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本文為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書籍《新城市危機》讀書筆記，筆記俠作為合作方，經出版社授權發布。作者簡介：理察·佛羅里達，美國著名學者，創意階層集團創始人、世界著名創意經濟學家。
封面設計 & 責編 | 智勇第 3908 篇深度好文：4239 字 | 8 分鐘閱讀

讀書筆記·戰略

本文優質度：+ 口感：蜜桃味夾心糖

筆記君說：

在一線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剛領到工資，轉手就交給了房東，甚至有人說：我其實是在給房東打工。那麼，面對超級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我們應該怎麼辦？

文中，或許有你想要的答案。

以下，盡情享用~

近年來，年輕、受過教育、富裕的人重新奔向城市，促進了城市的復興與繁榮，扭轉了幾十年來郊區人口遷移和城市衰落的趨勢，但是住在城裡的成本顯著提升，不少窮人與中產階層被迫搬到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其他地方，還催生了一系列棘手挑戰：生活檔次高檔化，生活成本難以負擔，不平等加劇等。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發展卻停滯不前，原本隨處可見的中產階級居民區正在消失，導致中產階層普遍萎縮。

對此，美國著名學者理察•佛羅里達在《新城市危機》一書中指出，「回歸城市」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好。

大城市的問題只是在當今城市化知識經濟深刻危機背後的表象，收入不平等加劇和貧富差距擴大勢必會減弱社會的流動性和制約經濟長期增長。

《新城市危機》一書為我們的經濟弊病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診斷，並且為所有希望增長與繁榮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一個大膽的處方。

佛羅里達指出，要提高生產力、實現惠及全民的城市化發展，可以圍繞以下七個方面鋪開新戰略。

一、將聚集力變成發展助力而非阻力

佛羅里達認為，聚集力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如何有效利用聚集力來最大化潛在的經濟和社會效用至關重要。

正如我們看到的，問題的癥結是城市土地關係：越是需求旺盛的地方，土地越是稀缺。我們無法創造出更多土地，但我們能提高土地開發的密度和效率。

要實現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目前對房產稅的依賴，以土地價值稅取而代之。

房產稅以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築物為徵稅對象，而土地價值稅以土地本身的基礎價值為徵稅對象。這樣能極大地鼓勵不動產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

按這一稅收制度，在今天的城市，未開發的地面停車場會被徵收極高的稅，小型公寓樓的稅率較低，較大公寓樓的稅率更低。這種稅收制度激勵業主提高對城市中心土地的利用效率，從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

此外，在目前的房產稅制度下，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不僅沒有動力提高房地產開發密度，還能從鄰里升級和房地產升值中獲得超額回報。

另一個有趣的想法是，通過地方稅收政策來團結鄰里，共同促進社區新發展。這一基本理念稱為「增值稅本地轉移」，它允許社區居民分享新發展帶來的稅收收入——比如在一段時間內抵扣和減少居民自己繳納的房產稅。

雖然這樣改變國內稅收制度看起來很有政治難度，但土地價值稅得到了眾多經濟學家和正反兩派城市學家的廣泛支持，它能讓更多房屋被建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使城市和經濟更強大。

二、用基礎設施投資提高密度並促進發展

基礎設施是解決城市問題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對其進行良好規劃和戰略性投資，能擴大聚集發展的規模，幫助更多地區實現聚集化發展，並加強偏遠地區與城市聚集發展地區之間的聯繫。

美國對公共運輸的投資少得驚人。在紐約這樣的城市，公共運輸基本都是 100 多年前遺留下來的產物（紐約和倫敦的大規模公共運輸基本都建成於汽車出現之前）。實際上，正是由於公共運輸便利的地方十分稀缺，地鐵和公車站附近的地價和房價才如此高昂。

研究顯示，有公共運輸的社區讓居民的通勤更便捷，從而更容易實現經濟地位的向上流動。擴大公交系統能增加這種社區的數量，讓更多人，特別是相對弱勢群體得以享受這種便利。

此外，公共運輸基礎設施還有利於擴大城市外圍。高鐵等更好更快的公共運輸能極大地擴張城市地區的通勤和工人居住範圍，讓他們能住在廉價地段，去更富於生產力的地段工作。

而政府也應當減少以修建公路的方式給汽車的直接補貼，使公共運輸領域重回平衡。比如倫敦等城市已經開始徵收交通擁堵費，讓汽車駕駛者付費使用繁忙道路，解決交通、散漫擴張和污染問題。

