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好人赫德》｜"平庸之恶"拨动琴弦

在《好人赫德》众多的历史版本中，每位导演都采取了尽量忠于原著的设置——全剧大约15个角色悉数上场，赫德，他的犹太好友，赫德的母亲，太太，他爱上的学生，纳粹军官等等，一些只有少数台词的角色甚至更多。然而当去年秋天，多米尼克·库克版的《好人赫德》在剧院拉开帷幕时，观众惊讶地发现，整部剧（除去在后半部分仅有一句台词的军官与乐队）的主要演员竟然只有三个人：赫德、他的医生好友以及扮演他妻子/母亲/情人/纳粹军官的莎朗·斯莫。他们坐在犹如监狱的三堵水泥墙之间，直到全剧结束。

也正是这样一出看似简单的戏剧，以永恒的质问性的姿态，拷问着剧场中的每一位观众。

米尔格拉姆实验

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领导的实验小组开始了一项实验，他们在报纸上，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关于实验的内容，他们并没有透露更多，只表示这是一项关于“惩戒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实验。

志愿者被分为两人一组，一人担任老师的角色，一人担任学生的角色。谁当老师，谁来当学生，这由现场抽签来决定。学生在一分钟内要记忆许多词汇，然后回答出正确的答案，而老师则负责说出这些词，如果学生回答错误，就会遭到电击的惩罚。

“老师”和“学生”彼此分开在两个房间，中间一堵墙隔开，他们看不见对方。但是却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学生在房间内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绑着通电的手环。老师的面前有不同的按钮，这些按钮控制着不同大小的电压强度，从代表“弱电击”的15伏特累积到代表“剧烈”和“危险”的450伏特电击。学生回答题目的错误次数越多，电击的强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学生所在的房间就会传来痛苦而刺耳的喊叫声，抱怨声，哀求老师停止电击。如果当电击达到惊人的450伏特时，伴随着恐怖的尖叫，学生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似乎已经昏厥过去。

实际上，这是实验小组的有意安排。那些参与招募的志愿者都会被分配为老师的角色，而学生则是一名演员。喊叫声是事先录好并播放出来的，但是作为老师的被试对象们则深信不疑。

最初，共有40名志愿者参与实验，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职位都不同。在实验的过程中，面对学生的哀嚎和求救，老师们面临着良心的考验，他们不愿意加大电击的强度，不过实验者却在一旁告诉他们，“实验开始了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等等。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被测试的人当中，共有65%的人选择了继续，按下了十分危险的450伏电击的按钮。剩下的人因为良心的驱使，拒绝执行这样没有人性的命令，离开了实验。

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自己的实验小组进行过结果的预测，他们认为只有极少数的1%的人会按下450伏的按钮，然而结果则是远远超出比例的65%的人。事后米尔格拉姆告诉了所有参与者真相，以避免他们遭受心灵上的煎熬。

根据事后对志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高达85%的参与者非常感谢米尔格拉姆能够邀请他们来参加这项实验。并且，其中一名参与者告诉米尔格拉姆：“我当时知道自己的举动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但我并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米尔格拉姆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普通人面对非人性的、违背常理的命令时，常常会做出屈从的举动。这首先是因为人们的从众心理，社会赋予了许多职业更大的权力，例如学生应该听从老师的教导，患者应该遵从医嘱。实验中的“老师”，也听从实验者一遍又一遍的命令，没有自己的决断权，而当一个社会行为参与的人数够多的时候，身处其中的普通民众也不敢做出个人的，违背大众的行为。其次，实验还显示了人的责任转移心理，当追究责任的时候，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会辩解说，他之所以按下通电的按钮，是因为发号施令的人要求他这么做，自己别无选择。换句话说，他们把责任转移到了命令者身上，这使得执行者可能会将不合理，非人道的行为合理化，这是十分危险的。

在实验开始的1961年，也正是德国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问，米尔格拉姆设计这项实验的初衷，在于拷问艾希曼和他的同谋者，是否只是简单地执行上级的指令？实际上，当艾希曼接受法庭的审问时，他一直以“我只是奉命行事”来回答法官提出的种种问题。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他的著作中如此描述艾希曼：“他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

由此看来，米尔格拉姆实验印证的，是处于恐怖主义下的个人，到底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做出违背常理的罪行。

