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叶田田
月前，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揭幕展览“头发与毛发”，由博物馆时尚与织物部门首席策展人丹尼斯·布鲁纳（Denis Bruna）策展。这位现年55岁的策展人和学者，先前最广为认知的，是其著作《时尚的身体：一部关于廓形的私密历史》（Fashioning the Body: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Silhouette）。从被时尚包裹的身体到暴露在外的发肤，布鲁纳选择了一条带有女性主义气质的微观视角以诠释时尚与社会这个宏大的议题 — 肤上之发不仅是时尚、是宗教的信仰、是反叛的宣言，更是关于世界观的注脚。
金唇发型(Coiffure Blonde lips)，查理·勒·敏杜（Charlie Le Mindu），2010年
WWD将此次展览概述为“发型在定义时代”，或者一个更为恰当的表述是，“发型是个体与时代交流的私语”。策展团队用六百多件作品让观者走进这片关于毛发的符号密林中。从路易十四的情妇用矫饰的fontanges发型看到闲适阶层对美的追逐中，女性如何将自我客体化推向矫饰的极致；从二十世纪男性对胡须迷恋，看到时代对男性气概的长久凝视；从安迪·沃霍尔的假发看到一个“超真实”的景观社会如何被消费主义的热浪所催生；以及，揭示这场毛发狂欢背后的人（发型师、造型师、假发工匠）与物（烫发器、药水与我们梳妆台前的瓶瓶罐罐）。是的，这场展览的主题是流行性、甚至略带娱乐性的，但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并未因此踏上一条“美陈策展”歧途，而是将学术性的、知识分子式的社会建构理论思辨注入其中。这或许能给当今国内的展览从业者一些参照，商业能够滋养艺术（此次展览获得来自Wella品牌的首席赞助），但艺术应有其纯粹性的边界 — 策展实践应在体悟大众观感的同时，呵护艺术本身、那脆弱的边界感。一种略带严肃的场域气质，或许更能激励观者关注展览本身，并与展览叙事建立共情。
真实的头发 身份的假发
印花假发，亚历克西斯·费雷尔（AlexisFerrer），2021年
我们进入这场展览，要先暂弃丹尼斯·布鲁纳的历时性的线性线索 — 策展人已指出，这场展览是基于希腊罗马/基督教犹太教的文化背景的讨论，我们自身的东方文化身份与社会体验，可能让我们面对西方历史叙事显得手足无措，却亦能让我们抵达这场展览普世性的核心论题：头发是个体身份的核心，而个体身份的建构则让头发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阶层、族群、世俗价值与个体理想。
在菲茨杰拉德1920年出版的小说《人间天堂》中，叙事者艾默里写下了他在圣瑞吉预科学校中对老滑头（上层社会中的享乐主义者）的“确切的定义”：长得白白净净的，他应该很有头脑，他采用一切手段在诚信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博取人心、赢得赞美……他的头发必然修剪得很短，抹了大量的水，二分头，并且按照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发型，朝后梳得油光溜滑的。— 发型，自古是一种阶层的制服。十七世纪的法国，是绝对王权的“黄金时代”，贵族男性的盘发和编发上的缎带与发珠，见证了贵族阶层绝对的社会政治权力，与绝对权力之下的内部腐朽与社会割裂。而同世纪的中国，满族统治者用一场剃发易服，宣示着侵入者的绝对胜利，以及对被汉族同化的恐惧。发型是社会权力的象征，这恰让今天的我们，格外乐于讨论当今政界人物的发型。2009年在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时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她天然的非洲裔卷发拉直并盘成了发髻，这样的公众形象在西方激起了不少讨论。《周代周刊》作者珍妮·德斯蒙德-哈里斯（Jenee Desmond-Harris）引述网络意见，指出这样的“卷发拉直”是一种“走捷径”和对白人审美的“屈从”。超模主持人泰拉·班克（Tyra Bank）随后在网上声明，将放弃直发，回归非洲裔的天然卷发。头发的曲与直，引发了一场关于种族与阶层的讨论，米歇尔·奥巴马的支持者表示，她们也会将头发拉直，去满足大众对专业形象的不公的期待：“每次入职时我都会把头发拉直，直到三个月后我拿到健康保险，然后我会让卷发慢慢回来。”
印花假发，亚历克西斯·费雷尔（AlexisFerrer），2021年
这场讨论，在数年后汇集成一场席卷西方社会的平权运动。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不论是米歇尔·奥巴马还是那些遵守白人精英审美的非洲裔劳动者，他们把头发当成装点社会人格的“假发”，来辅佐其社会身份的“角色扮演”。奥巴马的继任者、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把自己的发型当成身份营销的利器 — 发型的坏品位与浮夸，让他更能取得那些反政治精英者、民族主义者的青睐。而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则用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当作令人放下戒备的障眼法：掩饰下层选民所不悦的其精英阶层的背景。这位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野心家，或许也是一位最糟糕、也最成功的发型师。
