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使北京中关村从农业经济向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华丽转身"。这里，改革破冰敢为人先，中国"硅谷"不虚其名。
毕慰萱，生于194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工程师，陈春先的夫人。陈春先于1980年，提出了把美国的"硅谷模式"引进中国的设想，被誉为"中关村之父"。毕慰萱与陈春先一起，成为了中关村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与小岗村、温州一起，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然而说起中关村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被誉为中国硅谷中关村之父的陈春先。是他，亲赴美国考察，第一个提出了在中关村建立高科技示范区。是他，打破体制坚冰，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具有商业性质的协会组织。
陈春先下决心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移植到中关村，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能否合法被批准，第二个是人员场地经费问题，第三个搞什么项目。这三个问题，他在科学院的各级机构里，做了很多的宣传，写了很多报告。
1978年，毕慰萱发现，平日每天在实验室刻苦攻关的丈夫，破天荒的从单位带回家一个时髦录音机。开始练起了英语，这个举动让她感到非常奇怪。
他自己到所里借了一个老式的大录音机，一个带子转，他吃饭的时候听听，别的时候也没功夫。在家里，天天睡觉之前听，也让毕慰萱听过，当时毕慰萱也忙，跟他简单对话过。
当初陈春先之所以要练习英语，是因为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准备前往美国进行技术交流。1978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全面复苏。在周恩来与基辛格的安排下，中美决定在这一年互相派遣国内最优秀科学家进行进行友好访问。陈春先作为中国核聚变的专家，一直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核聚变技术，为了准备这次出访，他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
那些日子，整天毕慰萱都看不着他，饭也不顾上吃，有的时候毕慰萱都把饭送到他实验室去。他们一起加班的同志，晚上夜里连着干， 毕慰萱熬些粥，在自行车后面驮着，送到他们实验室去。
大家对陈春先准备去美国，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在文革中非常困难搞成的，现在国家把陈春先作为集体的代表，派到美国去，组里的人，包括参加项目的物理所以外协作的单位，都来找他，商量怎么把美国的技术学回来。
陈春先要去美国学习交流的这项技术，叫做可控核聚变技术。可控核聚变是一种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可以把海水变成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项技术自诞生之日，就因为巨大的价值而吸引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关注。1978年，陈春先率领团队,历经六年时间，研发出了托卡马克6号核聚变装置，这个装置的成功让44岁的陈春先成为了中科院的明星。然而，在与妻子的聊天中，他经常会提出那个让他十分困扰的问题。
毕慰萱说："我们俩聊天，当时我们俩认识以后，每天晚上是围着中关村，我们就一直谈好几个小时。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原来都在美国前头，然后美国赶上他，搞核聚变的托克马克也是，他从资料上知道，也是苏联先搞，美国超过了苏联。"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保持着冷战的状态。双方在科技实力上展开了一场竞赛。从航天飞机到核能应用。几乎每个领域，两国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努力超越对方。虽然在基础理论方面，苏联一直领先与美国，然而一旦到了应用和时间阶段，美国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并且总能够超越苏联。陈春先隐约的感觉到，美国的科研体制中，有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让美国的科技实力称霸世界。这种力量是什么？陈春先并不清楚，然而在那次美国之行后，陈春先找到了答案。
陈春先七八年第一次去美国，他回来第一件事就讲到，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超过苏联了。他提到了这个高科技公司，说真是不得了，我们这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那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行了，而且都是教授在那开公司。到美国去，接触的很深入以后，他确实感到这个科研体制里有很多差异，他觉得美国的科研体制里有一些生命力的东西。
陈春先在美国看到，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去开公司，而美国的大学，不仅不会限制这种行为，还会尽可能的提供便利。
1980年的中国，科研机构完全是借鉴苏联模式，当时各大科研所里的科研人员，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实验室。不仅缺乏对生产的认识，也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正是缺乏市场意识，让苏联在科技方面被美国超越。
