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盛夏，如果不能逃去非洲避暑，就只能靠空调WiFi西瓜续命。缺了哪一样，都会引发诸如坐立不安、度秒如年等不良反应。所幸的是，今年不是只有我们在煎熬，据说远在大洋彼岸的伦敦居民也享受到了近40度却没有空调的生活。

据身居伦敦的朋友反映，空调真是一件奢侈品。不仅空调贵（大概300英镑），装空调还要另外收钱（大概装一台空调的费用大概等于买3台空调），真是用不起啊用不起。

不过，这对于伦敦来说远算不上最遭。毕竟可以开窗保持空气流通，再热也还有限度。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大热天还不能开窗，那会是什么惨状。

历史上的伦敦，真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858年，全伦敦城都在被酷暑侵袭，可是泰晤士河两岸的人却根本不敢开窗。为啥呢？因为太臭了。所以两岸居民只要条件允许，都选择了离家出逃。《泰晤士报》上塞满了抗议，人们怀疑自己会被毒死。甚至议会都一反置之不理的常态，议员们没日没夜的开会，几度被熏到逃出会场，却又坚强地走了回去。

伦敦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而这一切的源头，却要从厕所说起。

满溢的厕所污水

在抽水马桶被推广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厕所仍遵循传统，由粪坑、椅子、木制围墙、斜坡屋顶和一扇门组成，建在远离住宅的花园或是院子尽头，既舒适又保证通风。如果户主经济条件允许，还会定期粉刷墙壁，清洗地板和座椅，放置足够的厕纸和一束鲜花。

由于使用人数有限，大多数厕所内的排泄物都有充足的时间自然分解。就算不幸碰到化粪池堵塞，也只需要在不远处再挖个坑就好，挖出的土还可以填埋旧坑，干净又省钱。

然而这并不适合19世纪的伦敦。工业革命为伦敦带来了大量人口，贫民窟挤满了外来务工者。由于住房用地紧张，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再正常不过。桑德兰还曾出现过76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的事情。政府为了维持城市公共设施的整洁，每个区域都配备了清理粪池的厕所工和街头清道夫，以便于将从厕所掏出的废物及时转移到乡下的大型堆肥场。只要在废物溢出来前将其转移走，理论上来说就能保持城市的卫生整洁。

构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令人绝望。私人厕所清理要花钱，即使只要1先令，对于穷人来说也是笔大开销。于是很多人选择让粪池漫出的污水肆意流淌。更糟的是，他们不仅在厕所清理上吝啬，对于厕所的建造材料也是能省就省。记者梅休在走访调查后指出，很多私人厕所内壁是不会做内衬的，甚至连防水灰泥也不涂抹。污水在通过壁缝“逃”出粪坑，在土壤间肆意“串联”，导致经常有住在地下室的居民发现，他们的墙壁莫名其妙地渗出了恶臭的污水。

如果土壤已被排泄物污染，那地下水源还能幸免吗？更可怕的是，由于从井里打上来的水不论是看起来还是喝起来都并无异样，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把这些危险信号放在心上。

维多利亚政府也没有将饮用水安全和疾病联系在一起，却仍意识到解决厕所问题刻不容缓。毕竟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街道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实在太不体面了。1848年，政府宣布“房屋如果不与公共污水渠相连，当属违法”。将污水集中排放管理本是好事，可是在这里，公共污水渠指的竟然是当地的河流。

于是，伦敦几百万居民的排泄物，每天不间断地通过下水道冲进泰晤士河，其他支流的废水、各类污染物在泰晤士河老爹的怀抱中亲切融合，再借助1858年酷夏的加工，终于发酵出了恐怖的恶臭。

伦敦大恶臭

1858年6月16日，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莫特利在伦敦给他的妻子写信说：

“温度表一整天都在90度（32摄氏度），可以想象，燃烧的蜡烛，热腾腾的饭菜，再加上一二十个烤的半熟的人，是什么感觉。要我说，烤架上的圣劳伦斯都得算清凉的象征。”

在我们看来，32°委实算不上高温。可在全球还没变暖，非洲还不能避暑，男女老少都把自己裹得体面而严实的时代，这已经算是史无前例的酷夏了。泰晤士河散发出了不堪忍受的信号，两岸居民被熏得仓皇逃家，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留在伦敦呼吸恶臭。

6月17日，“T.S”律师给《泰晤士报》写信，声泪俱下地控诉政府的不作为：

“我是‘腐臭河畔’的一名可怜律师。泰晤士河的确已经腐烂，它在报复……近三百万人把污物排到河里，两岸臭气笼罩……要把我慢慢折磨死……请允许我抗议，我不想被毒死……”