未來，自動駕駛汽車、電動汽車和優步、來福車等線上按需運載平台將在城市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我們仍需要公共運輸作為連接網，提高城市聚集度，建設更多讓人住得起的密集的多功能聚集社區。

最後，重點不是選擇哪種交通方式，而是要確保有足夠的基礎設施來承載居民交通、提高城市密度、讓更多人有房可住，以及刺激整體經濟發展。

三、修建更多經濟適用的租賃房屋

廉價住房是解決新城市危機的第三個關鍵要素。

在最昂貴的城市中，除了社會經濟狀況最好的 1/3 人口之外，其他人幾乎都無力承擔高昂的住房成本。缺乏廉價住房已經成為城市發展和經濟運轉的絆腳石。

為此，已經出現了人口從郊區獨立屋向多家庭租賃屋轉移的現象，可稱之為「大住房重置」。房屋租賃比住房自有更能滿足城市化知識型經濟的需要。

租房者更傾向於住在工作地點附近或者乘坐公共運輸上班，而郊區自有房屋者則傾向於長距離開車通勤。增加租賃房屋、減少獨立屋不僅符合城市聚集的需要，還能強化這種能促進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城市聚集。

儘管如此，很多租房者都承擔著極高的房租負擔，陷入房租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死循環中。

因此，應重新分配聯邦住房補貼，向真正需要的人傾斜，更多地補貼經濟狀況較差的租房者，而不是經濟狀況較好的自有住房人群。這樣有助於擴大租房需求，鼓勵建造更多公寓樓並促進聚集化發展。繼續補貼獨立屋業主的不平等政策，只會帶來更多散漫擴張，破壞密度和聚集度，給經濟造成巨大的其他成本。

這些措施與理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交通系統投資結合在一起，能鼓勵社會建造更多價格低廉、聚集程度較高的公寓樓和出租屋，但仍不足以解決經濟狀況較差人群的住房負擔問題，特別是在昂貴的超級城市。

關於如何為真正有需要的群體提供廉價住房已經有很多政策建議了，如擴大租金調控範圍、修建更多政府補貼住房和所謂的包容性區域劃分——開發商必須修建經濟適用房，才能開發更大、更高和更高端的住宅項目。雖然這些政策的目標很美好，但它們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因此，要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他們的收入，不論是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還是以住房抵扣的形式直接提供政府支持，甚至通過更廣泛的支持政策，比如用負所得稅保證基本最低收入。

四、將低薪服務業工作轉化為中產階級工作

要同時實現提高密度、增加交通基建投資和修建經濟適用房三項措施已經十分困難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徹底解決新城市危機。

現在美國經濟就沒有足夠多的高薪工作來支持新中產階級，我們需要更多較高收入的就業幫助人們脫貧，提高居住質量。

另一個獲得廣泛支持的政策提議是讓更多人上大學。它背後的基本理念是對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但這個措施也很難幫助中產階級恢復昔日榮光，因為美國經濟沒有足夠多的知識工作崗位——只有 1/3 的勞動力在從事高薪知識型和專業型創意階層工作。

我們可以先從提高最低工資入手。鑒於全國各地的住房成本迥異，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應考慮到地域差異，就像其他根據通貨膨脹率調整的政策一樣。

我們還需要共同努力來把大量低薪服務業工作變成能養家餬口的工作。

工資的提高雖然會導致成本上升，但也能提高生產力和利潤。工資福利較差的工人缺乏工作積極性，工資低的企業往往要為高人員流動性問題付出高昂代價。

全球頂級製造企業很久以前就發現，支付高工資、提高員工工作參與度可以激發創新、提高工廠生產力，對企業發展大有裨益。

其實，升級服務業工作不一定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預。由於問題部分在於很多企業都沒有意識到升級服務業工作能提高生產力和利潤，因此政府可以仿照從前在農業和製造業擴張項目和鼓勵私人部門成就的獎勵項目（如美國波多里奇國家質量獎）中扮演的角色，幫助宣傳經濟中相關的最佳實踐。

最後，創造新中產階級意味著我們大部分人將為服務支付更高的費用。可以再次參考羅斯福新政時代——大蕭條後，美國人集體為汽車和家電支付溢價，從而創造了中產階級群體。

如果過去我們願意為那些耐用商品支付溢價，支撐起我們父母輩的中產階級，那麼現在我們也可以給那些幫我們照顧小孩和老人、給我們提供重要服務的人支付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從而創造一個新的中產階級。

