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乃德
很榮幸受馮知明先生所邀，能夠為這本書寫篇書評，這本書我在2020年就讀過一遍，但是當時並未深入地思考，而今年又重新讀了數遍，才敢發表一點淺薄的意見，拋磚引玉，以期待讀者有更多新奇的發現。
這本書雖然在長篇小說中，並不算是特別長，總共30萬字，但是內容氣勢磅礴，跨越時間段較長，想像力非常豐富，雜糅多種表達形式。
書中以敏為主人公，從他的一生當中，幾乎可以看出整個荊楚大地的幾十年變遷歷程。敏出生在世代「巫術」傳統的家庭中，敏的外婆貞之，是一位法力高強的巫者。她的神跡得以傳揚，兩巫鬥法，十里法場結界，就連氣功大師也難以突破，被認定為楚地第三十六代大巫。巫本是主宰遠古人類的法術，幾千年過去，它依然與人類生生不息，即使在大滅四舊的紅色運動之時也得以延續下來。
在楚國的文化歷史傳承中，「巫」占據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這種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時期。按照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來看，人類對自然世界最早的認知都是起源於「巫」。
而在周王朝之前，就已經有了楚文化，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祝融。他因善於用火而出名，由此對火的崇拜在南方的長江流域得到廣泛傳播，而形成了楚國。但是北方的黃河流域在周王朝的建立之後，巫術逐漸退出主流的意識形態領域，禮樂文明成為了王朝的正統思想。
而楚國的文化從一開始就摻雜諸多「巫」術，並且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雖然與主流思想並不重合，卻帶有強烈的地方特色。這種「巫文化」恰恰代表長江流域的特色，特別是在周朝之後，作為黃河流域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逐步消除「巫」文化的特色，那麼這兩種文化的對比就非常明顯，不可避免會發生矛盾。但實際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發展方向。
正如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書中指出，人類對世界的認知都是經過巫術到宗教，再到科學，這樣的發展歷程。巫術背後體現的是群體無意識，就是某個群體對於世界的理解和記憶。而「巫」文化在楚地的文學作品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最典型的就是《楚辭》，從屈原、宋玉到劉安、劉向等等，這些楚辭代表人物的作品中，都有大量關於巫的文化，這些文學作品都寫了大量的魂魄鬼神。
事實上，對於鬼神的崇拜，並非楚文化所獨有。殷商乃至更為久遠一些時代，都有大量的鬼神崇拜記載，《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以說，鬼神祭祀與崇拜貫穿上古時代，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的楚國，由此而逐步形成獨特的楚文化。
只是從周朝開始，黃河流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周王朝興起後，開始採用另外一套偏理性的哲學體系來逐漸疏遠原先的鬼神崇拜，那就是施行「天命觀」。這套「天命觀」則體現在「敬天愛民」的基礎上，發展一整套「天德」思想，而採用禮樂教化百姓，確定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就由對鬼神祭祀崇拜演化成了遵從「天命」，由此來施行仁政，才能保證周王朝的延續與統一。
但是，周朝的這套思想體系並不受楚國的接納，楚國自然也不接受周朝的禮制。事實上，楚國貴族自認為身份高貴，屈原《離騷》中第一句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說，自己是黃帝的後裔。從血統上來說，楚國貴族是先王后裔，那麼輕視周朝統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周朝核心區域國家卻認為楚國是蠻族，這背後判斷標準則是楚國貴族並不遵守周朝的禮制。由此可見，周朝的禮樂文化代表了黃河流域的「正統」思想，楚文化則是長江流域的「非正統」思想。
楚國由於長期不受重視，爵位太低，祭祀時候排在諸多小國的後面，楚國國君不滿這樣的安排，索性不參加對周天子的朝貢，而自稱為「王」。在周朝的制度中，只有周天子才能稱王，諸侯只能是公、侯、伯、子，這樣的爵位。而楚國自楚武王之後，都自稱為王，顯然是根本沒把周王朝放在眼裡，直接挑戰黃河流域為代表的正統秩序。
其實在相當長時間內，周王朝要面臨的威脅，不僅僅是西北方的戎狄，更重要的是南方楚國為代表的蠻夷。而周昭王甚至討伐楚國的歸途中直接掉到漢水中去世了，這簡直是奇恥大辱。這背後都體現了周文化與楚文化之間強烈的對抗與衝突。
秦王朝依靠武力統一了中國，甚至兵鋒直指南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但是秦朝並不能在思想文化和民族認同上統一中國，這就導致了楚國率先揭竿而起。而楚地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不屬於中原文化的核心區域，而保留了相當獨特的地域性文化。並且在古代溫度比現在要高，楚地非常濕熱，和中原的生活與飲食習慣都不太一樣。以至於西漢的著名學者賈誼被貶到長沙就感嘆身體不適，命不久矣。
這種情況，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溫度下降，以及中原人口的南遷，長江流域逐漸開發起來，人口也逐漸增加，到了唐朝南方人口逐漸占比達到四成，這是重大突破。
而且在南北朝時期，在本土楚文化基礎上，在佛教文化衝擊之下，道教文化在南方開始興盛。但是對於民間來說，巫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雜糅在一起，形成諸多民間文化信仰。
