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大唐。

有的人的大唐是诗意的，有海上明月、滟滟江波，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

有的人的大唐是明朗的，有李世民和魏征的君臣相得，有房谋杜断，有“神探”狄仁杰和无敌李元芳……

有的人的大唐是铁血的，逐突厥于大漠，开都护于安西，江山一统；

有的人的大唐是浪漫的，有风尘三侠，有传奇故事，有吴道子、阎立本的画……

刚刚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又给大唐文化做了一波活广告……

大唐的兴盛让人心生向往，但它后期的衰落，也让人扼腕叹息。

短短一篇文章，讲不出浩荡的大唐历史，只能管中窥豹。

大唐打过无数次大仗，这次只讲两次小仗，两次小规模的对外战争。

而从这两场小规模的战争里，却能窥见大唐因何而盛，又因何而衰。

盛，不是道德高尚；衰，也不是道德堕落，而是一个有机体的生长过程而已。

第一场，对日本，白江口之战。

这场水战的过程很简单，但形势不简单，影响不简单。

1，一边倒的胜利

战斗红方：大唐、新罗

战斗蓝方：日本、百济

红方兵力：13000人，战船170艘

蓝方兵力：42000人，战船1000多艘

最后战损：日本亡1000多人，战船剩余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胜利，在人数、船只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唐军队依然把日本军队杀得大败。

有评论说，这一战，一举奠定了一千多年东亚的格局，一直到十六世纪，丰臣秀吉才敢自朝鲜而窥中国。

确实如此，我们看这一战，应当回到那个时代，看一看大唐到底强盛在什么地方。

2，日本学习大唐，不止是崇拜，也是刚需

最开始的时候是汉字——造字技术最能体现一个文明的发达程度，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技术。

有了技术，理念就跟了过来，汉字的字义解释，之后的伦理道德，儒学的慢慢渗透……

而这些，又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公元五世纪，因为中原大乱，不少中原人渡海来到日本。

日本统治者重用这些中原人，特别是财政方面，几乎都是中原人在运作，这就形成了不少大陆移民集团。

这些人，是天皇的天然盟友。

因为无论什么地方，政治博弈的戏码大体都差不多，怎么制衡贵族们的势力？要么是外来的势力，要么是起于草莽的势力。

当然，贵族势力也不会坐以待毙，也在竭力拉拢大陆过来的移民集团。

争斗的结果，还是贵族势力被打压下去，然后发生了著名的大化革新，学习唐朝的制度。

白江口之战，就在大化革新的五年之后。

战败之后，日本恐慌，为了应对大唐可能的入侵，又接受了大量的朝鲜半岛移民。

这是新的外来力量，这些力量站在君主一边，就进一步加强了天皇的力量，尤其后者在镇压了贵族反抗的“壬申之变”后，进而更需要有利于集中权力的官僚制度，学习唐朝便成为了刚需。

战败这一点，可以算是直接的刺激。

政治环境一样，还这么强大，不学习大唐学习谁？

认识到这一点，日本开始大规模派出遣唐使，逐步建立了以律令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仿照均田制制定了扳田收授制、租庸调制。

可以说，建立了一个“小唐朝”。

3，大唐化育东亚，是帝国的特质，也是副产品

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建立之初，它是不去考虑怎么传播文化，怎么去影响其他国家的。

它需要两样东西，一是生存，二是秩序，归根结底是秩序。因为秩序是更好的生存。

人们经常把生存看作最基本的需求，实则不然。生存也有其复杂性。

一亿目标王健林的生存逻辑，肯定跟一位外卖小哥的生存逻辑不一样；

一个小国的生存逻辑，跟一个大国的生存逻辑也不会一样。

大国必须考虑各方面力量的均衡，这需要军事力量，需要财政支持，而在这之上，还需要合理的制度支撑，能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

而文化，是这些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载体。

军事力量，大唐采用的是北朝逐渐演化而来，在隋成熟的府兵制；财政方面，同样是凝聚北朝智慧的均田制。

这是起源于农耕—草原过渡地带的制度。而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也有这样一个规律，如果开创一个兼容中原和草原的大帝国，其制度一定源于这样的地区，隋唐、元、清皆如此。

