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秒懂玉雕座落在北京最繁华街道上的这座建筑，是中国工艺美术馆。这间展厅中的工艺品都被称为国宝，而这些巧夺天工的玉器，在各类珍宝中显出卓而不凡的气质，更像是皇冠上的明珠。
玉雕是中国特有的工艺品。在中国，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这种用玉石雕琢的工艺品，琳琅满目的玉器商店中，每天都有各个层次的人光顾。普通人买块玉饰挂在身上，有钱人买个玉雕摆在家里，更有收藏家寻觅精品作为收藏。
中国人的爱玉之风，要追溯到8000年前。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用雕琢精美的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并装饰身体。后来玉又被统治者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礼器，成为权力、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甚至被被附会于人的道德。“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脍炙人口的格言，反映了中国人对玉的崇尚和珍爱。
中国人爱玉，是因为玉有着特殊的质地，用玉制作的器物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感。
从矿物学上说，玉是一种天然岩石，具有美观、耐久、稀少和工艺价值。被称为玉的岩石很多，但工艺价值最高的是软玉和硬玉。
辉石类的硬玉也就是翡翠，近代才传入中国，而中国传统概念的玉主要是指软玉。软玉属角闪石族透闪石阳起石类，在显微仪器下，可以看到毡状、簇状、捆状交织的纤维，就像微透明的底子上均匀地分布着不透明的花朵，纤维越细玉的质量越好。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软玉矿藏的国家，而中国的软玉矿主要分布在新疆的昆仑山脉。在距今4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昆仑山隆起，因地球岩石演变形成的软玉矿带被抬升到海拔4000米以上，“冰清玉洁”的昆仑软玉由此成为玉石中最美丽、最珍贵的品种。
昆仑玉藏在高山深处，随着岁月沧桑，风化剥蚀，一些玉石崩落山涧，滚入河流，那些长年被水冲刷，磨掉了原有的瑕疵，留下来的精华便是最好的玉。这种玉质地细腻，纯洁温润，敲击有清脆悦耳之声，光泽介于玻璃、油脂和腊状光泽之间，显得十分高雅。正是这种特性，使中国人把玉看成是山岳之精，天地之灵，具有通神、避邪和祈福的功力。
从昆仑山流下来的两条河，把美丽的玉石带到了这个叫和田的地方，人们最初是在这里的河滩拣拾昆仑玉；河滩上的玉拣完了，就到河中摸玉，沿着河谷在沙砾中挖玉，然后又到山里开矿采玉；采到的玉石又集中到和田，再运往内地，因此从古至今昆仑玉又称和田玉。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这件和田玉雕，说明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古人就穿越茫茫大漠，从荒凉的昆仑山把和田玉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原。直到今天，和田玉仍是扬州玉器厂的主要原料。
有着2500年历史的南方古城扬州，自古就是中国玉器加工的重要基地。在这座城市的博物馆中，陈列着扬州人的祖先雕琢于公元前2世纪的精美玉器；公元5世纪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也曾把扬州玉器作为中华瑰宝中带到了日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清古玉珍品中，有许多是扬州玉坊的产品，这件世界上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出自扬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田玉，扬州工”代表着中国玉器的完美和高贵。
中国有句谚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一块美玉只有经过工匠巧妙构思和鬼斧神工般的琢治，才能成为一件精美绝伦的玉器。这座五行塔和这只宝塔炉是现代的扬州玉雕工艺师，用和田白玉雕琢成的，典雅的光泽和温润的质感，使玲珑剔透的宝塔在栩栩如生中显得神秘而又神圣。镂空、活环、链子，刚柔相济、婉转流畅，毫不拖泥带水，不留丝毫碾琢雕刻痕迹，显示了扬州玉雕工艺经过数千年的传承，至今仍魅力四射，光彩照人。
