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山核桃
端午佳節,船槳起舞,在縱橫交錯的水網中,一葉葉龍舟激盪而下,就這樣浩浩蕩蕩穿越了千年時光。
作為「龍舟文化」的溯源地之一,在廣東惠州,「龍舟競渡」已成為這片粵東重鎮的大眾文化之一。在蜿蜒曲折的東江水道中,人們借小小的龍舟展現中華民族拼搏向上的精神特質。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一葉小舟穿梭狹窄的河道,向上遊行進,需要船長與船員的合力。從形而下到形而上,正確的方向、與危機共存的靈活與「向上游」的精神內核,三者缺一不可。
在東南沿海,興旺的龍舟賽事和活力四射的民營經濟之間,是否構成某種關聯,沒有人知道,但這並不妨礙「龍舟競賽」已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一個「隱喻」。
40多年前,「船長」李東生和他的TCL從東江江畔出發,從一家生產磁帶的電器廠駛入了智能終端,最終進入半導體顯示、新能源光伏的「上游」賽道,並最終成為全球化高科技產業集團。
從「舢板」到「巨艦」的跨越,如一葉小小龍舟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敢為上游,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一樣,在水大魚大的中國製造浪潮中,TCL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敢為上游不畏難」的中國企業變革與創新史。
每一片水域都有正確的航向,就像是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主題。
如果熟悉全球漫長的科技製造史,「航向」隱藏在迷霧中,但每一個時代的主角往往都是那些率先找准方向的人。
沒人能夠料到,驅動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是一位英國織布工,他用一款手搖紡紗機讓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生產,英國由此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大半個多世紀後,從英國到德國,另一位德國人西門子製成了發電機,標誌人類進入「電力時代」。而後興起的網際網路和智能化時代,以美國為創新中心的新技術浪潮洶湧而來,「矽穀神話」所形成的一大批全球化企業,締造了美國經濟的奇蹟。
穿行於每一次的時代水域中,不難發現,每一次改變世界競爭格局的技術革命背後,都蘊含著兩條不變核心主線: 一是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二是,向全球化探索。
回到大洋彼岸外的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這段被稱為「壓縮型的工業化」的發展奇蹟,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已開發國家二三百年的工業化道路,譜寫這一壯麗篇章的背後,科技創新與全球化探索依舊是不變的航向。
理解這股浪潮的變化,與時代同頻共振的TCL無疑是一個絕佳的觀察窗口。
時間撥回1982年,從華南工學院無線電專業畢業的李東生加入當時成立不久的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TCL前身),這一「工號43號」的年輕人從技術員一路成長為集團的掌舵者,帶領TCL穿越周期,不斷向上游躍升,技術創新與全球化始終是TCL眼前不變的航向。
1985年的一個夏天,在新廠房內,年僅28歲的李東生帶領團隊,成功研製出中國第一部免提按鍵式電話;在中國彩電業競爭最激烈的「戰國年代」,TCL用一款「王牌彩電」一鳴驚人;意識到中國「缺芯少屏」,TCL又決定主動出擊,打破國外技術壟斷,投入全部身家創立TCL華星,由此進入半導體顯示產業。三年前,TCL宣布收購天津中環集團,布局新能源光伏產業,在泛半導體「上游」產業領域繼續拓展。
從技術創新的微笑曲線來看,TCL走過了一個完整的周期,代表著一種典型的「中國式創新」之路——從早期的代工廠到跟隨戰略下的模仿創新再到逐步掌握關鍵技術,闖入技術「無人區」......技術,是TCL刻在羅盤上的印記,也是這一企業得以不斷向前的基石。
這種對「正確航向」的堅定,同樣體現在TCL對全球化的探索。
中國製造從跑龍套到成為世界舞台上的「新主角」,這一攀登過程尤為不易。
