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棒槌
文/田耘
这是儿时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有一天，天下着大雨，奶奶把我叫到她跟前，递给我一个她平日捶布用的棒槌，手把上套着一个用红布做的尖尖的小圆帽，让我把大头朝下栽到院子中央。我照奶奶说的栽了，但心里犯迷糊，就问奶奶：“栽这做啥？”奶奶捏了一下我的耳朵说：“给你引个小弟弟！”我更不解，又问：“咋样引个小弟弟？”奶奶有点儿不耐烦了，说：“小娃家，不该问的甭问！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当时也不高兴，心里埋怨奶奶：“光让人家栽棒槌，不让人家问明白。”为了栽棒槌，雨把我都淋成“落汤鸡”了！我就和奶奶顶嘴：“为啥光叫我栽？咋不叫大妈家的两个妹妹栽？”奶奶又捏了一下我的耳朵说：“因为你是独生女儿，只能是你栽！”我还是不明白，也不敢再问。几年后，伯母给我们小姐妹生了个小弟弟，爷爷奶奶脸上乐开了花，说我们家终于有了“顶门杠”。又过了几年，母亲也给我生了个小弟弟；再后来，三婶、四婶每人又给我们生了两个小弟弟。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奶奶当初的良苦用心，让我栽了一次棒槌，就“引”来这么多“顶门杠”！可惜奶奶已看不到，否则她老人家准能乐得坐在城门楼子上。
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带着“载棒槌”的疑惑寻求答案，但始终未果。这个看似充满封建迷信，毫无科学根据，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当去除。可在那个经济、文化、科技都欠发达的年代，它对祖祖辈辈生在黄土地，依靠黄土地，又执着地热爱着黄土地的父老乡亲来说，也许就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就是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今天的社会进步了，文明进步了，农村人的观念也与时俱进。男孩儿女孩儿都一样受教育上大学，女孩儿也能当“顶门杠”，不可能再发生奶奶辈那凄美的传说——“栽棒槌”的笑话了。
作者简介：
晁海燕（笔名：田耘），中共党员，硕士，讲师。2012年退休。当过回乡知青，指挥过农业生产；搞过共青团工作，站过大学讲台，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喜欢阅读，爱好写作，早年有作品散见于地方报纸（副刊），亦有获奖。近年重续文缘，有习作见于报刊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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