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本名为《上海生死劫》的书在国外出版，作者是郑念。郑念原名姚念媛，父亲姚秋武，是北洋政府的高官。郑念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远赴伦敦求学，获硕士学位，与同学郑康琪相恋，后结婚，育有一女郑梅萍。
1949年，郑念回到上海，1957年，丈夫患病去世。丈夫的死并没有让郑念一蹶不振，正相反，她仍旧保持着上海名媛的高雅。
在人人都穿蓝色中山装的年代，她仍旧穿着旗袍。出门有小汽车，家里陈设有精美的古董。她自己也在书里说：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残酷的文革，也没有让这位女性放弃自己的尊严。
1966年，文化革命已经在酝酿当中，郑念以其“资产阶级作风”成为了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一年后，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郑念失去了一切身份，成为了看守所里的一名“罪人”。
身份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表面，精神才是一个人的内在。郑念以其戴罪之身，在牢房里过上了“贵族生活”。
她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在靠床的墙面上贴上手纸，自编一套运动操，强健身体。她还向看守员借扫帚，每天把牢房里打扫地干干净净。看守员嫌她烦时，她就背出《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郑念通过这种方式向恶势力斗争，也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清醒。然而，总有些进退两难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郑念双手被铐在身后，上完厕所，要拉上裤子的拉链，但这样做手就会受伤。这时，郑念本着她“贵族”的精神，每次都坚持把拉链拉上。她知道，在这个地方，尊严虽是最廉价的，也是她一定要保住的。
在看守所的六年里，郑念没承认过任何一项罪名。当有人通知她，政府对她宽大处理，她可以离开时，她却决然拒绝，并要求政府的公开道歉。
没有人理她，她被扔到街上，孤零零地走回家去。这时她已经老了，六年的牢狱生涯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只有一双眼睛，仍旧闪耀着智慧。
很快，她悲哀的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自杀。在那时，这是很常见的死亡原因。但郑念不相信，她一定要查出个所以然。她寻访友人，最终得知，郑梅萍是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郑念的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政府官员就郑念被错误逮捕和监禁表示道歉。杀害女儿的红卫兵也最终伏法。
1980年，郑念乘船远离上海，后定居在华盛顿。七年后，就有了这本书。她晚年的生活是舒适而惬意的，居住在两室两厅的房子内，有自己的社交圈，与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郑念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本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病痛，但当她知道药物会使她的头脑变得迟缓时，她毅然选择清醒着走向死亡。当她死去的那一刻，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她一定可以说，她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贵族。
参考文献：
《上海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