回忆的地堡

“好人”赫德无疑是米尔格拉姆实验映衬下，执行邪恶命令的最佳印证者。和政治问题以及个人前途命运挂钩的，是他作为个人，在情感上的暧昧性。在爱情中，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背叛了妻子。赫德不断安慰着自己，这不过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在友谊关系中，面对最好朋友的求助，他将问题甩给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私人情感中，赫德都能够用一种“好人式的”、“宽容的”、“仁慈大度”的态度为自己开脱，赋予不道德的事情以最大的合理性。一个众所周知的“好人”能和纳粹扯上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关于“屠犹”的作品浩如烟海，既有我们熟悉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夜与雾》《浩劫》，也有不少文学等其他艺术作品。然而吊诡的一点在于，我们并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标准来判断《好人赫德》所塑造的主人公。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帮助犹太人的坏人，或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好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在为体制和命令者开脱的好人。就像米尔格拉姆实验所展现的那样，赫德是“无奈”按下电击键的“老师”。从赫德的主观视角出发，如果带入他的思维，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是合理的。个人与历史惨剧的置换中介，在这部戏剧作品中是个人情感。

正如前文提及和剧中所演绎的那样，在赫德个人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在做一些庸常的事情。“如果我得了癌症，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如果我的妻子跑了，这也会让我头疼；至于犹太人的问题……关于集中营，关于……那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既然在赫德看来，他对学生的爱情是合理的，那么获得最高领袖的信任，为纳粹做事也是合理的。既然可以借体制之名，拒绝好朋友的苦命相求，那么面对“水晶之夜”爆发出的惨痛喊叫，面对集中营里那些惨无人寰的惨剧，这也都是可以忍受的。

导演多米尼克·库克在采访中提到，之所以用这种极简的舞美——三堵水泥墙，三个人物来呈现《好人赫德》，是受到电影《帝国的毁灭》的影响。

在那部电影里，希特勒是作为一个多维度的角色来呈现的。让多米尼克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恶贯满盈又怀有“抱负”的罪人在地堡里嘶吼的场景。实际上，在最初的排练中，多米尼克和剧组成员依然采取了传统的排练方式，当赫德回忆到母亲的时候，他的妈妈出场了，情人和妻子亦然。每当回忆的场景出现，舞台在短暂的黑暗过后便会出现这一场景。然而多米尼克发现，这种笨拙的呈现方式并不是他心目中这部戏最佳的表演方式，于是他开始做减法。

既然这是一部关于回忆的作品，那么这份回忆应该发生在赫德的晚年，他作为纳粹的助手，被关在地牢里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原剧15至20个角色的庞大体量，也被多米尼克删减为三个。主要承担扮演多个角色的任务，落在了演员莎朗·斯莫的身上。

在《好人赫德》剧情刚开始不久，我们看到，赫德的母亲颤颤巍巍地扒着房间的门框，失智的她向儿子寻求帮助，得到的却是含糊其词的拒绝；不一会儿，斯莫又变成了仰慕老师的学生，面对老师的告白，他选择了接受；突然，斯莫站在赫德面前，重复而麻木地执行着纳粹的指令，好像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人。简而言之，在这部剧中，通过一人分饰多角，莎朗·斯莫向观众展现了她强大而富有魅力的表演。

《好人赫德》的编剧C.P.泰勒所采取的叙事策略看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先锋和大胆。

我们清楚，个人的记忆是暧昧而模糊的。当一个人选择倾诉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对象，他/她往往选择一份可怜巴巴，希望得到对方同情与赞同的说辞，我们的主人公赫德也是如此。“乐队是1933年出现的。”这是全剧的第一句台词，纳粹同样在这一年上台。将个人情感和历史年表进行对应，这无疑在戏剧叙事上是一种破格的行为。《好人赫德》的故事是通过回忆一点点被揭开的，那么它和文献剧，和社会问题剧，和其他讲述“平庸之恶”与纳粹题材的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借助着大卫·田纳特精湛的表演，观众可以清晰地在这部剧的叙事中看到历史的时间节点：1933年，希特勒上台；同年5月，在柏林大学发生了焚书事件；1934年7月，希特勒因无法控制冲锋队的街头暴力并视之为对其权力的威胁，故欲除去冲锋队及其领导者恩斯特·罗姆；1938年11月，震惊全球的“水晶之夜”拉开了纳粹对犹太人全面屠杀的序幕；1941年，纳粹党魁们开始下令建设集中营。在个人的叙述中，历史年表被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戏剧放映中场休息后所放映的短片《极平凡，极非凡：C.P.泰勒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看到了泰勒生前的同事与好友对他的缅怀和回忆。作为一名“社区剧作家”，泰勒致力于呈现的，是历史阴影下被遮蔽的个人。在这部短片中，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泰勒终日在自家花园里动手搭建了一个小木棚，他一天到晚在那台打字机前不断地写下文字，他对音乐，对意第绪语的热爱扩散到了自己的写作中。另外一点，泰勒作为一名剧作家，无法理解那些写作“社会问题剧”的写作者。剧作和演员的表演恐怕无法探讨和揭示具体的某种现实问题或现象。