在地处美国加州北部的硅谷，陈春先亲眼目睹了科技与市场结合所爆发的巨大能量。依靠附近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国的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的GDP。英特尔，惠普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都诞生在这里。
这次美国之行让陈春先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如果不打破我国当时的科研模式，很难在科技方面追上美国。美国有大学云集的硅谷，我们中国也有高校林立的中关村！能否把中关村作为试点，学习美国硅谷的模式呢。陈春先回国后，妻子毕慰萱明显的感到，丈夫对硅谷的热情，竟然超过了核聚变。
中关村跟硅谷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有这么多好的大学，因为硅谷就有三所大学校，伯克利都在那个地方，还有USA，就是洛杉矶那个大学也非常好，还有就是钱学森上的南加州大学都在那块，陈先生就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在这，这么多的研究所，不光是科学院的，国防科工委的各个部的也有。
而且当时各个所刚改革开放都要搞科研，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所以他看到这一条件，就觉得我们这完全有条件搞，很多人是支持的。但是遇到的困难却是难以想见的，他当时跟毕慰萱讲，他说他遇到了铜墙铁壁。他跟妻子开玩笑说比咱们家墙的还厚，他说谈到实质就不行了，他说我们要试验一下。
当时，陈春先是中科院物理所担任等离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他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一起，被特批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被称为中科院"四少"。如果他坚持在自己的领域继续奋斗，几年后就会带上中科院院士的桂冠。然而在看到美国硅谷的繁荣后，陈春先却作出了一个让大家意外的决定，他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引入中国。
当时毕慰萱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好，但也觉得他挺难受，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多么看重他的专业，最重要的，陈先生从苏联，理论物理搞那么好，在中国核聚变以后，张均富这几个项目，他也都起了开创，到核聚变都取得了成功，到美国又看到人家，他也知道怎么搞了。这时候放弃专业，对他来说，毕慰萱觉得用什么词都难以形容，等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核聚变。
毕慰萱觉得，在和他相处，只要是核聚变的事，家里的事，孩子的事全都不在话下。有时候，毕慰萱跟他说，让人类拥有个永久的能源，你都舍弃了？他说，这个很重要，这个项目解决人类的永久能源，我不搞，自有很多人搞。可是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下，要把美国的硅谷模式中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引进来，而且能够生根，能够推动它，搞这件事，只有我这样的人。
1980年，从美国归来的陈春先，开始研究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在他的总结报告中，美国硅谷的发展，几乎成了文章的主题。大家虽然对美国硅谷充满了好奇，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中国适合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没有私有制经济存在。大家对民营和公司的概念还非常模糊。陈春先要在中关村推广美国的硅谷模式，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更严重的是，推广硅谷模式还要冒着违法的风险。陈春先并没有因为风险而退却，当他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达了知识分子创业的支持后，他急忙找到了妻子，让她去寻找这份讲话的稿件。
方毅说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是知识分子，不是做生意的。在业余时间，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兼职做对社会有意义的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拿每个月在15块钱人民币之内的津贴。这几句话，毕慰萱印象特别深。
正是方毅的这次讲话给了陈春先一线曙光。知识分子创业，并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有了这个尚方宝剑，陈春先在1980年10月23日，成立了一个民间科技组织"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没人能想到，这个名字绕口的组织，正是中关村第一家科技企业的雏形。
受控楼的一个旮旯角，他们打扫卫生，把仓库弄了，学会成立就在那里。后来有了钱以后，在中关村那个地方，两个楼中间盖了一个两个平方房，盖平板房，毕慰萱印象很深了，就是那个平板房挺大的，花了几千块钱，平板房盖了两个，一个叫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还有一个地方就大家开会咨询搞研究商量。现在那个地方全是树了。
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实是北京科协旗下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这个组织并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以盈利为目的。陈春先希望通过这个组织的建立，为科技向市场推广建立一条渠道。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协会竟然很快就找到了与市场的契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盈利了几十万元。
