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普遍的认为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源自中国的席居文化。但其实日本人可不这么认为。看下日本对于“榻榻米”的注解：

说榻榻米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也就算了，还要说世界上其它地方没有这样的文化，这么说恐怕有点不妥。中国的现代文化中虽然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席居制，但是在中国古代，可是经过了漫长的“席居时代”。不如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榻榻米文化？

什么是榻榻米？

“榻榻米”一词是音译而来，日文原字是【畳】，日语假名是：たたみ，根据罗马音的注音恰好是ta ta mi，所以就有了中文的“榻榻米”一词。

在日本，关于“畳 ”的记载最早大概是出现在《古事记》中，火远理命坐的座具就是畳：“即率而入内。于其宫内，海驴皮【畳敷八重】，亦【畳敷丝绢八重于其上】”而这段记载的时间是日本的奈良初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左右。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畳的规格固定了下来，不同的阶级有使用的畳的大小，颜色也不同。这一时期的畳的样式也基本沿用到了日本现代。到了日本的室町时代，畳就开始铺满整个房间了。

再看【畳】这个字，通“叠”，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叠席”文化，事实上，从上面这段儿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在古代的日本也是有过叠席而坐的，“ 畳敷八重”不就是重叠八层席子吗？而在中国的《礼记·礼器》中有：

“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

也就说天子坐的席子是五层的，诸侯是三层席子，大夫的席子只有两层。《礼记》反应的是先秦时期的文化，比日本的奈良时期明显早的多，并且两国的文化中都有以席子的层数来显示等级的制度。这么看来，日本的畳文化与中国的席居文化确实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并且流传很广的，秦始皇时期，徐福曾率领大批秦人东渡到日本，他们在岛上繁衍生息，同样也将一些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这其中很可能就包含席居文化。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再有，有学者认为在公元8世纪左右，中国的蔺草与手工席机等编织技术由中国和日本的僧人由明州（现在的宁波）带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畳文化的产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人说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源自中国古代席居。那么，中国古代的席居文化具体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席居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从中国的新石器时期开始就有了席子，比如河姆渡文化中出土的席子，或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席子。最早的席子，人们在意的更多的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什么时候产生了席居的制度呢？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在周代文献《周数·顾命》中描述了西周的席居制度。身份不同，座位不同，所铺的席子的材质也不同，大体是有篾席、底席、笋席之分，底席有可能就是普通的草席，笋席应该就是竹席了。并且在《礼记》中也有关于天子六工的记载，其中六工中有专门的“草工”，草工就是专门掌管草编的。西周时是很尚礼的，想来，当时的席居文化应该是很完善的，只是碍于文献记载的匮乏，目前我们所知的并不多。甲骨文中也是有“席”这个字的。

• 河姆渡出土的席子

甲骨文中也有“席”字，一个长方形上面有两个并列满格的“人字纹”，这就是席字了，“宿”字的形象也就是一个人躺在一张席子上，甲骨文是象形字，可见当时的席子就是可坐、可卧的，同时也体现了席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 甲骨文中的“席”字与“宿”字

到了两汉时期，席居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百姓，坐卧都离不开席子。当时的席子的种类主要有草席、竹席、皮席三大类。草席为一般平民使用，富贵人家将草席垫铺在底下，上面再铺一层竹席，而竹席也分多种，当他化身为“簟”时，那逼格就高了，簟席就是权贵的象征，是可以当作贡品进贡给皇帝的。比如《西京杂记》中记载会稽郡在过节的时候就进献给皇帝簟席，估计是席子的色泽较好，还取名为“流黄簟”。皮席自不用说，自带“土豪”光环。貂皮作的为貂席，而兽皮作的叫毡席。马王堆汉墓也曾出土数张“莞席”，莞席是古代五席之一，是其中等级最高者，其次为缫席、次席、蒲席、熊席。

席子也会经过一些美化，比如用布或绢包边。一是防止席子边缘划到人，再者也是起到了美化的作用。同时，席子的边缘也易卷起，尤其是草席，所以还有一种专门压席子的“席镇”。席镇多为铜制，也有铁制。

• 西汉鎏金熊形铜席镇

前文提到古代会以所坐席子的层数来区别身份等级，同时，在汉代，身份尊贵的人还要专席而坐，比如皇后。在东汉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也有专席的尊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汉文帝与慎夫人的例子了。在《史记·列传》中有这么一个例子，汉文帝由于宠爱慎夫人，慎夫人平时就有点“没大没小”，有时候会和皇后同席而坐，在一次正式的宴席中，许多大臣也都在，慎夫人仍然不知道收敛，要和皇后坐一个席子，这时候有位叫袁盎的大臣站出来指出慎夫人这样做是不合礼数的，怎么能和皇后坐一个席子呢？汉文帝听了不高兴了。袁盎于是举了吕后把宠妃戚夫人做成人彘的前车之鉴，汉文帝听后才明白过来。

汉代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夺席谈经”，也可证明席子在当时人眼中的地位。光武帝刘秀曾下令让群臣谈论经书，大臣之间可以互相辩论，辩论输了的一方就要让出自己的席子给赢的一方，于是，有位叫戴凭的大臣因此赢得了五十余张席子，因此有“解经不穷戴侍中”，在当时广为流传。

目前发掘的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砖）上也有许多席子的身影，如《讲经图》，在图中，明显的可以分辨出除了讲经者，其余六位弟子皆坐席子，其中一名弟子还一人独享一席。

• 讲经图，汉代，四川成都弟子山出土

明显地，由于席子自西周起（可能更早）就产生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渐渐地，席子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东汉末年，管宁与华歆原本同席读书，但是由于华歆的不专心，管宁因此“割席断义”，以与华歆同坐一席为耻。

纵观中国古代的席居文化，虽在汉代达到高峰，但是后来逐渐被椅凳取代，甚至退出了古代坐卧文化中，只保留了其实用意义，而其中的等级制度逐渐退化。在现代，日本保留着较为完整榻榻米文化，许多住宅里都会有一间“和室”，里面满铺榻榻米。现代日本的榻榻米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早已不见最初的影子，但是究其源头，日本的榻榻米文化在最初的“叠席文化”时期，两国在席居文化上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