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也有向海之心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生存下去是第一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也不惧怕漂洋过海。

安史之乱、五胡入华、靖康之变，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到十五六世纪，东南沿海人口膨胀，只好向海外移民，东南沿海地区与周边海域逐渐发展为一个广大的贸易世界。

中国人（华人）搞经济、搞贸易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21世纪，华人经济对东南亚经济控制力高达50%以上。具体到国家，菲律宾华人人口占比很低，大概2%，但经济占三分之一；泰国更夸张，华人控制了经济命脉，占了足足八成。

在这两个国家，华人与当地的融合还算不错。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尽管华人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但政治地位始终不高，成为“二等公民”，甚至还受到排挤和欺凌。

为了生存，为了发家致富，中国人一向肯于吃苦，不惧怕海上的风浪，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可是，政治地位同样是生存逻辑的一部分，为什么华人的政治地位始终上不去呢？

难道他们不想吗？真的是只想赚钱，不想其他？

恐怕不完全是。

这就涉及到海洋的逻辑和中国传统观念的特点。

与大陆不同，海洋需要另外一种秩序规则

黑格尔曾经说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土地和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与陆地上有高山、大河相比，大海虽然凶险，但只要你敢，同样也是一个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通道，并且无法被任何人永久占领。

因此，海洋逻辑与大陆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海洋立国的国家，英国、美国。

英国前期还有很多的殖民地，但慢慢就放弃、收缩，只谋求控制海上贸易通道；

美国做的更彻底，如果远离北美大陆，它就不会提领土需求，只控制海上要道。看看它在全球的军事基地，无一不如此。

大陆国家则不然，典型的是俄罗斯，从欧洲一直扩张到远东，对土地的欲求几乎没有穷尽。

海洋秩序，肯定不像中原王朝那样，皇权专制，然后一圈一圈扩展来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是由贸易、争霸形成的自由与武力的结合体。

对大陆而言，以权力为核心，外壳是仁。

对海洋而言，以信用为核心，外壳是法。

这个时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有了冲突。

宗族是一把“双刃剑”

要想在海洋上生存，必须贸易，而要贸易，必然以信用为基础。

对于信用，东西方有不同的理解，也带来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去南洋讨生活的中国人，解决办法非常有效率，那就是把家乡的亲戚朋友全都叫来，迅速形成一个熟人社会。这样一个小社会，当然能够很快解决相互信赖的问题。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政治上，华人服从于当地的王公、统治者；在经济上，又与家长宗族结为一体，两者是割裂的。

为什么会这样？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中国人的宗族观念。如果要找信任的人，当然是自己的亲戚。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朝廷的管制下，已经习惯了服从，不会争取政治权力。

也就是说，面对海洋，华人实际上还在运用大陆的逻辑在行事。

而西方人则不同。

他们以武力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秩序，这个秩序初期可能不稳定，但在各方熟悉规则之后，能体会到优势。

之所以会这样，有专家认为，这与西方人出于亚伯拉汗系统的一神教精神背景直接相关。初期对于重视血亲的人类本性是个挑战，但是时间久了，就能克服狭隘的视野。

而中国人对于异族的统治，办法更多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旅游、访问，就会发现，这个在有些专家眼中一直是儒家文明圈的地方，其思维方式，尤其是秩序结构、治理方式，很多都是西方式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法律体系。

江雨一直认为，带来全球共识的东西，除了贸易，就是语言和法律。

英语是全球话化的语言，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而法律，同样是一种全球化的语言，我们必须培养法治化的思维和舆论语境，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