非常有成绩的项目就是电感储能电烙铁，这个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当时所有的电烙铁就是要接电源。而陈春先就在美国硅谷考察期间，认识一个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叫孙良方。
陈春先成立了服务部，孙良方把这个项目的技术带回来了，而且是无偿的。孙良方就说这个项目你们可以搞，电感储能的电烙铁，对于中国一定有好处，你到野外工作等等，只要有电池就可以电烙铁。他把技术图纸交给陈春先，陈春先他们就弄。孙良方后来告诉毕慰萱，当时就在五道口那个卫生院弄了几间房生产，孙良方都排着队，汽车等着拉，毕慰萱记得纯利润大概有40万人民币。
在盈利之后，陈春先按照规定为参与服务部的科学家发了酬劳。剩下的钱，陈春先购买了几台电脑，在中关村办起了电脑技术培训。因为抓住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陈春先的服务部一下子火了起来。白天陈春先要忙于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下班时间，他又要处理服务部的事情。看到丈夫日夜操劳，毕慰萱也主动投入到了服务部的工作当中。
他说那个服务部要请教员，毕慰萱是搞计算机的，当时就讲计算机，讲电子。像电子所、电工所、服务部的，当时有一些搞受控的，计算机不太知道，毕慰萱熟悉计算机这一领域，去找了教员，来讲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都是单板晶，很简单的dos的程序，很简单的一些，就是请人来讲。
当时来电脑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陈春先也为大家发放了酬劳。正是这几块钱的酬金，打破了中科院的宁静。中科院的领导担心，这些酬劳，也许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正常工作，干扰科研秩序。1982年，就在服务部开办的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被勒令停办。对于这个决定，陈春先和毕慰萱一时间也感到手足无措。
山雨欲来风满楼。服务部1980年开始搞了两年，非常红火的时候，忽然就嘎然停止了。当时这个事情在社会上，虽然有好的反应，但是争议还是很大的。
到了1982年初，这种争议就已经上纲了，各种舆论认为他们是搞邪门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不但舆论造出来，而且在大会上有的领导人不点名的，公开的批评陈春先，接着有一些组织来调查，查帐，甚至有变相的"专案组"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部的人员确实很担心，都害怕了，毕慰萱心里也很害怕，所以服务部就停止了，没有人了，只有陈春先一个人在坚持。他业余时间还是去，也有人去找他，愤愤不平，觉得他们搞的是方向是对的。陈春先就安慰他们，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只要做的是正确的，还要坚持，还会有机会的。
1982年的元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当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在在科学界，能否进行市场化的尝试仍然处在争论阶段。如何处理陈春先的服务部，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的焦点。就在陈春先焦急等待的时候，新华社的记者潘善棠叩开了他的家门。
他就找到了陈春先，陈春先就把他从美国硅谷看到的这个过程，这两年搞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原原本本非常如实的跟他讲了，潘善堂还让陈春先领着他去看了服务部的那个房子，那时候空了，还跟服务部的有些人谈了。潘善堂回去以后，彻夜未眠，他非常激动，他就写了一内参的报告。
这份内参详细记录了陈春先创办服务社的始末。1983年元旦刚过，这份内参就被新华社被送给了有关领导。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党中央的四位领导都对这份内参做了批示，而且很快就在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不久，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新技术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出现》，经济日报连续发表六篇文章，为陈春先的行动正名。当毕慰萱在电台听到中央的批示，与陈春先抱头痛哭。
陈春先第二次去美国回来以后，就已经确认他是很严重的糖尿病，尿里都有酮体了，他累得要命，因为所里的工作业非常紧张，而且受控核聚变当时也处于一个调整阶段，他对受控非常的热爱，非常的敬业，他工作不愿意受影响。
可是，服务部的工作，也是新的，也是千条万绪，他本来工作压力就很大，现在加上服务部，两个压力，毕慰萱当时真的特别心疼他，经常俩人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服务部的正名，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科院和各大高校认识到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常识创办科技企业。从中关村初期最著名的两通两海，到后来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建的。没有这个服务部，就没有后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陈春先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体制的坚冰。
1970年，是毕慰萱与陈春先第一次见面。当时陈春先在中科院已经小有名气。第一次约会，毕慰萱就领教了这位中科院才子的"风范"。