如TCL、華為、聯想等企業,作為率先出征的中國家電或消費電子企業,它們的前路無人探索,更是無石可摸。有人形容中國企業這段早期出海史就像是「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如不親歷,無法了解此間滋味。
把全球化的根紮下來,想要走出去,就要做好「九死一生」的準備,包括TCL在內的很多企業都經歷了這一過程。 1996年,華為出海俄羅斯時,「出師不利」是壓在所有華為人頭上的一頂帽子 。
TCL的出海,也同樣伴隨著鮮花與荊棘。
TCL很早就開啟跨過經營的嘗試。1999年,TCL在越南設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率先開啟全球化布局,此後的每一步都浸潤著全球化戰略思維,在李東生和TCL人眼中,真正的全球化不只是賣產品,而是實現全產業鏈的本土化。
為此,TCL展開了一系列的出海探索,這之中不乏有爭議。
2004年,TCL斥巨資對法國湯姆遜彩電業務和阿爾卡特手機業務進行了收購,成為彼時中國企業探索全球化的重大事件。但此次國際併購讓TCL在航行中遭遇重大挫折,李東生後來回憶這段驚險的出海歷程也坦率地承認:「我們嗆了一口水。」
但正是這樣的掙扎,面向更高維的國際競爭,讓TCL與眾多中國企業「學會了游泳」,在進退之間,正是因為它們選擇了「向上游」,堅持正確的航向,才得以讓更多的中國企業看到廣闊海域的神秘與魅力。
作為中國企業出海的樣本之一,時至今日,TCL已完成了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建廠」的產業鏈布局,從本土化邁向全球化,形成了從研發、生產、營銷到服務的全產業鏈的本土化布局。截至目前,TCL已在全球建立48個研發中心,32個製造基地,銷售機構遍布80多個國家和地區,業務範圍超過160個國家和地區。
代表著「中國屏」的TCL華星,瞄準印度等新興市場的潛力,目前印度華星已實現了海外出貨。另一邊的TCL中環也在加速海外在地化布局。
可以這麼說, 圍繞智能終端、半導體顯示、新能源光伏領域三大核心產業,TCL的全球化在形成「三箭齊發」全面全球化格局的同時,已融入全球生態鏈與供應鏈之中。
但在駛向更大海域的過程中,「船長」與他的船難免遭遇「觸礁」的至暗時刻。當熟悉的舊海域已然承載不下野心,新的海域將會是他們的新目的地。
在更大的海域上,光有「逆流而上」的膽識並不夠,必須要有「與危機共生」的行動力。不同海域有不同海域的規律,則要求企業必須要因時而變,從一艘漁船進化為帆船、輪船與遠洋船,用多變的姿態應對隨時而來的風浪。
TCL誕生於中國民營經濟蓬勃而生的80年代,華為、聯想與TCL,這些穿越周期,仍活躍在一線的中國企業,代表著中國製造的輝煌歷史,他們被這片海域中滋養,但也同樣被一種危機感所籠罩。
在後來的商業史研究者看來,這種與生俱來的「危機感」,一方面源自掌舵者的個人氣質。
包括李東生在內的企業家,被視為公司元年(1984年)後的第一批中國民營企業家。他們的個人命運映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擅長思考與總結,在危機中發現機遇。
從少年時代起,李東生就習慣在每天晚上臨睡前思考今天做了什麼、遇到了什麼問題、可以總結哪些經驗。有時思考得太興奮,就很難入睡。
對「企業未來該向何處去」的思考,也成為了「船長」的日常生活。一個最常被提起的細節是「鐵人」李東生對工作的熱愛。他的家成為了工作的一部分,李東生與家人常年住在TCL所在的園區里,家裡的餐廳,常常變成高管們的會議室。
而當「船長」的焦慮蔓延,「危機感」也成為了一家企業獨有的內在特質。
財經學者秦朔研究TCL多年,他曾對這家企業有一個最中肯的評價:
「在製造型的中國企業中,TCL不是最大的,最出名的,最驚艷的,但卻是做過最多探索的。」
換言之,與危機共生,不斷探索,從不願「躺平」,這是TCL區別於其他中國企業最大的不同。
也正因這種不斷探索與矢志不移的探索性,讓TCL得以在一次次至暗時刻里「重生」,保持著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姿態,在「觸礁」時中反思,向內破局,在成功中保持清醒,持續向上。
在商學院的教科書中,TCL可能是最經典的企業研究案例之一,它經歷了兩次「至暗時刻」,且成功上演了觸底反彈的腳本。
最常被別人提起的是李東生寫於併購受挫後的企業家文章《鷹的重生》。因為缺乏跨國經營的經驗,加上湯姆遜原有的優勢技術遭遇新技術衝擊,淪為「夕陽資產」,虧損加劇下,TCL面臨「資金鍊危機」。
這是李東生與TCL最痛苦的時候。當時,李東生的體重足足掉了20斤,後來,他用略帶戲謔的語氣回憶這段歲月:「我以前一直想減肥卻沒有成功,那幾個月下來不知不覺瘦了一大圈,褲子全部要重新買。」
