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隐逸和隐士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隐士文化。隐士,顾名思义指的是,隐居的士。根据文献记载和学者们研究,士人隐逸的原因和目的并不一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逃世,为了追求个人主观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和完整;二是避祸,为了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三是求名,为了走终南捷径,通过隐逸交结士林,获得朝廷的征辟,达到入仕为官的目的。第一类,往往是为了全身养性,最为人称道,也最不为人所知;第二类,是不得不为之,被动的隐居;第三类,目的不是为了隐,而是为了入仕作准备,常常为士林所讥弹之。
中国早期的典籍中有关隐士的记载很多,《楚辞》《诗经》《论语》《孟子》等皆有提到。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是一位隐士,《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老子,隐君子也。”道家的代表,庄子,从《庄子•秋水》和其他许多篇目的记载来看,也是一位隐士,他在濮河边钓鱼,楚王派使者来征聘,他回答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意思是:请他们回去!他宁愿在烂泥里摇尾巴,也不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也就是宁愿过这种野钓的生活,也不愿去做官,拒绝了楚王的征召。
儒家的经典也记载了很多隐士的故事。《诗经•陈风》有一篇《衡门》很可能就是表现隐士的生活,“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贫寒的生活也有乐趣,不必有太高的追求。《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的长沮、桀溺,以及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老人等,事实上都是隐士。
究竟何谓隐士?隐士究竟因何而隐?自古以来,有不同的说法。庄子认为,古代的隐士,并不需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与世隔绝,也并非故作高深终日不发一言,也并不需要收敛自己的智慧不表现出来,而是因为时机、环境不合适,相时而动的一种行为。当时机顺应自然,大行于天下,他就返归浑朴而不显露形迹;当时机不顺应自然,大穷困于天下,他就深藏自己,保持沉默来静心等待。隐士之隐,是他们保存自身的方法。“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身存身之道也”[1]。
鲁迅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隐士,认为真正的隐士是隐君子,是如老子那样的隐士。他认为,真正的隐士是声名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他们往往不为世间人所知。而一旦挂上隐士招牌,为人所知,则一定难免表白、张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有许多隐士,为了入仕而隐,不过是通过隐逸搏一个清雅的美名,真实的目的不在于隐而在于求名求官,因此被传为笑柄。如陈眉公、卢藏用之流。
隐逸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隐士需要有维持生计的基本能力。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鲁迅认为他是一个大隐,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认为,“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他认为,陶渊明有些生财之道,要不然,他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士人隐逸的目的并不单纯,中国古代很少为了隐逸而隐的士人,大多数士人的隐逸是为入仕作准备。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真正有隐君子之风的隐士。能看到象陶渊明这样的隐士就很不错了,象老子那样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看到的一些樵夫渔父,却没有著作;文士诗夫,多悠游自得,未曾捏过钓竿或斧头柄。很难从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
归隐和入仕一样,多是士人的生存之道。“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汉唐以来,入仕并不被人见鄙,隐居也不被人称赏,而且隐逸也不被视为穷途,只有欲“隐”而不得,才被看作士人的末路。
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眉公(陈继儒),隐居小昆山,而常与官绅周旋,其隐逸之举,常常受到世人讥讽。清代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轩》出场诗最末两句就被认为是讽刺他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逸多有闲暇,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隐士的生活看上去总和享清福有些相关,或者至少不必十分挣扎着谋生,而且时间上颇有悠闲的余裕,因此,总能看到他们闲适从容地交游,吟咏生活中的读书、饮酒、书画、抚琴等各种乐趣。[2]
注释:
[1] 《庄子外篇•缮性》。
[2] 鲁迅《隐士》,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发表于1935年2月上海《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1期,署名长庚。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_1EGfnIBd4Bm1__YtT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