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两个极端。

赞美的人，说那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年代，文化造极于世，平民都有三分雅骨；

痛恨的人，说那是一个柔软没有骨气的年代，身为汉家儿郎，上不能卫护国家，下不能护佑家庭，大好江山沦亡，崖山之痛，一痛千年。

历史就是这样，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未来，都是偶然；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过去，都是必然。

我们在前文讲过，汉朝去古未远，汉儒就带有巫的传统，流行神秘主义。

同样，去古未远留下的，还有崇武刚烈之风。

当然，我们不能把一个帝国的扩张，建立在有些虚无缥缈的尚武精神上。

或者可以问，为什么会有尚武精神？

能不能抵挡游牧民族，最直接的因素当然是军事因素。

在现代社会，决定军事能力的是什么？

首先，要有钱，就是经济能力。

其次，要有好装备，就是科技能力。

第三，要有会打仗的军人，这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帅才，能指挥打仗；一种是将才，可以统称那些勇敢作战的官兵们。

第四，打仗很大程度上就是打后勤，需要统筹物质、人员的调度，配合必须十分契合，可以称之为组织能力。

经济能力、科技能力、帅才将才、组织能力，这四样缺一不可。

那么，汉朝和宋朝的表现又如何呢？

一、汉宋经济能力哪家强

肯定会有朋友嗤之以鼻，这还用问吗？

汉朝与宋朝相差了一千多年，无论是农作物，还是耕作技术，都有了很大发展。

确实如此。

作为典型的农耕国家，历代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头等大事。每年开春，皇室都要在皇宫里种田以做示范，对于各地的作物、技术发展，更是非常重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汉朝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稻、黍、稷、麦、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谷”。

宋朝也基本上也是这些，但是引进了越南的占城稻。

汉朝中原已经有一定的农业技术，比如复种连作制，北方土壤耕作的垄作法、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等。

宋朝的耕作技术可能没有颠覆性创新，但有了长足发展。

比如，南方的灌溉工具龙骨翻车，还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

范仲淹作了《水车赋》，“器以象制，水以轮济”。

耕牛缺乏的地区则广泛使用“踏犁”。

宋时，还出现了很多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等。

这些比较枯燥，还是引用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所讲：“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

如果换算成人均GDP，宋初大概450美元，宋末大概600美元。

跟元末、眀末老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不同，宋末的老百姓，反而比宋初要好。

如果说汉朝灭亡时还很强大的话，那么宋朝灭亡时，还很富有。

不是说军事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能力吗？宋朝的经济能力为什么转换不成强大的军事能力？

因为这么强大的经济能力，不是在国家，而是在民间。

“民间”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在士大夫手中。

熟悉宋朝历史的都知道，弊端就在于冗兵冗兵冗费，就是要养的官和兵太多了，不能产生效用的支出太多了。

比如，唐的疆域是宋的两倍，但每届取进士只有三四十人，宋朝却达到四五百人。

唐太宗时曾将朝廷官员从两千多减到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朝廷内外属官就超过了一万七千人。

三冗的结果，就是每年的税还没收上来，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宋朝皇帝空守着一个无比富有的大宋，却什么都做不成。

而汉朝呢，用一句教科书上写着、大家都背熟了的句子，国库里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汉朝确实不如宋朝富庶，但汉朝的皇帝，比宋朝的皇帝富庶，至少武帝时期是这样的，比宋仁宗富，所以他做成了很多事。

二、科技能力怎么转化成战斗力

宋朝的科技能力也很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著名的四大发明，有三个都在宋朝得到了很大发展。

比如指南针，在北宋已经应用于航海，南宋更是出现了"罗盘"。

再比如，北宋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

还比如火药的应用，宋朝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炮弹。

汉朝的科技，最著名的当属造纸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朝代，冶铁技术比北方游牧民族要先进的多。

那么，这些科技，是否转化成战斗力了呢？

汉朝对匈奴的成功，有武器精良的因素。

北宋的科技，特别是在王朝末期，在战胜敌人上乏善可陈。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北宋科技虽然辉煌，但是没有形成代际差距，不能降维打击。

为什么没有形成代际差？

因为没有体系，没有配套，不能量产。

就拿火药来说，如果真要想在战场上起作用，就得有能够反复使用的枪炮，要想有反复使用的枪炮，就得有可靠的钢铁，有熟练使用的人。

如果想要质量稳定的钢铁，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业化的冶炼方式。

事实上，直到明朝，枪炮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枪炮成为改变战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了。

在这个时候，冶炼就称为冷兵器战争的重要决定因素。

汉朝时期，主要是汉匈两个大国并立，西域众多国家被匈奴所割，汉朝拥有北方险要关隘，基本上可以封锁精良铁器流出——就算封锁不住，也能大大降低匈奴获得这些武器的数量。

宋朝则不然，当时国家林立，辽、西夏、大理，宋既没有河西养马之地，也没有燕云关隘险要之地，四处透风，在加上民间管制也比较松，想封锁也封锁不住。

这样，北宋虽然有一些技术远超同时代的欧洲，但面对游牧民族，却不能转化成为降维打击的手段，只好对拼单纯的武力。

三、帅才将才窝囊史

学者，老师，大学生，商人，大多数人都可以把宋朝当作黄金时代穿越回去，唯独一个职业不行，军人。除非你穿越回去不要进入大宋军队，或者，作为文人掌兵。

如果仔细看宋朝历史，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明明弱到一触即溃，但是有将领出来，也可以把入侵者打得屁滚尿流。中兴四将，特别是岳飞，也可以把金兵打得大败亏输，“直捣黄龙”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南宋，蒙古大军开了挂一般横扫欧亚大陆，却进攻不下南宋，打了几十年才打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

