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科技惠万家——陈庆振

2020-01-26   纪录片人陈钦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片曾诞生"四大发明"等伟大科技成就的古老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陈庆振,生于1940年,科学家。中关村著名企业科海公司的领导人。致力于科研成果的市场推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技孵化园。

这位老人是一位曾经在中关村商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出售的产品,并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中国最高科学殿堂,中科院的科技成果和专利。他就是当年中关村四大名企之一,"两通两海"当中科海的创始人——陈庆振。

1982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把中科院研发的科技成果,推广到社会生产当中去。因此,这个机构的领头人,不仅需要对科学院的科技成果有充分的了解,还要对市场有正确的判断。在为中心选择负责人人选的时候,科学院的领导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一说起这个人,他对科技成果的推广热情在中科院无人不知,这个人,就是陈庆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一名研究员,陈庆振负责管理国防机密科技档案的时候,看着中国两弹一星计划科技成果的结晶,他就产生了将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到社会生产当中去的念头。

当陈庆振打开保险柜一份份翻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这里面有很多高技术的东西。比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要测量这个核爆炸的这个中心的温度是多少,需要一支温度计。一般的核爆炸的温度是1亿度,在1亿度的温度下,地方上所有的东西放到那都变成气,都气化了。不可能有哪一个温度计让你去测量,怎么办?

一批科学家这个创造性的完全了国家的任务,做出来了我们国家第一个测量核爆炸这个核爆中心温度的一个设备,所以也能测了,很厉害!那么测量钢水的温度,或者其他的温度,实际上更是小菜一碟,原理是一样的。

从测量原子弹的温度到测量钢水的温度,这两件事听起来似乎与日常生产非常遥远,其实并非如此。在炼钢炉中,钢水的温度高达一千度以上,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准确测温。如果把测量原子弹温度的方法应用到炼钢中,测量钢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当时陈庆振看到的"两弹一星"计划中的科技成果还有很多,如果将这些成果应用在生产当中,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那时候,他便开始尝试呼吁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陈庆振带着这个问题到中国科学院和成果管理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结果成果部门说,推广成果只能推广不保密的,保密的这些东西是不能推广的。一推广哪还有密可保啊?这都是国防上用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单位缺少科技革新的动力。不要说军用保密成果,就是民用的科研成果,也很难顺利推广。陈庆振先后找到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科协等单位,呼吁要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希望引起重视,但是收效都不大。

成果转换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存在于国防科研的技术,不能转为民用。就说中国科学院大专院校,不保密的科学技术成果,拿到工厂的工业上去用,转化率也不大。大家认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比如单位一年叫我生产20万辆卡车,完成任务就没事了。至于说要不要改新型号,生产新的汽车型号,那不是我工厂的事儿,那是国家的事儿,经委的事儿。根本不考核工厂有没有采用新技术,就没有形成生产新品种的冲动机制。如果说拿个成果到工厂说,你来生产吧!这个新东西,上面没有让工厂生产啊!人家干嘛要自己找麻烦?

时钟转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海淀区联合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也就是科海公司的前身。当时,中科院的领导就是看准了陈庆振曾经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当中的热情,决定让他当中心的领头人,把中科院各个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成功地推广到市场上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的所谓"民有民营"的企业;另一类是原来国有单位出资但是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所谓"国有民营"企业,1984年,科海公司正式成立,属于后者"国有民营"企业。当时科海公司的目标就是给科研成果找到生产厂家,让实验室里成果转化成产品服务大众。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司的第一笔生意,就给陈庆振浇了一盘冷水。

第一个项目是人造大理石,当时有化学研究所,有一项科研成果,把建筑用的固体垃圾,包括石块、碎玻璃这些固体垃圾,粉碎成粉状。然后用不饱和树脂做黏合剂,把它们压成一块一块的大理石。再加上自然调色烘干以后,和天然大理石一模一样,就是以假乱真。这是一项科研成果。在中国科学院获得成果奖,成为化学所一项很重要的科研成果。因为吃掉了建筑垃圾,然后变成了建筑材料。陈庆振他们就把这一项成果作为第一个推广项目。当时觉得前景很大,推广到哪呢?就推广到海淀公社一个机械厂。

大理石又称云石,是重结晶的石灰岩,因为剖面带有黑色花纹,与中国水墨山水画非常相近,所以常被用作建筑装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理石是一种非常贵重的建筑材料。当时中科院化学所的这项成果,在陈庆振看来是一个具有广泛市场前景的项目,他迫不及待的把这项技术成果推荐给了社办工厂。可是没过多久,对方找到陈庆振,说产品生产出现了质量问题。

生产的大理石,怎么不能用啊?都变形掉下来了。陈庆振就赶紧把那个化学所的技术人员叫过来,赶紧看看怎么回事。这家工厂先前有个面包房。他们先用生产出来的大理石,把面包房给装饰一下吧。就在面包房里墙面上就贴了这个东西,但面包房里的面包炉一开,温度显然比室温要高,室温一高大理石就软了,软了就变形了,有的就掉下来了!

