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rticle > 周钰 Zhou Yu
图 Pictures > 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大竹茂夫 Shigeo Otake
近日，日本艺术家大竹茂夫在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他的个展“大竹茂夫：芳集托皮亚”（ShigeoOtake：Fungitopia）。展览名称出自“fungi”与“utopia”的合成词的拟声，意为真菌之邦。展览囊括了大竹茂夫自1980年代至今的绘画创作，将以多重面向呈现这位“真菌画家”魅感丛生的世界。
>《这个地方与大海相连》（This Place is Connected to the Sea），1997，坦培拉，布面油画
1955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的大竹茂夫是战后日本经济从复兴到高速发展，最终走向泡沫的亲历者，也是全球超现实主义在1960年代发展至日本，与本土猎奇文化交染碰撞的实践者。正统的美学教育与多物种的自然联结是他艺术创作的两个滋养源泉。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秘密》（Secrets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1987，坦培拉，布面油画
1974年，大竹茂夫进入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美术系，后加入油画壁画班，师从山添耕治学习湿壁画和蛋彩画。当时的艺大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热忱已形成风潮，山添先生正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考察后，着意于西方古典绘画的技法引进和人才培养。而与此同时，战后超现实主义在欧洲各国兴起，超验的革新和意识探索在文学、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对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激荡。西方艺术的发生地是明信片上的博物馆和教堂？还是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试验场？于是大竹在1977年选择休学，展开了自己为期两年的欧洲之行。从英国、荷兰、法国到西班牙，依附于神庙遗址、教堂圣所和王权宫殿建筑的壁画、雕塑构筑起的人文主义高墙，向大竹展示出一种一致的思辨意识：对叙事的兼具、技法的探索以及形而上的指向；多元的西方风格为出身于海洋文明与东方鬼神观的大竹提供了更高层级的隐喻和象征的表达—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作品中对象征意味的强化，恰恰能够成为捕捉日本妖怪文化的外在框架。回顾二十年来大竹茂夫构建的异界王国，可以看到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等画家的视觉谱系。
>《球束梗孢霉属和虫壳菌属》（Gibellula and Torrubiella），2001，坦培拉，木板油画
与真菌的缘分则是不期而至。回国后，大竹茂夫在京都艺大继续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毕业后与朋友合租了一间工作室，正式成为一名画家。由于地处京都郊野，工作室附近便是植被覆盖的古墓公园和古木参天的神社，大竹养成了一个人到山里观察真菌、采集蘑菇的爱好。一次在一座寺庙的后山，一株从未见过的神奇生物出现在他的视野：他用树枝小心地将这株肉色珊瑚状的物体从腐蚀土中挖出，发现这是一只被菌丝寄生的蝉幼虫。小时候在忍者漫画中知道的虫草菌竟在如此靠近人类生活的地区也能看到，大竹激动地到图书馆查找关于虫草的资料，在清水大典绘制的《冬虫夏草真菌图鉴》一书中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此后他在那片地区又发现了蜘蛛虫草和蛹虫草。从第一株蝉花开始，被真菌感染的蝉、蜘蛛等宿主幼虫化为人形，在他的作品中轮番登场。
虫草菌充满妖气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异感深深吸引着大竹茂夫。日本狭长的国土和丰茂的山林塑造和保留了庞杂的神明及鬼怪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不同生物所复合的怪物的想象也比比皆是，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飞马、奇美拉、美人鱼，中国《山海经》中的兽身人面神，日本怪谈物语中的鵺，而昆虫与真菌结合而成的虫草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物。跋山涉水寻找的虫草成了大竹的艺术缪斯，虫类以活物的姿态固化，艳丽的子座基质从虫体破壳而出，其间的复杂与多样性促使着他作画来传达内心的雀跃与着迷。
>《取木乃伊》（Mummy hunter），2014，坦培拉，木板油画
当画中的人物扮成虫草的模样出现时，“冬虫假装之人”系列作品便诞生了。在日语中，“冬虫夏草”与“冬虫假装”同音，画中形态各异的“居民”保留了真菌子座冒发的形态，一举一动隐于现实而显于生活，散发出诡谲的气息。大竹茂夫在想象的现实异界中搭建起了一个真菌王国，从“冬虫假装之人”系列开始，又陆续创作了“移动真菌生活史”（1988—1993）、“真菌塔罗牌”（1995—）和“菌生代”（2004—2005）系列，以不同面向呈现着这个王国>《人类纪念公园》（Human Memorial Park），2008，坦培拉，木板油画的内在结构—既脱胎于肃静幽微的宗教场所，又恍然是一座怪诞交错的游戏场，并串联起了关于故事的完整叙事：移动真菌园在巡回中偶然造访了人类小镇，参观的人被孢子感染后长出了真菌，无限蔓延的感染很快使人类无能为力，在文明即将终结之际，人们选择了将仅存的意识聚集起来，与真菌相结合，于是诞生了“菌生代”。创作还借用了但丁《神曲》之《地狱篇》的叙述方式，将后人类时代的隐喻包裹在真菌的繁衍与生存模式中，以连续、庞杂、繁密的视觉体验呈现人类探索的困境与未来，激发出一种宗教警示的张力。
>《人类纪念公园》（Human Memorial Park），2008，坦培拉，木板油画
从自然之妙到纸上王国，从文艺复兴到未来寓言，除了作为“虫草画家”之外，大竹茂夫还与日本的出版行业以及虫草研究群体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结。他建立了名为“虫草日志”的博客，加入了虫草同好会，参与编撰了《冬虫夏草的文化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虫草屋”（虫草爱好者）交流观察和收集到的虫草。
对虫草探索的痴迷，似乎使大竹在长久的时间内游离于艺术史的分野地带。他的身份也更像是一个特异物种志的研究者，而绘画成为了一种信息末端的呈现手段。大竹茂夫试图用绘画将地质层中的生物痕迹层层剥离，寻找人类文明的遗迹和残存意志的集合，塑造一个足以吞噬地球表面的有机组织，它们是古生物、昆虫、双栖动物和真菌，是伺机而动、悄然无声的幽灵。（编辑：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