扬州玉器厂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玉器加工厂之一，这间工厂集中了许多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作为有着8000年历史的中国玉文化的传人，他们要将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继承下去，又让它在时代演进中保持青春不老的活力，历史的责任似乎注定他们的生命是不平凡的。
然而，眼前的这位老人是那么平常，随和得就像是邻居家的一位老大爷。人们很难把他与这些精致传神、趣味高雅、意蕴深邃的珍宝联系起来，但它们确实就诞生在他的手中。
顾永俊现在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现代扬州玉雕工艺的领军人物。他设计的作品，有的收藏在中国工艺美术珍宝馆，有的陈列在扬州玉器厂珍宝厅，更多的被玉器爱好者高价购买收藏，这位高产的玉雕大师和玉打交道已经40多年了，最初他是跟着师傅学习琢玉，从一名琢玉工走进了玉的艺术世界。
玉的质地非常坚韧，抗压能力超过钢铁，硬度仅次于钻石。在坚硬的玉石上进行雕琢，其难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是用手工在原始的磨具上加水和解玉砂，对玉石徐徐摩擦，即使现代有了先进的电动设备，但琢玉的关键程序和部位，仍要靠手工。因此，行话把制作玉器叫做攻玉。治玉人必须平心静气、全神贯注、持之以恒，才能成就一件作品。
日复一日的琢磨，该需要怎样的耐心、细心和辛劳？顾永俊这双变形的手似乎在述说着一件件玉雕作品中所包含的意义。这一花一瓣、一纹一饰中，凝结的是功夫、心血、精力。
1972年，顾永俊从琢玉工成为玉雕设计师，他一直认为，这个重要的人生转折得益于他与生俱来的绘画才能。
在世界美术史上中国画也许是最独特的，强调意境而淡化写实，使中国画有一种韵味悠长、景致深远的美感。玉雕艺术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玉石的质感和光泽，最适合塑造隽永和含蓄的艺术形象。扎实的中国画功底，使顾永俊很快进入创作佳境，而正是善于将绘画艺术与琢玉工艺结合的优势，使顾永俊在担任设计师不久，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恢复扬州绝技山子雕。
扬州曾是著名的绘画之乡，清代的“扬州八怪”，对当时画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八怪”之一郑板桥画的竹子，至今在中国家喻户晓。绘画之风也影响了扬州琢玉业，以名画为蓝本，并将绘画艺术与琢玉工艺结合，形成了扬州玉雕特有的风格和技艺，山子雕便是这种风格和技艺的集中体现。
山子雕是将一块完整的玉石，运用高浅浮雕、圆雕、透雕、镂空等各种技法，表现远近、高低、上下不同层次的景物，实际上是将中国画的意境表现出立体和透视的艺术效果。
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大禹治水”，就是一件山子雕。它高两米多，重达7吨，是用一块完整的新疆青玉雕琢而成的。据说，当时采玉工从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玉矿中开采出了这块巨大的玉石，经长途跋涉运到了北京，痴迷美玉的清朝乾隆皇帝，见此稀世大玉，让画工将古画“大禹治水”临摹于上，发往扬州琢治。
山子雕是治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没有世代传承的经验和特殊工具，琢治巨型玉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只有扬州玉工能琢治山子雕。
扬州城的老人们还记得，早前这里有一座叫建农寺的寺庙，明清两代，这里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玉器作坊，专为宫廷加工玉器，据说，“大禹治水”玉山子就是在这里琢治的。
当年的治玉人和治玉场地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扬州玉工用了6年时间琢成大禹治水玉山子，经水路运到京城后，宫廷玉工又根据乾隆旨意镌刻题字、加装底座，前后花了10年时间才完成这件旷世之作。
