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選自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學》雜誌，2007 年第 6 期
編者註：王浩（1921—1995），20 世紀傑出的邏輯學家、數學家、哲學家。1943 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數學系，後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1945 年畢業。1948 年獲哈佛大學理學博士。他是華人學者的優秀代表，享有崇高的國際聲譽。1952 年當選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1983 年獲國際人工智慧聯合會與美國數學會共同授予的首屆「里程碑獎」（Milestone Award）。1987 年被清華大學聘為榮譽教授。以下是我國數學史研究專家張奠宙教授在 1991 年專程到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訪問王浩先生的記錄。
張：請談談早年的學習生活。
王：我父親是王祝晨，中學教員，教歷史、國文，當過濟南第一中學的校長，也是第一屆山東省的人民代表，在山東省有些名望。思想左傾，和魯迅是同時代人。當我是初中生時，就讓我啃唯物史觀、辯證法，可是我讀不懂。辯證法是高級的思維方法，孩子沒法理解。恰巧那時讀到金岳霖先生的《邏輯學》，覺得那個好懂，一步一個腳印。於是立下攻讀哲學的意願。
抗戰開始，我考進揚州中學，後來又轉到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只讀了一年就撤退到長沙，最後在西南聯大附中畢業。我要考哲學系，父親不同意，所以進了數學系。可是我從大學一年級就選修金岳霖先生的邏輯課，三年級選哲學課，金岳霖、沈有鼎先生的課我都聽了。
張：數學課學得如何呢？
王：我的數學也讀得不錯。楊武之先生講代數，用的是狄克森（L.Dickson）的原版書，後來也講過范德瓦爾登（B.L.Van der Waerden）的《代數學》，程度相當高。楊先生勸我專心數學，但我沒有聽，還是喜歡哲學。不過這些代數知識對我後來的研究幫助很大。1943—1945 年間，我是聯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並獲得碩士學位。那時聯大的碩士水準和美國的博士水準差不多，要求很高。
張：您怎樣到美國去的呢？
王：1946 年美國國務院有幾個公費名額給中國，數學系和哲學系都推薦我，我就被錄取了。到哈佛大學隨奎因（W.V.Quine）教授學習哲學。那時哈佛的課程我在聯大差不多都學過，而且用的就是原版。維根斯坦（L.Wittgenstein）著的《邏輯哲學論》，是沈有鼎先生講的，所以到哈佛很適應。8 個月就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當時我不想拿學位，認為做學問就行了。可是導師說，學位是不值錢，可是你如果沒有學位來說學位不值錢，人家就不相信了。於是用一年時間寫論文，在 1948 年 2 月完成，順利經過答辯。總共用了兩年時間獲得了博士學位。
張：畢業論文水平如何？
王：畢業論文沒有多大意思。那時我的導師喜歡搞集合論和公理化體系，周圍的人想搞，但是數學功底差，搞不動。我就把他們的實數公理拿來，用更少的公理推出更多的內容。導師很欣賞，稱之為「精簡的本體論」。也由於導師的幫助，畢業後還拿到 Junior Fellow（研究助理）的席位。這個席位只有權利沒有義務，不必教書，只管做自己喜歡的研究，所以大家都想拿它。每年哲學系幾個高年資的教授投票選 6 ～ 8 名年輕人可以享受這樣的待遇，現在仍然如此。我是拿這個席位的第一個中國人。
張：我注意到你在 1952 年就當選為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的院士。
王：那是一個民間組織，大家推選。我的導師欣賞我，一推薦就當選了。那時人數很少，只幾百人，現在多得多了。
張：你後來怎麼會去英國？
王：我做完一年的「研究助理」，又得到 Society Fellowship（學會研究員） 的位子，接著還到蘇黎世工作一年，前後三年，潛心做研究。1951 年回到哈佛教書。1953 年，父親來信勸我回國，告訴我祖國大陸實行工業化，需要人才。北大馬寅初校長也來信聘我為教授。我想，光是懂得一些哲學怎麼對工業化作貢獻？於是就開始關注和邏輯相近的計算機科學。這需要準備兩三年。另外，中美關係緊張，韓戰還在打，到英國去比較容易脫身。所以就接受了牛津大學的聘請，1953—1955 年在那裡研究哲學和邏輯，實際上是用邏輯研究計算機科學，1955 年能夠發表計算機方面的論文。1956 年起，他們聘我做 Reader，待遇不錯。Reader 相當於准教授，薪水與教授很接近。一般是一個系設立三個教授，三個 Reader。我本打算 1957 年回國的，可是 1957 年國內反右運動，父親被劃成右派，回國事情也就擱下了。這樣在英國待到 1961 年。
張：聽說您身在劍橋教書，就公開發表演說表示對新中國的支持，以至後來台灣不選您做「中研院」的院士。但是您是英國科學院的院士。
王：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相當於自然科學院的院士。人文科學的學者則可以當選為科學院的成員。中國人當選的有陳寅恪、夏鼐、趙元任，我是第四個。