由此产生的价值认同，也是超越中原的。

比如，太宗皇帝被草原民族尊为“天可汗”，这不只是一个称号，而是真的在遵循草原的统治逻辑。唐太宗是中原人的皇帝，是草原人的可汗，在这之上，是大唐帝国。

也只有这样容纳多元，才成就了一个胸怀广大、强盛无比，物质和精神文化都很丰富的大唐。

第二场，对阿拉伯帝国，怛罗斯之战。

这场战争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一次碰撞。

1，好像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的失败

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751年，当时的大唐在西域不断扩张，高仙芝带兵斩将灭国，所向披靡。而阿拉伯帝国，也在准备进攻安西四镇。

双方就在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罗斯城展开了激战。

唐军的战斗力，在中国历史上绝对能排到前三，而那时候，也是阿拉伯帝国也处于强盛期，双方相持，不分胜负。

这时候，改变力量对比的是叛徒。

葛逻禄部众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高仙芝战败，据说两万多唐军只剩下数千人。

不过，这场战争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唐军给阿拉伯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从战斗结果上是唐军败了，但唐军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

据说，阿拉伯伤亡七万，远高于唐军的一万五千。

其次，怛罗斯本身就在阿拉伯控制之下，唐军没有夺取，但依然在中亚扩张地盘，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之后。

那么，这场战争又有何象征意义呢？

2，文化价值观的暗流涌动

一直以来，我们是用中原视角看待唐朝的，把唐前期的兴盛，看成是一个朝代的上升期；把唐后期的颓败，看成是一个朝代的没落期。

这么理解也没错，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基本呈现正向分布曲线。而看这个曲线，是没法区分隐藏在趋势之后的有趣原因。

唐帝国的逐渐衰落，与宋的衰落，是有很大区别的。

宋只是东亚大陆一个区域性国家，以儒学为本，其统治的普遍性，可能还不如兼容游牧和农耕的辽。

而唐，虽然同样确立了儒学的地位，但儒学的发展，依然延续了南北朝时的寻章摘句，在对帝国的文化精神引领上，与其地位并不相称。

唐之所以这么强大，这么幅员辽阔，就是因为超越了中原儒学，容纳了多元价值观，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帝国。

古今中外，有帝国特点的国家，都是如此。

比如罗马、波斯等等。

多元价值观塑造了帝国，但也带来了帝国的隐忧。

这个隐忧，就是精神价值观的冲突。

3，大唐内部的精神价值观之争

这是一场争取世道人心，影响人精神世界，进而影响统治秩序的竞争。

竞争是多方的，有儒家，有佛道，还有景、祆、摩尼等等。

儒学并不占优势。

虽然太宗命孔颖达成五经正义，儒学定于一尊，但儒学本身并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与政策，很多是繁琐的章句学问，僵化生硬。

而佛教在玄奘归来后，更加系统化，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佛教在人的精神世界方面，比儒学更有普遍性。后来儒学的发展，很大借鉴了佛学。比如，著名的“月印万川”。

此外，伴随繁荣的对外贸易，跟随西域商队而来的，还有景、祆、摩尼等教，比起当时儒学来，都更普遍性。

而西域的道德风气，也随之而进。

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社会价值多样，各种思潮涌现。

大唐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不安因素。

而唐玄宗及之后的继任者，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逐渐依靠儒学进行治理，丢失了太宗、高宗的帝国视野，具体说是草原视野。

还是以怛罗斯之战为例。

这场大战的导火索，是高仙芝攻打石国，在敌人投降的情况下，还攻击石国的军队，并且杀俘，在城里烧杀掳掠。

如果大唐朝廷明白当时中亚的局势，就应该惩罚高仙芝的行为，争取中亚其他势力的支持。

但是大唐并没有，从而使高仙芝的行为让小国们的离心，并引来了阿拉伯大军。

而到了怛罗斯之战前夕，朝廷轻视反唐联军，高仙芝知道仗不好打，但没人听他的。

就这样，怛罗斯之战大唐败了，它虽然没有产生战略上的直接后果，但它是一种象征，也传递了一个信号。

它是大唐失去帝国视野的象征，后来果然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

它的传递了大唐可以被击败的信号，间接鼓舞了安禄山。

两次小的战役，背后却是国家实力、战略视野以及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映。

历史，就是用来给人们当事后诸葛亮的。

事后看历史，更能获得知识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