然而，在“大禹治水”之后，由于清朝日渐腐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玉雕业也随之萧条，扬州山子雕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代绝技竟令人痛心地失传了。
20世纪70年代末，扬州玉器厂决定恢复山子雕，并将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当时不满40岁的顾永俊。
让一段即将断裂的文明链条重新接起来。在玉雕传人的心目中，这个决策的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了。
顾永俊几乎整日把自己埋在浩瀚的史籍和各种画稿中，设计了多少方案，他已经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厂里准备用一块上好的和田白玉，来创作继“大禹治水”后的第一个山子雕，题材选择了他的设计方案之一“长江万里图”。为此，厂里还让他顺长江而下，体验生活，寻找灵感。
自从同玉打交道后，顾永俊便沉浸在玉石的奇特质感、神秘纹理和梦幻般的光泽中，他始终相信，人和玉是有一种缘分的，这种缘分只可遇而不可求。临出发前，顾永俊在厂里的玉料库房中看到了一块碧玉。
顾永俊沿着长江考察了47天，心里一直惦念着那块碧玉。他似乎感觉到自己与这块玉有缘。在走到四川乐山时，耸立在江边的石刻大佛，突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瞬间产生的灵感成为一件历史杰作的催生剂。此刻，顾永俊的脑海里诞生了一个新的山子雕设计方案，他要把中华民族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沿岸的石刻，浓缩到一座玉山中，而玉山就是那块让他始终牵挂着的碧玉。
1986年，顾永俊完成了继“大禹治水”后的第一座大型山子雕《聚珍图》。这座玉山，集龙门、云岗、大足和乐山四大石刻于一体，汇名山大川于其中，构思之巧，造型之妙，工艺之精，手法之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欣然为这座山子雕题写了“妙聚他山”之名；而中外工艺美术专家则盛赞它是“罕见的东方瑰宝”。
失传200年的绝技，在顾永俊的手中恢复了，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创作出了一系列山子雕新作。
这件命名为《潮音洞》在作品，是一件风格清新的山子雕。它的原料本是一块有红色外皮并有很多裂纹的玉。在一般人眼里，这块料很难出好活，但顾永俊却格外珍爱。
在顾永俊的眼里，每一块玉都是有性格的，玉的大小、颜色、形状、质感、光泽，都会成为一件作品的艺术元素，而善于从各个角度审视、发现玉的自然美，然后“量料取材”、“因材施艺”，是顾永俊的精绝之功。
美丽慈祥的观音，与其说是佛教里的菩萨，倒不如说是人世间的母亲。天真烂漫的童子围绕在她的身边，脚踏五彩缤纷的云朵，敲锣打鼓，手托鲤鱼，表达了吉庆有余、福从天降的美好祝福。玉料原有的裂纹巧妙地变成童子衣服上的花纹，真可谓“巧夺天工”。
顾永俊爱他的故乡扬州，爱这里碧水柔柔，垂柳依依；爱这里雕梁画栋，曲径通幽；也爱这里凄美委婉的戏曲吟唱。在他的内心深处，水乡的俊美秀丽与玉石的柔和温润，一直在悄悄地对话，在亲切地交融。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这方水土给了顾永俊过人的才华，也造就了以扬州为代表的南方玉器飘逸、儒雅、灵秀的风格。
与扬州玉器相比，北京的玉器显得大气、浑厚、雄伟。
自从1271年元朝的统治者决定将国都定在北京，这里便一直是中国的心脏。元朝以及元之后的明朝和清朝，都在皇宫内设专门的玉作，从南方的苏州、扬州征调玉匠到宫中任职，或让他们定居在皇城外，专门为皇亲、贵族和官宦人家琢治玉器。一批苏扬玉工从此落籍北京，他们所怀绝技传到北京，中国玉器生产的重心也逐渐移到了北京。
据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前门、崇文门一带还有很多玉器作坊，其中不少都与宫廷玉作有着渊源。当时北京玉器不仅琢治水平高，而且形成了北方流派特殊的风格。
北京玉器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名气要比扬州玉器厂大，因为这里有一大批老艺人，其中四位声名显赫的玉雕大师，因创作的作品别具匠心、独树一帜而被称为“京城四怪”；四怪中又以王树森的名气最大。
正是这位王树森引发了一段神奇的国宝诞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