原来,人造大理石这项技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点,那就是材料搅拌完成后必须在高温下烘干,才能保证成品的质量。虽然在推广时化学所的科研人员告诉了工人生产的要点,但是工人们并不理解"固化温度"这个物理概念。所以他们在实际生产中是把生产出来的"大理石"放在了常温下晾干的,这才发生了大理石融化的现象。这次失败让陈庆振认识到,产品从实验室到实际生产,并不是自己原先想的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产方案。谁料到一项麻烦还没处理完,公司新的推广方案在实施的时候又出现了大问题。

新的问题出在磁悬浮炉上。当时可是高技术问题,现在列车就能悬浮起来。当时一个装置把被熔化的样品给它悬浮起来,哪都不接触,中间化了,这确实是一个高技术。

他们觉得这个技术应该推广,就到四季青公社一家工厂,听说物理所有这么一个高技术,有人来推广生产,对方很高兴。听说利润是非常高。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说,这个成本是多少钱,产品现在要卖多少钱,中间的差价好多倍。工厂的人说,他们乡镇企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利润的产品,挺高兴。

磁悬炉技术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重大发明。它利用磁原理,让被加热的物质悬浮在空中融化,避免了杂质的产生,所以能生产出纯净度很高的材料。在当时市场上,生产同样纯度的材料,花费的价格是磁悬炉的几十倍。陈庆振看中的,正是这样技术极低的成本和广泛的市场。他迫不及待的把这项技术推广了出去,然而还没定样品生产出来,生产厂家的厂长就找到了陈庆振。

做了这个多一半的时候,厂长就找陈庆振,说陈主任这个不对啊,你们说的这个成本,产品还没有做出来,早就超过了。根本不是你们说的成本,这个成本要高出来好多倍,利润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高。陈庆振说:"不对啊,研究人员亲口跟我说的。"

陈庆振赶忙叫来了研究所的人员,大家马上开始核算成本。结果一出来,让陈庆振啼笑皆非。

算成本账的研究人员,就是拿了个本,去领来材料,要做一个装置,要做一个钢架子,领一些钢材。用一个真空罩,用一个玻璃罩,用一个抽真空的抽机等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就是消耗了多少材料,一共是多少钱,他把这些当成产品的成本了。

可他自己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工资没有算,因为国家发工资,他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不懂。还有架子什么的,是到所里附属工厂加工的,没有跟他要钱,就没有计入成本。

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年代,人们脑子里仍然保存计划经济的思维。陈庆振在核算成本时就忘记了市场因素,竟然没有把工人的成本以及工资算计去,只计算了原材料的成本。实验室里优秀的技术成果,却无法顺利的走向市场。陈庆振开始全面的反思这里面的问题。

陈庆振推广很多项成果,成功率很低,他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想明白了,就在于中国科学院,包括大学里面,尤其理科大学里面的科研成果,所谓成果还没成熟。就柿子还涩还是青的,不能吃,必须要经过加工捂一捂,然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成果。

在搞科研当中、教学当中一些研究课题,为了研究需要做出来的一些装置,做实验够了,不讲求外形美观,不讲成本,只要能做实验就行。但是作为一个商品,不但功能要好,外观要美丽;要漂亮,工艺要简单,便于维修,成本要控制。很多因素,研究所里的人都没考虑进去。所以加强这一方面,要做好多工作。

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后,陈庆振给科学院写了报告,要求成立一个科学技术转化实验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正是把实验室里并不成熟的技术,放在中心进行孵化。在这个中心里,科研人员需要为实验室的成果设计完整的工业流程,还要对产品的外形进行工业化设计,最重要的是要观察市场的反应。1984年,中科院委托科海公司建立了一个中间试验厂。它的建立为科研技术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路,如今遍布各地的科技孵化园,正是这个小小的中间试验厂的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读中学的孩子,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器——算盘都会有着深刻的记忆。在计算机器普及之前,所有单位一到发放工资的日子,都会响彻着算盘珠碰撞的声音。说起科海的的第一桶金,正是从终结算盘开始。1985年,陈庆振与中科院计算机所合作,推出了一个奇怪的盒子。这个外形像DVD一样和盒子,功能非常简单,就是计算工资。

在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这个盒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把计算财务的软件与最早的电脑八位机硬件融合到了一起,设计成为了一件便携易用的产品。这件产品刚一推出,陈庆振马上感受到了市场的力量,一夜之间,他的科海订单供不应求,在中关村火了起来。

当时各地的工厂来买,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先交钱,钱到了w他们的账上,够100个,这100个人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就办培训班,教会怎么用。然后每个人抱着产品,自己回去。接下来还是这样,交钱够一个班了,陈庆振就搞培训,不培训不会用。

科海的名气越来越大,中科院的各个研究室也更加重视与科海的工作。这一天,中科院超声波研究室的主任拿着一项成果找到了陈庆振。陈庆振在了解了这项成果以后,心中异常激动。