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关村67楼，他那个小房间，建筑面积13平方米，而且很有意思，见面以后，他们俩没说五分钟，他就去快俩小时没回来，把毕慰萱扔在屋子里，亏了毕慰萱还带了一本书，就在那看书。
后来他回来，满头大汗，告诉毕慰萱说是他要搞受控核聚变，急着找一种矽钢片，听说在物理所的废仓库里有，他去找去了。仓库特别大，找了半天，搬啊，弄啊，终于找到了，找到他们还测试了一下，直到能用，他才松了口气回到这。然后他就跟毕慰萱讲，受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搞。
这次约会，陈春先不仅让毕慰萱空等了两个小时，而且还滔滔不绝的向毕慰萱描述了可控核聚变的原理和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在毕慰萱的眼里，这个大自己六岁的男人，在说起自己心爱的物理，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沉迷。然而也正是这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打动了毕慰萱。1971，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毕慰萱的照顾下，陈春先心无旁骛的投入到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中，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家，陈春先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4年，陈春先创办自己的科技民营企业华夏研究所，然而几年之后，华夏研究所就遇到了经济危机。
他们没有做企业家的准备和素质，毕慰萱觉得陈春先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且非常热情的，推动事业的人，不会算账、算钱，不会搞经营，从小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商场如战场，陈春先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的商海之路异常艰辛。1990年，毕慰萱和陈春先都已经先后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专心企业的经营。然而企业的困难，让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面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陈春先却始终无怨无悔。
陈春先就跟毕慰萱说，毕慰萱觉得他不是假的，他就说每一个时代，一定要有牺牲。他也知道这些不是他擅长，他爸爸也说，不是强迫他，那也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那种形势，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去干！
60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远离繁忙的工作，享受安逸的晚年。然而毕慰萱和陈春先，在60岁的时候，仍然在商海打拼。1998年，毕慰萱来到了美国硅谷，选择在陈春先梦开始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亲身经历，让她认识到了硅谷模式的并不是简单的教授经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机制作为保障。
他们俩取得的一个共识，就是认识到这个风险投资是美国硅谷的生命支点，是他的关键，他当时在美国没有把这点观察到。他只看硅谷的技术人员和生产相结合，走出去，把成果带上去，推动经济发展，没有看到这些技术人员，为什么能这样。就是硅谷市场的原动力、保护神就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一个专门的专业概念。
2000年，陈春先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再次创业。而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启动资金，他向美国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他们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继续自己的事业。
毕慰萱的妹妹让毕慰萱不要同意他，陈春先让毕慰萱写一个同意，把房子抵押了，毕慰萱就给他写了，毕慰萱说要支持他，要一辈子支持他。毕慰萱到美国打工，也为了支持他，支持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说他已经有很多经验了，而且这个项目怎么好，他不会重蹈覆辙，他既然这样说了，毕慰萱说那我一定支持他！
正当两人说好要回国一同创业的时候，2004年，陈春先因为多年的劳累，旧病复发，突然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春先也没有亲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当年他放弃科学研究，用尽心血开创的中关村科技园，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与硅谷齐名的IT园区。虽然与陈春先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辛，但是每当毕慰萱看到今天的中关村，就会为丈夫当年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
四十年的风雨历程，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以陈春先为代表的中关村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在中关村这片热土上诞生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创新奋斗的中关村精神，已扩散到整个北京、甚至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