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日本明治时期和大政时期的大实业家，有“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实业界之祖”、“旷代天才实业家”之称，他还是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近世儒商。
与同时期的大企业家，例如岩崎弥太郎等相比，他最突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还在于提出了“《论语》与算盘”的经济伦理，将企业家的形象和地位进行了提高。
涩泽荣一出生于1840年，自幼学习汉学和剑术，为人精明能干，深得德川庆喜的赏识。1867年，涩泽曾作为日本使节团的一员奔赴法国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这个经历甚至改变了涩泽的一生。涩泽深感欧洲之先进，在大开眼界之余又颇受震动。这之后，他又在欧洲学习游历了近两年，逐渐熟悉了欧洲产业发展的状况和先进的经济制度，为他回国后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涩泽回国后，国内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幕府政权不复存在，明治政府开始执政。明治政府也对涩泽礼遇有佳，曾聘他为大藏省大臣。但他很快就弃官从商，投身实业。涩泽一生创办企业近500家，遍布金融、保险业，铁道、矿山、钢铁业，海运、造船业，纺织业、机电业、建筑业等众多领域。涩泽荣一将自己数十年来在商界摸爬滚打的经历和体验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经营哲学，被称之为“论语+算盘”理论。该理论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与日本的“殖产兴业”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论述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生动的东方式商业伦理。
涩泽提出这种理论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在他所处的日本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商人的商业道德普遍低下，“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成为了当时商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在实际工商业活动中，背弃承诺、弄虚作假的现象屡见不鲜。涩泽对此痛心疾首，并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混乱的状态。在投身实业界后，他一边进行工商业活动，一边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得出了“《论语》与算盘”的经济伦理。
涩泽专门作出《“论语”与算盘》一书，深刻详细的解析了这一理论。
《论语》，是一部讲究仁义道德和伦理的经典，代表着“义”；而“算盘”，则是商人“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外在表现，代表着“利”。涩泽认为，不论东西方，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义”和“利”总是水火不容的。中国的大儒们有“为富不仁”的说法，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做出过“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表述。他们之所以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与那些为了牟利不择手段的商人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过于绝对化的观念，却极大的危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涩泽认为，后世儒生极大的曲解了孔子的富贵观和理财思想，将“仁义正道”与“货殖富贵”的关系完全割裂。所以，涩泽再次研读《论语》，将孔子的财富观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论证。通过对《论语》和另一部儒家经典《大学》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涩泽得出结论，认为孔子从来没有鄙视富贵的思想，而只是提醒和劝诫人们不要利欲熏心、见利忘义，不要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钱财。正如《论语·泰伯》中提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涩泽认为，对孔子“义利观”严重的误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利”与“义”完全割裂的价值观将农工商阶级被统治者排斥在道德规范之外，而农工商阶级自身也不认为自己有被道义约束的需要。企业家和实业家们的精神，似乎也被利己主义填充。在他们心中，完全没有仁义道德的概念，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来赚钱。
但久而久之，这种利己主义会把整个国家的前程都断送。正如《大学》中所言：“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就是说，个人的贪戾行为好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任由其发展下去，最终就会酿成举国动乱这种惊天大事。
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涩泽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义”、“利”关系，即伦理道德与经济相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富与仁，利和义是能够同时实现的，义是利的基础和指导，利是义的结果与表现。用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手段谋财致富，其财富必定是暂时，这些人永远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商人和企业家。企业唯有讲究“义”，即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和正当的竞争活动为社会谋福利，令社会得到满足，社会才会用“利”的方式，即通过利润的形式来回馈企业。
涩泽又为人民大众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放弃对物质和利益的追逐，国家与社会就不会发展与进步，人民也不会富庶，这实在是一种灾难（“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而如果想要社会进步、人民富裕，就必须根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来行事，这样的话富裕才会长久的保持下去（“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甚至用自己的实践经验论证了《论语》与“算盘”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还提出了一定要把《论语》奉为商业“经典”的说法。也就是说，“义利合一”就是其“《论语》与算盘”经营哲学的核心。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令商人提高自身修身、完善道德观念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涩泽就将通过《论语》提高商人的道德作为作为自己的使命，竭力的使商人懂得了“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告知社会，“求利”并不是“至圣先师”所禁止的行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追逐“阳光下的利益”，不必在道德方面有所愧疚。另外，涩泽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从商不需要学问”的错误价值观，树立了学问对商人以及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正确价值导向，鼓励商人通过不断地学习谋求进步。涩泽提到的“学问”，不仅包括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包括相应的道德修养。他认为这二者缺一不可，还要保持协调并进。
所以，涩泽又衍生出了“士魂商才”的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商人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保持武士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理想操守，又要有商人的经营头脑、手段和务实精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那么，“士魂商才”究竟是如何培养的呢？涩泽又提到，“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并且，“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
涩泽提出“士魂商才”的观念，意图将道德与经商统一起来，规范商人的作为，扭转商人的形象。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提高日本实业界的道德水准、提高资本家的形象和地位，以及对日本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经济强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涩泽荣一的伟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论语》算盘”说思想的指导。涩泽经济活动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结论还证明:资本主义的内涵、表现、运作模式是多元的,所以他不赞同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理论.在他看来，日本只要发扬“《论语》算盘说”的精神,并能“与时偕行”,完全不需要脱亚入欧就能生生不息，保持长足的发展。
即使是现代社会，人们也不会否认“义”与“利”缺一不可的关系；也只有“义利合一”，二者并驾齐驱，社会才能有发展，人类才能充满幸福和希望。尤其是社会处在转型期时，各方面制度、法律尚不健全时，个人非法汲取钱财和暴利的机会与空间就更大。
面对这样的局面，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自律就会充分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以契约、诚信为基础的，如果缺少道德的支撑，市场经济的架构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来。所以，“《论语》与算盘”的经济哲学在今天也完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