五、通過對人和地方的投資消除貧困

新城市危機最危險的部分可能是城市和郊區中長期集中貧困的蔓延，要解決危機就必須直面這一問題。我們目前有兩種消除貧困的方式：

一種方式「基於人」，為貧困家庭提供資源，或幫助他們搬到更好的新社區； 另一種方式則「基於地點」，通過投資於學校、提供社會服務和降低暴力犯罪來改善貧困社區狀況。這兩種方式都應為我們所用。

要解決數十年的長期貧困問題還需要對貧困社區進行全面、協調的地區投資。而解決城市的學校問題是消除長期貧困的重中之重。

很多貧困社區的學校都存在資金短缺問題，無法為學生提供知識經濟所要求的維生技能，輟學率持續升高。教育是人們向上流動的關鍵途徑，低質量學校會導致貧困家庭及其子女被困在貧困的代際循環中。

對此，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為每個人提供最低工資或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而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負收入所得稅」將部分稅收返還給貧困人口，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種方法比名目繁多的住房、食物、兒童支持等直接援助項目都更經濟有效，也省了很多官僚主義的麻煩。

除了消除貧困，負收入所得稅還有諸多益處。它為從事著養育子女、照顧生病親人等零報酬工作的人提供了支付機制。

承諾最低收入還能作為低成本原始資本，給創業階段的人足夠的資金來支撐日常生活。這種收入重新分配機制最終能起到降低不平等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利用負收入所得稅、按當地生活水平調整的最低工資和上述其他方法，我們可以構建一個新的社會安全網，降低城市化知識經濟的不平等。

而新經濟結構產生後，還要經歷一個漫長曆程才會出現相應的社會福利機構與公共政策，消除新經濟結構帶來的不平等，並創造強大的中產階級。

為此，我們必須建造一個新的社會安全網，解決城市化資本主義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問題。

六、與世界一起促進城市繁榮

新城市危機並不止步於一個國家的國界。因此，國家應該發揮更廣泛的世界領導力，在全世界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地區打造更強大、更有彈性的城市。

將綜合的城市政策和外交與國際發展政策結合起來，對一個國家益處良多。僅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全球建造中產階級人口眾多的發達城市能幫國家打開新的商業市場。

更重要的是，在長期不穩定地區建造強大和有彈性的城市，有助於實現重要的外交、軍事和人道主義目標，如打擊恐怖主義和緩解迅速發酵的難民危機。

城市穩定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居民生活質量，還能提高世界的安全性和包容性，並減少暴力犯罪。

實際上，全球恐怖主義滋生的衰敗國家都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方。軍事干涉本身很容易摧毀大城市，並讓人口更加分散，帶來城市化水平和穩定水平雙雙降低的惡性循環。在這些分裂地區建造穩定的城市能讓世界變得更安全。

此外，國家還應考慮支持難民城市的發展，讓它們更好地利用難民的才能。比起我們現在做的（如協助修建難民營），這種方法對於解決全球難民危機更有效、成本更低，也能讓難民如願待在離家更近的地方。

其實，把國家的外交與國際發展政策的重點從「國家重建」轉化為 「城市重建」有很多好處。

幫助發展中國家建造人口更密集、更清潔、能源利用率和生產率更高的城市，有利於降低貧困，加強全球穩定性，並創造更強大的全球中產階級。

市長等城市領導者管理著全球經濟體中越來越重要的權力中心，與他們建立新型關係也有利於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七、授予城市與社區更大權力

佛羅里達以美國為例，認為聯邦政府和城市之間應建立新型關係，聯邦對城市的投資應該交到市長和當地官員手中，因為他們才是最了解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金來發展本地經濟和解決本地難題的人。

他指出，美國的市長和社區領導人現在應當積極爭取權力，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區，因地制宜地解決本地問題，這種戰略既能發揮本地創新和問題解決機制的優勢，也能適應各城市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以基礎建設為例，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需要更多公共運輸，而人口更稀少的地區需要更多道路和橋樑。因此賦予城市、郊區和社區更多自主權來處理它們各自的問題就是佛羅里達的最後一個建議。

綜上，我們必須認真應對新城市危機這一當今時代的核心危機，才能讓經濟重回正軌、激發新一輪創新浪潮、創造充足的就業和經濟機會，並且消除日益深化的經濟鴻溝。

最後，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發展，而不是倒退。人在社會中的聚集推動了人類發展的每一步。現在 「城市主導增長」的基本邏輯更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站得住腳。

雖說實現這種新型城市化是可能的，但它絕不會自動發生。我們是選擇贏者通吃城市化帶來的分歧和矛盾，還是選擇更全面、更公平的惠及全民城市化帶來的希望？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和面臨的鬥爭。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