减少到每天125,000张。编辑十分震惊：“这些男孩取得的成功真是了不起。”
忙于争夺报刊界头把交椅的两位新闻大亨在小小报童的身上栽了跟头，他们同意报纸价格保持不变，但是可以按原价回收未售出的报纸。报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罢工就此结束。1899年的这次报童罢工事件虽然结束得很快，但却激发了美国其他地区许多罢工运动。
1914年的蒙大拿报童大罢工和1920年代肯塔基的报童大罢工。此外，由这次罢工也引起了民众对童工境遇的关注，在几十年后的进步主义时代，童工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从而改善了童工的生活质量。
无论多大年龄，无论身处何地，大胆去做总会让世界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