危機之下,李東生開始自省與反思。在《鷹的重生》中,他反思了TCL的企業文化與公司戰略,他認為,經營好一個全球化企業和經營一個中國企業完全不同,國際化本身沒有錯,企業文化和管理能力出現問題才是併購危機的根源所在。
也正因如此,TCL將改革的刀刃對準自身,開啟了第一輪「瘦身」,在確保現金流與盈利下,TCL主動剝離一系列弱競爭力業務,對海外經營進行重新梳理。此後,李東生帶領TCL進入半導體顯示領域,創立TCL華星。截至目前,TCL在這個項目上已累計投資超過2600億元。
另一次的危機則是後來的「千億魔咒」。 2014年,TCL營業收入躋身「千億俱樂部」,但在隨後的2015年、2016年,TCL收入徘徊不前。在此背景下,李東生啟動了長達三年的變革,發表了TCL歷史上著名的「4.12」講話。
除了減員與降本增效外,一個最為關鍵的動作是TCL的「雙子計劃」——李東生決定將半導體顯示業務和智能終端業務分拆成兩個產業集團,即TCL科技和TCL實業,這一重大資產重組既表明了TCL對核心業務的聚焦戰略,也同樣展現了這家企業應對危機時的靈活。
「千億魔咒」也因「變革」被打破。2021年1月,李東生在年度全球經理人大會上將此次變革總結為 「弓身蹲下、蹬實腳跟、看準目標、全力起跳」。這16個字「總結」,反映出TCL應對危機,逆流而上時的姿態——與其哀怨,不如向內破局,主動變革,與危機共存。
而在逆境中完成一系列重組調整後,TCL的航向也越來越清晰。根據TCL的「9205」戰略,未來五年,TCL的戰略目標已完全清晰。在智能終端,電視要做到全球領先;在半導體顯示領域,華星要做到全球領先;其他產業要按照中國領先和行業領先的標準向前。
浴火重生之後,TCL正向一家「全球領先的智能科技產業集團」的目標加速前進。
但找准正確的航向,學會與危機共存後,並不是終點。
一葉小舟如果想要真正扛過一次又一次的海上風暴,必須需要一種精神內核,這是一種前行的定力,更是一種駕馭變化的底氣。
如同穿越千年的龍舟。在湍急的水流間,一葉小舟已成為了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圖騰,「龍舟競渡」被形容為一種嵌在中國人骨子裡的「奮楫爭先」,「向上游」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接續至今的精神內涵。
回到商業世界,在不確定的時代里,中國企業如何「活著」?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以高質發展與創新驅動定位自身的新背景下,中國企業又如何活出精神,帶動中國製造再向前一步?
對身處當下的中國企業而言,這是兩個更深刻的命題。
毫無疑問,在外界眼裡,TCL在42年的航行中,似乎一直都是這片海域中的「倖存者」。在電視品牌「價格戰」中用王牌彩電鑄就銷售神話;在新世紀之初,率先探索全球化,在至暗時刻里,又迅速觸底反彈;在探索第二曲線上,它又找准了新方向,布局半導體顯示與新能源光伏,一躍成為一家高科技企業。
但在這些看似幸運的轉型背後,撐起TCL在危機四伏的海域中不斷前行的,實則是一種更樸素的精神內核——一種「敢為上游不畏難」的企業精神。
這是一種「產業向上」。 從生產磁帶到生產家電,再到完成對智能終端、半導體顯示、新能源光伏的三大核心賽道的聚焦,這是一個不斷向產業鏈上游攀升的過程。
這是一種「科技向上」。 從早期的模仿創新,到不願被「缺芯少屏」卡脖子,TCL始終堅持技術的自主化與國產化。如果技術不領先,就無法掌握話語權,衝破日韓企業的桎梏,TCL華星成立至今已成長為全球半導體顯示產業的領導者之一。而在新能源光伏賽道,TCL中環擁有行業領先的單晶生長技術和G12大尺寸矽片技術......
這是一種「管理向上」。 梳理TCL的成長,實則經歷了合資企業、地方國有企業、多元化公眾企業等各種形態,這是一部微縮的中國民營企業制度變革史。42年的「分分合合」中,TCL隨外部環境變化不斷轉變自身的管理形態,每一次改革都充滿巨大活力。
這更是一種「格局向上」。 TCL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惠州小廠到全球化,這代表著一種中國製造「必須走出去」的全新姿態,與這種「向上游」的企業精神相呼應的是中國製造業與中國經濟更宏闊的全新敘事。
從曾經的仰人鼻息到如今穿行在世界海域,中國製造已逐步駛向更深更遠的地方,這或許代表了一種新的角色變化—— 我們已從「摸著別人過河」變為「別人摸著我們過河」。
沒有永遠的上游,但我們永遠向上游。從歷史照見未來,像TCL從一葉小舟進化為一艘巨輪一樣,我們看見,一個屬於中國企業與中國經濟的新時代已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