当时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有一项科研成果,叫做重油掺水,油里面可以掺水。过去重油炼钢,在没有这项技术以前,就是喷到炉膛里面的油滴在里面燃烧,就像那一个一个的小煤球喷进去。烧是从边上往里面烧,烧到最后没有烧透黑心。从烟筒里跑了,这就是烟,这样就浪费了一部分能量油。

这项技术就是在油里面掺上一部分水,这样喷出来这个颗粒中间是一个小水滴,外面包着一层油。这叫油包水性的掺水技术,这样用喷枪喷到炉膛里面,颗粒比原来小,在燃烧的过程中,往里头燃烧。

燃烧到最后,剩下不是油,是一个小雾滴,而且还没有到剩下的时候,温度高到超过100度,他汽化里面的水滴,把外面那层油打的粉碎,一下就烧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油的燃烧是非常充分的,100%的燃烧,既不冒烟,一氧化碳也减少。这样的话,就节约油了!

如果这项技术得到推广,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石油。但是让人奇怪的是,这项技术自从研发出来已经有好几年了,却一直为无人问津。

国家在80年代钢铁很缺,不像现在过剩,当时每一台炉子,承担着繁重的钢铁指标,完成国家计划的需要。任何一个炉子都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就没有敢直接到炉子上去试。

陈庆振觉得这项技术,既可以节省资源,又可以保护环境。非常值得推广。为此陈庆振专程找到了鞍钢的领导,借来了一台炼钢的平炉,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实验的时候,陈庆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亲自来到现场,因为他知道,如果实验失败,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个油产生水以后,变得跟牛奶一样,放的时间长,它又会分层,水又沉到下面去,上头就变成油了。这个过程的专业名字叫"破乳",就是乳化的这种东西。这里面小水滴,如果沉淀到下面去了,在炼钢炉里面用它,一旦破乳就会水油分层,不小心把冷水喷到炼钢炉里面,钢水就会凝固。钢水凝固和炉子粘在一起,这个炉子就报废了,就是炸药都炸药都炸不开。

花费一年时间,技术人员终于攻克了难关。如果把这项技术作为专利,陈庆振的科海公司将获得丰厚的收益。然而陈庆振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把这项技术无偿转让给了国家。

陈庆振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企业家,大家都叫他书呆子经理。他说不能就是光考虑自己怎么着,不管国家,更不能够损害国家的利益,为自己捞好处。

首先是要国家富强,为国家得到好处。大家都是这样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们这一代人,应该说99%都是。这很正常,好象就应该这样。一个中国人,你自己不能为中国的富强出点劲,那你算什么中国人?

1994年,陈庆振退居二线,离开了科海,例数十年的创业艰辛,他对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为了更好的为这些民营企业服务,他应邀成为了中国科技民营实业家协会的秘书长。致力于为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服务和调研。在调研中,陈庆振发现了一个关系到科技企业生死的严重问题。

陈庆振他们去调研,调研了很多企业。国家号召技术创新,给了很多支持,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中国人自己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填补了国家空白,摆脱了对国外的依赖。

但是,当国内采购、他们投标的时候,人家那个标书上就有一条,你这个产品有几家用过,要列出名字来。他们的创新产品是第一家,第一套,第一台,没人用过。对不起,没人用过,投标入围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调查出来很多这种情况,作为企业家协会,陈庆振他们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国家要做创新型国家,建创新型社会,号召企业创新,国家给了大量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最后创新出来没人用,就因为创新的东西是第一台,大家用着不放心,那么谁还创新啊?下面谁还干了?干了出来没用啊!国家永远就得买外国的,永远得依赖外国。

研发新的产品,费时费力还找不到市场。这个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陈庆振发现问题后,马上开始想办法解决。没想到在一次会议中,果然有专家解决了他的疑惑。

陈庆振他们开会请一位专家去给企业家讲课,他会下说,陈主任,有一件事我想不通。他说既然咱们国家要创新,可是新出来的产品在投标中,连投标资格都没有,这事怎么办?

陈庆振说他调查研究过的,人家说用我们的第一个新产品,会造成经济受损失。这位专家想了想,说可以买保险,只要哪家企业采用我的新产品,我就到保险公司去买个保险,如果出了问题,受到经济损失,由保险公司赔你。

这确实是个办法,像这些事儿,陈庆振就觉得要写报告反映上去。做事不光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还要提出建议,这样光提问题不行,光骂街不行,就得要替国家替政府想出解决办法。

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陈庆振,每天早上都会在九点前来到办公室,用一天的时间收集和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科技企业的数据和信件。每逢年底,他则会亲自把当年的民营企业报告送到各个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科技与市场的结合,让今天的中关村生机勃勃。如今,每天就有10家企业在中关村诞生;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行列。陈庆振常对人说,他最骄傲的事情,就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这条小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洗礼,终于成为了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