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赤子之心
“赤子”既指初生的婴儿，也指纯洁善良的人。儒家与道家对于“赤子”皆有论述。老子最早使用“赤子”来形容圣人，他认为圣人不偏不倚，抱朴守真，无为不争，好静无欲，如婴孩般纯厚质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1]称道圣人德行深厚，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返朴归真，有如赤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2]。最早使用“赤子之心”者则是孟子，《孟子•离娄下》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推崇的“大人”，不仅地位高而且德行高尚，胸怀天下，心地纯洁，没有丝毫杂念，不贪图私利。而较早用“赤子之心”来评价文学家的则是王国维，用来指一种真纯无伪的感情。《人间词话》称：“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以李煜为例，说明“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认为作为词人，最可贵的是具有“赤子之心”，而如何做到有一颗“赤子之心”呢？他认为，只有阅世浅，不为利欲环境所干扰，才能保持性情和感情之真，才能“写真景物，写真感情”，此方“谓之有境界”。
从陶渊明的生平、创作与人们对他的评价来看，他就是这样一个阅世浅，保持真性情和真感情，德行高尚的诗人。他的好朋友颜延之称他从小不好与人交游，长大之后为人心地纯洁，“弱不好弄，长实素心。”[3]陶渊明多次在诗中谈到自己热爱山林生活，受到世俗的影响很少，如“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他不善于投合世俗，因而显得与世俗隔隔不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他也不愿意投合世俗，宁愿隐居，过着清贫的生活，也要保持这份纯洁的天性，“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性情朴实，纯真，无论是对待亲人，还是朋友相交，以及与邻居相处，他都坦诚相待，体现出真挚的情感。从《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可见他对儿女不但有期待，更多的是宽容慈爱。从《悲从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可见他与兄弟姐妹朝夕相处，情深意重。从《答庞参军》《赠羊长史》《岁暮和张常侍》《与殷晋安别》《和郭主簿》可见诗人与朋友以义相交，以诚相待，常常一见如故，情性尽展，毫无保留，“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他经常拿出美酒，与朋友分享；与朋友一日不见，则思念不已。“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答庞参军并序》）他常常与朋友比邻而居，相处无比欢乐。他不以时间长短衡量友情的深浅，也不以距离远近来衡量友情是否长久。他认为，深厚的友情不会被山川等物理和空间所阻隔，“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 （《答庞参军》）。他与邻居谈论新写的诗文，分享新酿的美酒，不受时间约束，没有身份拘忌，往往乘兴而往，兴尽而归。“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其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诗人经常杀鸡摆酒，招待邻居，欢饮达旦，“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诗人缺衣少食的时候，邻居经常热情相助，以酒食相待，其中的深情厚谊，为诗人感激铭记，“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
陶渊明思想深厚，德行很高。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家的诚、善、固穷，道家的真、朴，以及玄学的任真自然。他好谈老庄，又谈孔子。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陶渊明运用老庄典故达49次，《论语》达37次。儒家对陶渊明的影响很深。据其自述，他从小爱好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儒家经典，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儒家标举的黄帝、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等圣君贤王和颜回等先贤多次出现于陶渊明笔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也在其诗中频繁出现。陶渊明不但提倡“真”，还反复提及“善”。如择善而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自称念善多年，“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认为立善可以积爱，立善让人精神愉快，“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影答形》），“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神释》）。他希望儿子以孔子之孙子孔伋为榜样，希望他成为一个温良恭谨之的贤人，“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命子》）。此外，陶渊明还提倡仁义、博爱，“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遇到生活的困难与贫穷的考验，他经常以儒家先贤相标榜，以儒家的君子固穷之志相勉励，抒发自己安贫守道的志趣。“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饮酒》其二），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咏贫士》其七）。
道家思想也在陶渊明诗中可以看到影响。如写道“抱朴含真”（《劝农》），“抱朴守静”（《感士不遇赋》），“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受时代风尚影响，陶渊明的生活和思想也浸染了魏晋以来玄学家任情放旷的思想。无论是亲旧置酒招待，“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的放纵于酒，还是“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洒脱不羁，皆可见魏晋名士的风采。陶渊明甚至也受到佛教委运顺化的思想影响，在诗中表现了不以死生祸福动心，泰然委顺的养神之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因此而被人赞为“知道之士”[4]。
综上，可以看出陶渊明思想之深厚，也正因为此，其人格独具魅力，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同时，这也是他为何能创作那么多留传后世、韵味深长的名篇佳作，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难怪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研究陶渊明，不但感叹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而且指出陶渊明研究并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和容易，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其内涵和本质，唯有此，才能真正领略陶诗的真谛，“凡是稍涉猎陶渊明作品的人们，对于陶渊明不致毫无了解，然而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陶渊明的形象，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如同他的诗一样，最平淡，也最深厚”[5]。
注释：
[1]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2] 《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3]（南朝宋）颜延之《陶征士诔》。
[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
[5] 朱光潜《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