在多米尼克版的《好人赫德》中，有几处令我印象深刻的编排。

首先，当赫德得知最高领袖读过自己的书之后，他发出的不是鄙夷之情，而是惊讶和激动。“发自内心的写作！”他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在“水晶之夜”的场景中，导演并没有通过任何演员的肢体或者多媒体影像，来呈现这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而是用了更加残忍的方式：剧场一片漆黑，被砸碎的玻璃，妇女的喊叫，十几秒钟的音效让人汗毛直立，不看在多人受任何一秒。我们还不要忘记的是，《好人赫德》是一部持续着音乐的戏剧（A full length play with music）,在赫德的脑中萦绕着的，永远是那些美好的乐曲，每当他的人生迎来重要的时刻，这些绵柔曼妙的音乐，这些虚构的乐队都会出现，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全剧最后一幕——由集中营里瘦骨嶙峋的犹太人乐队演奏的场景击溃了。“乐队是真的！”他们悲惨地演奏着的，是舒伯特的乐曲。

流血的体制和“远方”的乐队

《好人赫德》在2020年的复排并非没有原因。多米尼克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重排这部作品，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在舞台上探讨“处于道德选择下的个人”；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右翼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以及疫情。

当2022年这部剧在哈罗德·品特剧院上演，当2023年9月中国观众看到《好人赫德》的放映时，它所凝结和具备的含义，显得更为丰富和难以描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又都是如此熟悉。

“发自内心的写作！”当面对权威的肯定，面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背后代表的权力结构和思潮，我们看到我们的媒体和一个个失智的个人回忆着那些“珍贵的瞬间”，并相信背后伟大的思想。2017年，成千上万的人们流离在北京街头，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为此开脱的体系和粗暴执行命令的普通人。当《好人赫德》在伦敦线下上演的2022年10月，同时期的国内却充斥着不堪回首、荒诞、无奈的回忆。

然而乐队是一直存在的。就像一个个“好人赫德”。赫德是一个可恶的角色吗？

我想，在多米尼克和泰勒看来，这并非一个绝对的问题，相反，他还有点儿立体，有点儿可爱，有点儿自己的难言之隐。“好人赫德”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永远要在生活中面对的母题，更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基因和元素。在世界如此动荡不安的当下，他可以是摇旗呐喊的好战者，是相信官方媒体的庸常大众，是为《辛德勒的名单》打一星的无知者，是面对求助冷漠、为体制开脱、永远觉得自己没错的同事，是公事公办永远站在高墙一边、为自己找理由的执行者，是面对环境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普通人。

好人赫德啊，如此光鲜亮丽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泰勒的剧作和多米尼克的导演向台下的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如鲠在喉：当我们被置于执行者的角色时，我们能做些什么？

全剧以一种主观的回忆视点，挖掘出了人性中的一个侧面，一切都好像是灰色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份发问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它永远提示着我们，面对命令和看似别无选择，无所适从的艰难，我们或许可以从自己的良心出发，让更多的麻木的“赫德”醒过来，伪善和“道德”可以让我们失去方向，但真理和良知永远与它们伴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要等到当我们回顾一切的时候，发现早在当初，我们就可以做出清白、正义和明智的选择。

-剧终-

杯满盈

希望能坚持写下去的戏剧圈边缘人士

落笔于2023年9月16日

摄制版本放映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观演后

配图为剧照

主办方【新现场】提供

有染·与美好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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