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陵是汉元帝刘奭的陵墓，始建于公元前40年。渭陵南北长四百一十米，东西宽四百米。陵园四门距陵园正中的封土堆约为110米。其东北5是陪葬墓群，排列四行，每行七座，被称为“二十八宿墓”。这样看来并无奇怪的地方，可是汉朝陵墓东西宽于南北，陵墓规格庞大，陪葬墓群众多的特点在汉元帝这里居然毫无体现，那么导致汉元帝陵墓如此奇怪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分析，汉元帝是因为什么原因打破了汉王朝十代帝王的陵墓特点，把自己的陵墓修建的如此怪异？

1.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的与众不同

汉元帝生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是汉宣帝刘询与原配妻子许平君在民间所生的儿子。提到汉元帝，让人印象深刻的无非就是"绿纱窗，不思量"的儿女情长，《汉书》对他的描述说：“壮大，柔仁好儒……有古之风烈。”可见，他也的确是那种文艺青年的形象。其父刘洵因早年民间的经历导致他养成强势的性格，以至于继位后公然脱离霍家干预强行以刘奭为太子。

可正是有一个霸道的父亲，而且还是位于权利最高点的皇帝，刘奭从小的许多看法都被无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的想法不敢随便提出，即使提出了，也会被强势的父亲驳回，这逐渐造成了他自卑的心理。

其次，刘病己能成为皇帝后，强行把嫡妻许平君和长子刘奭接入宫中，许平君被霍显毒死后，汉宣帝如同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呵护备至，甚至到达了宠溺的地步，事事都为刘奭着想，每次进餐都要多人试毒才可入口。这在刘奭心里种下了多疑的种子，与他登基后重用宦官具有直接关系。

久而久之，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缺少判断力、执行力，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性格。这些作为帝王本不该拥有的大忌，一点一点在刘奭身上扎根，帝王之术反倒是没有得到丝毫的进展。

就这一点远远不能判定渭陵怪异的原因，毕竟陵墓在古人的眼里具有特殊地位，就算是性格有所影响，也不会拿陵墓大做文章。但是，汉元帝刘奭的性格正是汉王朝转折的导火索，也为他日后怪异的陵墓埋下了伏笔。

2.不合时宜的政治思路埋下了祸根

众所周知，经巫蛊之祸后，刘病己（汉宣帝）出生民间，深知吏治得失和百姓的疾苦继位后崇尚霸道、王道杂治的治国方法，而自幼娇生惯养且沉浸于儒家学说的刘奭却对这种治国方法不以为然，他曾对宣帝提出重用儒家，而宣帝认为儒生只会谈古论今，不足以委以重任，刘奭的建议再一次被强势的宣帝驳回。

刘奭继位后，多年的隐忍和藏在内心的想法终于爆发出来。他不再遵循宣帝的政治方略，而是“征用儒生，委之以政”，想要依靠儒生来改变宣帝所创的政局；又恢复以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和亲政策；雄才大略的宣帝早已在死前为元帝铺垫好一切，然而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加之元帝对宦官的重用，竟然令宦官掌管中书，尽管萧望之提出“古不近刑人之义”。元帝却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直至萧望之被谋害，仍然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断臂膀。

更可笑的是，自汉高祖开始，汉家帝王都是以东为贵，故陵墓东西长度大于南北，可是到了汉元帝这里，因为过分推崇儒家思想，他打破了历代汉帝的规则，按照儒家以南为尊的说法，把渭陵建的南北长度大于东西。

然而这只是渭陵与众不同的一部分了原因，若是论其他的因素，不得不说刘奭是如何拿着一手好牌输得一塌糊涂。渭陵的怪异与汉朝的命运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汉朝的命运决定了末代君主的陵墓。

尽管这位皇帝统治期间，消灭了最后一支反汉的匈奴部族，人口数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期空前庞大，但这些只不过是孝宣之治所遗留下来的成果，所谓的盛世之下，衰败的种子早已蠢蠢欲动，过分的重用儒生，信任宦官，造成了儒生骄横，宦官当政的乱局，司马光曾评述汉元帝：“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朝廷内因不公平的对待时刻笼罩着争夺政治权利的阴霾。

懦弱的元帝为了缓和与豪强之间的关系，废除了迁徙关东豪强以充实关中帝陵的制度，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诏罢置陵邑，原因竟然是：强迫使人民转移不利于百姓，会引起社会动荡，设置陵邑对巩固政权已不起作用，所以从渭陵开始废置陵邑。《汉纪》：“永光四月九月，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这也是渭陵陪葬墓较之前汉帝骤减的原因。

满口仁义治天下的元帝此刻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政策来整顿混乱的局面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他软弱无能的性格，只能躲在儒家的仁义学说之下苟延残喘。失去中统治者的约束，各地豪强不再畏惧统治者的管理，开始争相兼并。文景之时历经千辛的削番成就在他手里毁于一旦，宣帝所开创的盛世局面顷刻之间化为泡影。而这时的他还沉浸在自己天真的幻想之中，殊不知自己已成为汉王朝的罪人，强大的汉王朝由此转向衰败，一蹶不振。

总结

到了元帝统治末期，经济急剧下滑，天下战事四起，因为资金不足，陵墓的规模更不可同之前的九位皇帝所比拟，比文帝、景帝的墓葬规模缩小小了近一半，这也造成了他的陵墓如此怪异的原因。

所以说，造成渭陵与其他汉帝陵墓差异的，不是元帝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他的突发奇想，从渭陵的种种异常可以得出，汉王朝的命运早已因为元帝自身曲折的成长经历、错误的政治方略而决定，渭陵的怪异，只不过是一个末世王朝的统治者咎由自取罢了。

参考文献：

《帝王世纪·第七卷》——皇甫谧 《汉书·元帝纪》《汉书·佞幸传》——班固 《资治通鉴·二十九卷》——司马光 《汉纪》——荀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