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压制武人，优待士大夫。

有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

真这么美好吗？

不杀是真的。

共治就不好说了。

有共治对国家不管不问的吗？

皇帝动不动就恩荫，大把的官撒出去。

冗兵冗官冗费，也不见哪个士大夫吭一声——吭当然是吭了，但从不实际动作，除了一个拗相公王安石。

因为动这些，就是动士大夫的利益啊。

朝争不用死，工资给的高，做生意也没人歧视压制，管你国家有没有钱？别动我的钱就行。

兵不堪用，国库无钱，士大夫们就眼睁睁看着金兵蜂拥南下。

如果谁想做点事，立即就有人过来扯后腿，就跟一个篓子里的螃蟹似的，一个想要爬出去，顿时就有另一只螃蟹把它拽下去。

这倒不是这些士大夫有多坏，而是朝廷一旦有了新的制度，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盈利。

你会说，这是那些奸臣，北宋可出了不少名臣。

确实。

但这些名臣，很多是道德文章好，人品绝对好，但缺少做实务的能力。

比如，司马光重新为相之后，要尽废王安石新法，实际上，有些士大夫是想保留一些有用新法的，但司马光一概反对。

司马光道德一流，文章一流，但怎么把国家治理好，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而且，新旧党之争，有了一个很恶劣的开端。

那就是，只要一方赞成的，另一方一概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这样，无论谁想做点实事，都被另一方牵扯的一动都不能动。

士大夫对自己宽容，却没少杀武将。

有个很著名的故事。

北宋名臣韩琦要杀名将狄青的爱将焦用，狄青说焦用作战勇敢，有战功，是好男儿。韩琦是怎么反驳的呢？他说这算什么好男儿？东华门唱出的才是好男儿。

所谓的东华门唱出，就代指科举。因为那时候，上榜的考生都到东华门等待唱名。

文武非要比个高低，实际上就落了下等。

真正的士，是出则将入则相的。

大汉冠军侯故事，至今听来让人热血沸腾。但是，身为文人的萧何、张良，同样不可或缺。

韩琦还不算打压狄青严重的，更严重的是欧阳修，就是写醉翁亭记的那位大家。

打压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污蔑的程度。

当时，狄青已经做了枢密使，这是负责军事的朝廷最高官职了，以前都是文人担任。

文官集团很愤怒，于是谣言便起来了，说狄青要造反，他家狗身上都长了角。开封发了大水，欧阳修就一口咬定，是因为狄青担任枢密使。

开封的王公贵族多了，咋就是狄青呢？

狄青最后虽然没有被杀，但也被贬，郁郁而终。

也就是当时北宋国力还可以，与辽国保持了和平，打仗主要是跟西夏，没有发生大的失败和羞辱。如果是在末世，欧阳修恐怕就没那么好的名声了。

后来的武将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岳飞。

风波亭上，至今让人扼腕痛惜。

这都是当世名将。

宋代有文人领兵的传统，这些文人杀起那些不怎么有名的将领和士兵，可从来没手软过。

有宋一代，只要边患稍微松一点，文人就开始打压武人，顾头不顾腚，也不管以后怎么着，这就造成宋朝边军养寇自重，培养了另类的利益群体。

有可能就是被压制憋的，宋朝一旦放开对武人的管制，总是能迸发出很强的战斗力，比如两宋之末。可惜，根基已经动摇，为时晚矣。

四、组织动员能力

汉朝对匈奴动手，是汉武帝巩固了集权之后。

有人说，汉武帝实际上跟秦始皇的喜好、手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赶上了不同的时代。

秦始皇刚刚灭掉六国，正需要慢慢整合的时候，却用了太多酷烈的手段。

汉武帝的手段也很酷烈，有些为后世所诟病，比如算缗令，他想找商人收取营业税，好几年都收不上来，于是想了个办法，鼓励民间举报，举报的人可以得到被举报商人的一半财产。这个命令一出，不光是秩序，连人的品质和道德风气也乱了。

但是，随着大汉朝廷控制力的增强，战争的组织能力也在增加。

相比之下，北宋对民间的控制力就松了很多。

学者们评价一个朝代的能力，修建大型工程是重要指标。

特别是那些人力浩大，国防价值、社会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的工程，或者是见效比较慢的工程。

比如长城，运河，大型水渠，等等。

北宋的工程不少，但不是大工程，而是巧工程，比如城市建设、园林，很多都是考虑了商业价值的。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战争动员能力。

最后再说句题外话，很多人推崇朱熹理学提出的“虚君”理念，就是皇帝垂拱而治，把天下大任交给士大夫，以为这个就差不多就是君主立宪了。

实际上差得远。

君主立宪有个前提，就是近现代国家的形成，也就是常常说的“想象共同体”。

而拉近了看宋朝士大夫，他们更多想的是自己的名声和利益，真正为国的是很少的，因为他们还是家天下的观念，是可以随时改朝换代的，如果没有对一个国家的忠诚，皇帝又没有权力，他们只能忠于自己。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所以，尽管学者评价很高，这是站在后世的视角。

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百年的繁荣实在是太短，但带给国人的伤痕又有点多，特别是，它留下了对世界诗意的表达，却没有留下让后世承继的制度，倒是清朝，用很高的统治技巧，管理了广袤的国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