張：後來還是回到哈佛。
王：哈佛重視我在計算機方面的研究，給我戈爾登·馬基（Gorden Mackey）講座教授的名義，當時很轟動。我是第一個應聘為哈佛的講座教授的中國人。
張：從哲學轉到計算機，這個彎子很大啊！
王：其實所用的數學並不多，只不過那時懂點數學又能注意邏輯的人不多。因為剛剛開始，初創的東西容易受人注意，一時間聲名鵲起。IBM 公司、貝爾電話公司先後聘我去兼職。在那裡我做了一些具體工作， 有些已成為經典。例如「王磚（Wang Tile）」等，在物理學上也用得上。有一天，楊振寧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在結晶學上用了我的結果。
我還因此得了人工智慧國際聯合會和美國數學會聯合頒發的首屆「里程碑獎」。
張：可你後來又回到了哲學。
王：本性難移。最終我還是回到年輕時嚮往的哲學研究。在哈佛很忙，博士生很多，要上課，指導很多論文。學生中有些很出名，如庫克（S.A. Cock），在 P=NP 問題上貢獻很大。
張：您有華裔的學生嗎？
王：沒有。許多留學生只做中國哲學研究，比較方便。但是我偏要研究西方哲學，而且還要影響西方哲學。如果我在 IBM 工作，也許會賺大錢，但是我的內心裡不想做這類麻煩事。我有我的夢想：研究哲學。1967 年起，我希望鑽進哲學的象牙塔里去。於是辭去哈佛的教職來到洛克菲勒大學，不必教書，只要寫作，很合我的胃口。至今已經 20 多年了。楊振寧希望從普林斯頓的象牙塔里出來，我卻希望能夠鑽進去，真是人各有志啊。
張：您怎樣和哥德爾開始合作的呢？
王：1960 年代我們通過信，從 1971 年，則開始密切接觸。我大約每兩周一次，用一個半小時從紐約到普林斯頓，和哥德爾會見，談一個下午，主要討論哲學。因為懂邏輯、喜歡哲學，也知道一點數學的人不多，所以我是能夠和他談話的合適人選。我每次去，他都很高興。哥德爾是想用數學改造哲學，把哲學弄成數學一樣。這我不能同意，但是他的談話使我受益匪淺。
我們開始時談得很隨便，我也沒有記錄，更沒有使用錄音機。後來漸漸地覺得應該記筆記，他也不反對，有時還把鉛筆削好遞給我。1987 年，我寫成《哥德爾的反思》（Reflection on Godel），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裡面有一章談哥德爾自己的哲學，現在把它抽出來，另寫一本書叫做《與哥德爾的談話》，目前正在寫作中。
張：你的哲學偶像是誰？
王：對我影響大的哲學家是康德、馬克思。從師承關係來說，則是金岳霖—沈有鼎—王憲鈞—王浩。他們三人都是我的老師。
張：您的哲學思想能夠簡單描述一下嗎？
王：我主張的哲學可以說是「事實主義」，或者說「抓大事主義」，英文是 Factual。我覺得現在美國的哲學太專業化，弄得不是專家就沒法懂得哲學。我的目標是搞超越專業化的哲學，不鑽牛角尖。讓年輕人對世界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這和馬克思的目標相近。不過哲學也不能空，既要用專業知識，又不能侵犯別人領域，這界限不容易劃。無論如何，我不搞經院哲學。
張：您怎樣看數學和哲學的關係？
王：我在 1950 年代到哈佛的時候，數理邏輯很熱，我也被卷進去了。那時搞數理邏輯，50%數學，50%邏輯。現在是 90%數學，10%邏輯。哲學系的邏輯不行了。現在的數理邏輯，只是搞集合論的少數人懂，大多數人不感興趣。我是把數學作為工具使用，我的哲學要能夠概括現代的知識，做到通俗易懂。
張：那麼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呢？
王：在 1970 年代我也很信馬克思主義。比如消滅三大差別等等的共產主義思考是對的。不過後來我發現馬克思主義需要一個「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卻並沒有這樣一個階級，很多道理說不通。毛澤東的哲學許多是對的，如果他到 1956 年為止，那是很偉大的。
張：您對中國哲學研究有什麼建議？
王：現在兩部分人對哲學和邏輯有興趣，一部分是計算機科學教師，一部分是自然辯證法教師。我想幫助這兩部分人。
對於中國的數學教師，我推崇吳文俊的工作。他真正見了實效，比國際上的許多工作要深入。
張：最後請您談談訪問中國的感想。
王：我是 1972 年隨任之恭、林家翹等一起回去的，回去後內心非常激動。看到許多老師，如周培源，他教過我們力學。回來之後寫成《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在香港發表。中間對「文革」中的中國現狀有一些溢美之詞，招來不少批評。但我不後悔，反而繼續研究。1979 年在香港《廣角鏡》周刊發表了一篇長文，算是研究的結束，以後再也不寫了。
張：現在怎麼看這些文章？
王：當然有許多錯誤。我是搞邏輯的，只有前提正確，用邏輯方法推出來的結論才能正確。我當時看到的事實不全面，前提不對，文章自然要出錯了。
張：動機是好的。
王：那是。有人說我「拍馬」，那是沒有的事。我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過是愛之心切而已。我父親說過：「誰能把中國弄得強盛，我個人做灰孫子都行。」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希望中國強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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