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有“同年”（同一年中进士）之谊。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诗词和“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其才可大用”。1853年，李鸿章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结果兵败庐州，于是，再次投奔曾国藩。
曾国藩像
李鸿章觉得凭自己与曾国藩的师生之谊，肯定会备受青睐，委以重任。然而，曾国藩却以军务繁忙为由拒之不见。满怀希望的李鸿章耐心等待了数月也没等到任何消息，心急如焚，便托人去说情。
曾国藩说道：“李鸿章现在是翰林了，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还没打开，只是一条浅溪，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
其实，曾国藩当时身边正缺人手，他又何尝不想接纳李鸿章，他这么做自有他的一番良苦用心：他深知李鸿章心高气傲，因此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
在自己幕僚的反复说情下，曾国藩见李鸿章的锐气也折杀得差不多了，便接收他入幕。此后，曾国藩更是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为立足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这一点，从以下小事中即可见一斑。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每天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共进早餐。而且，按照曾国藩定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饭，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身上还有不受拘束的文人习气，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
一次，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偷懒装病，便派人去请，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没想到这点小事竟惹得曾国藩如此大动肝火，连忙披上衣服“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他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
李鸿章回顾这段日子时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磨炼不仅在操行上，在治政和治军上也悉心培育。李鸿章最初掌管文书事务，后有帮曾国藩批阅公文，撰写文牍，颇为得体，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后来曾国藩又让他招募淮勇，训练水师，提高他的军事才能。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人才的珍贵也正体现在这里。曾国藩深知人才之难得，育才之艰难，因此才对李鸿章花费心血“勤教”、“严绳”。
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的作用不可低估。
李鸿章故居
“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用”，用人犹如投资，没有投入，就不可能产生利润。有些领导比较急功近利，对于人才总是喜欢只用不养，或者重用不重养，只要马儿快跑，却不让马儿吃草。
这种只用不养的行为，无异于涸泽而渔。唯有精心培育，才不至于出现“人”到用时方恨少，发出“自古少人‘空’余恨”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