发型关乎的是权力，亦能作为反权力的载体。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震荡中，青年人走入轰轰烈烈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中，用“反造型”的自然长发作为对世俗法则的抗议和自我身份的标识。激荡岁月已逝，但长发的记忆却留在了世人的出世理想之中。像今天后海村的那些浪人一样，男男女女离开了城市深夜的格子间，让生活的意义回归身体与自然的感知之上。他们蓄起了一头蓬蓬松松的头发（或者是海水让它们显得如此蓬松），而那些关于柔顺发丝与精致油头的记忆，随着那个城市身份的逝去而被掩藏。
消费主义与三千烦恼
退隐山林，琴棋书画 — 或许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士隐遁理想，给了世人追逐诗与远方的合理性。但终究有多少人能放下这滚滚红尘，消费主义就像一张巨大的安全网 — “奇焕润发”“奢选香氛”“纳许梨与柠檬雪芭，中调格拉斯魔力，后调香草兰。”……化妆品商用词语的迷宫让我们永远困在消费的围城中，然后我们硅油和香精滋养着我们的头发 — 那一团由角质蛋白堆积硬化而成的死物质。是的，它不会改变些什么，当代商业传播在贩售一种缓解焦虑的精神按摩术，或者说，一套用营销辞令、日化科技与人造感官制造的“障眼法”，营造出一个养尊处优、不谙世间风霜，充满女人味的柔美贤良形象。上世纪中叶，Dior先生总会在他的手稿中，为她笔下纤腰樱唇的女郎配上一定时装小帽。一方面，这是Dior先生的所长，他在成立自己同名时装屋之前，被雷蒙夫人（Madame Raymond）雇佣参与帽子的设计，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资短缺让法国女性的发质变得极其糟糕，这是时代的现实，却不是“新风貌”的理想主义，它必须要被“优雅”地修饰。是的，曾经高级时装的帽饰、今日日化品的润发油，我们对头发的雕饰，就像为熬夜的双眼画上的浓重的烟熏，它是阶级的宣言，更是被阶级意识所诱捕的羞耻心。
黑色热带（Trop noire），利蒂西亚·基（Laetitia Ky）, 2020
对于中国男性而言，基因让我们免于体毛的困扰，但所有对于男性气概的焦虑，都寄存在头发。是的，我们无法避开脱发这个议题。个体意识的觉醒，让新时代的男性纹了身、穿上了古着、吃上了时令的有机食物、逃离了油腻中年的饭局和酒局，却掉入了被米诺地尔（一种治疗男性脱发斑秃的药水）支配的日常。丁克嬉皮士省下了学区房的租金，却把钱送给了植发诊所。这种狂热，让我们不禁思考，是因为生理的困扰而造就了新兴的医疗服务，还是因为新兴的医疗服务而鼓吹了脱发的人造焦虑。举个戏谑的例子，男人的脱发就像冬天的秋裤 — 不是你觉得冷，而是你妈觉得你冷 — 只不过一条秋裤的价钱和五位数的植发手术所创造的GDP不可同日而语。
头发脉轮（Hair Chakra），尼古拉斯·朱杰克（Nicolas Jurnjack），2017
我们探讨头发、我们探讨消费社会、我们探讨进入自我物化漩涡的女性魅力与男性气概，其背后的原因在何处 — 或许我的Barber（我不愿称呼他为发型师，剪男发的barber代言的是男性气概和男性化的社交规则，这和为女士服务的沙龙发型师有着社会身份上的本质差异）对这个问题看得更为通透。在聊完米诺地尔上药器的话题后，他一边给我梳着后背油头，一边跟我说着“裙边效应”，乔治·泰勒理论的原版是经济越好，女性的裙子越短，好露出新买的丝袜。而当下的版本是，当社会发展进入某种“内卷”状态时，人们更难从外界汲取财富与社会资源，转而用身体发肤的物化来取悦他人。如策展人所言，身体上的毛发象征着生殖力（virility），当男性在择偶的猎捕中，不再能用名牌手袋展示自己养育家庭的财务实力，他能做的或许还有展现自己浓密的头发和坚实的二头肌 — 这种部落时期的男性气概，依旧会让我们产生安全感与庇护的联想。
重启想象
头发是我们社会身份的载体，发型承载的是社会规则的范式，我们对头发的处理、我们对一个发型的选择，是潜意识中，自我社会身份的一种雕琢和思辨。但同样的，我们也会把在这一动态思辨过程中所生长出的、反叛的行为与理想的归宿投射在头发之上。在展览的最后章节，丹尼斯·布鲁纳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发型的浮世绘，从成为二十年代爵士乐世代的garçonne头，到60年代起持续生长的亚文化部落与他们的发型符号：朋克的伊洛魁刺头，车库摇滚拥趸不加打理的头发、反叛的光头党与少数族裔、代表他们身份归属的民族性发型。今天，发型依旧与审美与美学有关，但更多的是关乎观念。当观念与审美相会，头发最终成了艺术表达的载体。此次展览中，不仅有亚力克西斯·费雷尔（Alexis Ferrer）这样造型师以头发为媒介进行的创作，亦有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约瑟夫斯·蒂米斯特（Josephus Thimister）与珍妮·维斯瑞尔（Jeanne Vicerial）等先锋时装设计师，将头发作为一种媒材，进行的时装性批判（头发，诚然是一种织物的形态）。艺术家与创意者，或许不能改变当下时代的焦灼与不安，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游戏与批判间，让这三千烦恼丝成为想象展开的蓝图。
文 Article / 叶田田 Roger Ye
图 Pictures / 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