特別是唐朝之後，南遷勢力帶來的中原文化和本土的民間信仰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共融共存的局面。這背後體現的則是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交織與交融的關係。中心代表更為先進的技術以及更為抽象的思辨理論體系，而邊緣則代表本土的、原生性的、多元性的文化以及信仰，而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開始不斷地融合。
而到了元朝之後，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帝國任命的流官和本地的土司之間在不斷博弈下形成權力平衡，由此而形成民族與文化的融合，這些是構成中國元明清以來地方秩序的根本。
隨著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不斷滲透到中國的土壤。書中最直接的體現主要西方傳教士借著基督教名義傳播西方文化，但是他們並沒有深入到中國文化的骨髓當中。而對本地最根本性改變的還是近代革命文化，它一方面對傳統進行「洗禮」，試圖打倒舊有的一切，但是又不能建立起新的精神秩序，於是就面臨傳統的反覆。
在近代不斷的革命過程中，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儒家文化也被逐步瓦解，祠堂被打碎，宗族被打散。而「巫」更是如此，徹底邊緣化，成為被批鬥的對象。而與之相反的是，人們內心深處的對「巫」的信仰甚至迷戀並沒有被剪除。甚至可以說，它是滲透到人們生活方方面面，是無數代傳承下來的種族圖騰記憶，與當地的環境與生活狀態息息相關，並且根植到民族的骨髓當中。
所以，不論外部的廣場修建得多麼雄偉與輝煌，對「巫」的崇拜則是一種民族的思維慣性。只是隨著革命文化的不斷滲透，這種崇拜逐步演化成對偉大人物的崇拜，但是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情況又演化成了對金錢的崇拜。
現代化可以為社會提供科技與物質的力量，甚至極大的創造了財富，但是它並不能解決人的根本性精神問題，而「巫」文化一旦被根除之後，反而失去了精神圖騰，也就失去了精神的「故鄉」。而本書的主角「敏」從本質來說，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故鄉，在現代社會中不斷地漂泊與流浪，因為故鄉中已經沒有了他當初成長的那個根。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往往會認為那些封建的、落後的儀式和文化，應該被破除。但是從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來看，這些東西恰恰是我們無數代祖傳下來的精神靈魂，一旦被切割掉，那麼就失去了對祖先的敬畏與心靈上的溝通，也打破了與原先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因為這些「巫」文化恰恰是無數代流傳下來的生活方式，與這片土地相契合，與人們本地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是與自然世界和諧一致的。
在現代化的過程，技術是可以統一的。不論在任何國度，都可以採用相同的通訊設施，讓人與人之間溝通起來。但是，人與先祖、人與自然世界的溝通，應該按照原先的方式來實現，原先的傳統應該得到尊重，因為它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原生態的。這並非表明傳統都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演化，但絕對不是以破壞當地的原先生活方式為代價。
也更不是說，所有的現代生活習慣都應該是一樣的。因為有生活環境的不同，歷史文化的不同，那麼現代不同的區域，呈現的現代文明也應該是多樣的。而楚文化它有著幾千年的歷史，諸多問題並不是用科學與不科學就能簡單判斷，甚至以「科學」的名義來否定一切。
通過人類學的研究來看，任何一種我們認為的「野蠻」甚至「落後」的民族，他們本身都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思維體系，這套思維體系恰恰是當地原生態的心靈秩序，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現代社會中出現的精神與心靈的缺少。這也是為什麼，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往往回到偏遠而又淳樸的鄉野，才能找到心靈的安寧。
由此可見，現代社會與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一種對立的關係，而是一種互相耦合、互相彌補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精神危機，以及心靈歸宿的問題。
總之，通過馮知明先生的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就有的文化乃至文明的差異、對抗與衝突，從先秦時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文化的差異，到中國古代儒家文化與巫文化的差異，再到近代以來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文化與傳統地域文化的差異，這背後體現的都是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差異。
這種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對抗與融合，才是一個民族發展未來，也是文化創新的源泉。相信馮知明先生在遊歷諸國之後，在感受不同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之後，一定能夠創作出更多優秀的大作，像歌德創作出《威廉·邁斯特》，像福克納創作出《喧譁與騷動》一樣，像馬爾克斯創作出《百年孤獨》一樣。
詹乃德，河南信陽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武神孫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