当然，这其中有夸张的成分。臭气能把人熏晕，但原则上是不致死的。律师的恐慌来源于当时流行的说法，即臭气是某种致病的瘴气，会引发霍乱。当时甚至又传言说河边有大批居民已经死亡（也许这才是居民仓皇逃家的主要原因）。

由于没有显微镜和微生物理论的加持，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饮用水不洁是霍乱的主因。即使约翰·斯诺早在4年前就发现了污染水源和疾病的关系，还在1856年给《泰晤士报》写信，阐述了供水公司直接从泰晤士河抽水用作饮用水贩卖的危害性。

可惜的是，斯诺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市政委员会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也是一拖再拖。尽管人人都清楚，泰晤士河的排污问题需要解决，但怎样解决，“政治家、官员和工程师各执一词”，而且许多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承担治理费用。直到1858年入夏，恶臭都已经入侵了议会大厦的墙壁，议员们仍然在为“谁来出钱”而扯皮。

幸运的是，6月的酷热终于将他们的摧毁。《泰晤士报》幸灾乐祸地报道了这一“盛景”：

“突然，他们从会场蜂拥而出，为首的是财政大臣迪斯累里。他一手抓着一把纸，一手抓着手帕，捂着鼻子，弓着腰，惊恐万分地逃离了恶臭。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紧随其后，咳嗽不止……看他们手里的纸张凌乱不堪，就知道他们收到的撤离统治是多么紧急。”

议员们在酷暑和恶臭的双重夹击下，决定投降。他们抛开了惯常的拖拉作风，把国会窗户上挂满浸有氯石灰的麻袋，连续数周坚持开会，财政大臣迪斯累里声称自己感觉快被“榨干了”。

《泰晤士报》主编为此难得称赞了一回政府，说他们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并认为，6月的酷热“对伦敦的治理作用，相当于孟加拉士兵叛乱”。

泰晤士河治理

议员们一旦团结起来，会议进度便能够实现质的飞跃。7月1日，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开会讨论治理方案。供热工程师建议在河中“修建两条沟渠，宽30码，深3码，坡度1/12”，以此带走泰晤士河中的污泥；但土木工程师却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修建沟渠会影响航运，且1/12的坡度也无法带走多少淤泥，问题的根源应该是污水排放。

外界可管不了那么多，《泰晤士报》屡次发文催促议会，其他报刊也群起响应。他们只想将自己的鼻子尽快从恶臭中解放出来，即使对同样生活在恶臭中的政治家们也毫无怜悯。不过，转过头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一位匿名下院议员的诉苦信，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全力以赴，并且热得半死”，每天在翻滚着黑水的泰晤士河旁，“一待就是6个钟头”，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开会。

显然，报刊媒体们大多不买账。《笨拙画报》激进地刊登了整版漫画《泰晤士河老爹带着他的孩子来带美丽的伦敦城》

并附上一首小诗：

烘烤，烘烤，烘烤

泰晤士河一路向大海奔跑！

愿你的恶臭能够毒死

一位议员或者一位主教

《年代》则比较理性，认为这一大笔治理费用政府铁定拿不出来，干脆全国人民集体筹款。同时要对市政委员会保持警惕，时刻盯紧他们，不能让他们偷懒（拿不出治理方案就得在国会熏着）。并且声称，兰贝斯有位“可怜”的牧师，已经因“泰晤士河的臭气”，一周失去了妻子和4个孩子。

顶着全伦敦的讽刺挖苦，巴泽尔杰特采取临时措施，每天向泰晤士河各排污口投放200多吨石灰，一直坚持到7月15日，迪斯累里提交了《伦敦地方管理法》修正案，并于8月2日立法后，议员们才松了口气。

泰晤士河净化法案通过后，委员会将统筹修建拦截式下水道，将伦敦的废水引到肯特和埃塞克斯，“远离居民的嗅觉神经”。至于300万镑费用，则由全伦敦居民一起承担，征收特别税，为期40年，税率为每英镑3便士，政府亲自作保。

大概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而法案通过的效率也的确值得称赞，于是伦敦报业纷纷开始为议会喝彩，迪斯累里成为了英雄。也许大家仍对市政工程委员会的口碑心存怀疑，但除了信任他们也别无他法。《年代》发文称：“政府已经又快又好地尽到了公共责任，现在就等市政委员会也能又快又好地尽到它的责任了。”

尽管《泰晤士报》仍然喋喋不休的在抱怨，但这次议会的确完美地完成了各项立法任务。为了庆祝议会安全闭幕，内阁成员集体在收工当天乘船去格林尼治参加银鱼宴。

随着喧嚣的国会走廊逐渐恢复安静，泰晤士河也即将迎来它的再次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