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年龄的农村人，正赶上了生产队的尾巴。那时我们所在的四队要解体的时候，队上实行抓阄，把生产队上能分的诸如车、马之类的全写在纸阄上，把全队的社员组织起来抓阄。我看到杨老叔幸运的抓到一辆“蹦蹦车”，就是最早的手扶式拖拉机，后院的柴二哥抓到了一匹马，有的抓到了几根木头，有的抓到了一扇铁门……，当然幸运的抓到东西的社员根据东西的价值得交给队上或多或少一些钱，但即使这样抓到东西的社员还是挺合适的，他们兴高采烈的走在回家的路上，眉开眼笑，而没有抓到东西的社员那种羡慕嫉妒的神色溢于言表，但也没有太多的垂头丧气。我清楚地记得王老六啥也没抓着，情急之下，把生产队拴马桩底下的大石磨盘刨了出来，找了几个人帮忙弄回家去了……
那就是当时农村改革前夕的真实写照，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生产队的家底，一哄就分了，之后开始分承包地了。
我家那时哥兄弟四个，全都在读书，父亲那时在村上供销社上班。当时分地的政策全是村里制定的，至于是根据什么国家法律依据，当时村人们普遍意识较弱，认为村书记说的就是王法，听之任之。那时每一个男劳力分得四亩四分，女劳力分得二亩二分地，然后按照家庭人口每人一亩口粮田。父亲是供销社员工属于非农业户口不能分劳力地也无可厚非，但是母亲却莫名其妙的受了父亲的牵连，飞扬跋扈的村书记说母亲属于供销社职工家属也不应该分劳力地，只能有一亩地口粮田。当时我们年纪小也没有太多的法律知识，当然也没有依据去辩论。我家那时就分得了仅有的五亩地，后来房基地超占扣除了大约一些地，最后仅剩下三亩地了，从开始分地，我家就比别人家少了六亩六分地。即使当时地不咋值钱，但有这六亩多地和没有这六亩多地绝对是不一样的，而从生产队解体分承包地开始，我家就主要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这三亩薄田生活，可想而知，生活的拮据。
最困难的日子是兄上大学，我和三弟上高中的那几年的时光。那时全民经商，不少的食杂店、商店应孕而生，父亲所在的供销社基本上处于黄的地步，工资都开不了了，有时只能借支。记得兄大学一次邮信回家朝父亲要生活费，信中一句：“爸，这月囊中羞涩，又要交伙食费，爸，你放心，我不会乱花钱的……”等等云云。父亲看罢，头也不回的出去整钱去了。晚上父亲和母亲唠嗑：“我朝崔有（他是当时的供销社经理）借点工资，他说我怎么还借啊？”。母亲感慨到：“你啊，当了一辈子经理，临期末晚还不干了，推荐人家干，借点工资人家都有意见了……”。父亲说：“实在不行，把这三亩地卖了吧……？”“得了吧，这三亩地到秋后多少还能挣点钱，卖了的话，这一大年指着啥呀，还不得喝西北风啊”，父亲无语。
最后父亲母亲是如何的为兄长借的大学的伙食费我已经忘记了，总之当年的我家真是这样，形容我家用“家徒四壁”这样的词真的不为过。
有一年父亲别出心裁把这三亩地全种了西瓜，起因是和父亲同龄的村人头一年种了西瓜挣了钱，便来劝说父亲说种点经济作物效益是粮食作物的几倍，但是父亲根本就无暇顾及地里的西瓜，从种到给西瓜掐秧蔓，几乎都是母亲在田间劳作，母亲也希望在这块地里有个好收成。但是那年天公不作美，到了西瓜成熟的时候，赶上了连雨天，西瓜在地里熟得一天一个样，有的都熟大劲了，都坏了。那一年父母都很上火，后来放在地头的一些摘下来打算去康金卖的西瓜，在我们地里没人的时候被一个邻居用马车偷走了，父亲也知道了那个邻居所为，但父母本是忠厚的人，因此也就没有找那个邻居理论。
那一年我家的那三亩薄田基本上是没有收入，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无奈，父亲只能从有钱的人家抬钱，除了家庭的日常开销，大部分用于我们读书的费用了。
我记得后来每到秋收的时候，人家往家拉玉米棒子，都是好几四轮车，而我家也就是二四轮车，有时赶上丰年，也多拉个半车哪不是了，我有时看到母亲很是羡慕人家堆积如山的苞米堆，但是没有办法，谁让母亲受了父亲的牵连，没有分着承包地呢？
父亲下岗后曾为母亲找过承包地的事，但都无果而终，那时农村信息闭塞，一些土地政策无从知晓。这个事也就搁置了。
父亲和母亲，可以说是用这三亩薄田养活了我们哥几个，当然父亲下岗后也是四处打工，挣钱贴补家用。那时我们邻村每到秋季都有粉坊开业，就是把土豆经过加工制成粉条，父亲曾经在那干活，他负责将土豆用铁掀搓到洗土豆的大槽子里，在捞出送到磨盘里，一天下来父亲真的很辛苦，有时熟悉父亲的人故意的问父亲：“老于啊，干这个活能行啊，你家多少地啊，够生活就得了呗，还打啥工啊”。父亲淡然一笑：“哪分着地了”。于是熟人们便喋喋不休的说父亲这辈子的命不好，生不逢时，父亲闻听一笑了之，但是父亲绝对是心有思量。
我成家的时候，夫人在娘家分着了地，岳父说：“把你媳妇的地划回去吧”。岳父很通情达理，他知道我们生活的窘境，总是千方百计的周济我们。那时夫人自己分得三亩二分地，着实为我们的小家增加了点收入。和父母家大半辈子才分得的三亩地相比，我很知足。
后来我曾给我们村超生的村民要过承包地，经过艰苦的努力村里有二十多家超生户得回了本应该得的承包地。但父亲却淡淡的对我说：“找找政策吧，赶在我和你妈有生之年，看看能不能把你妈的承包地要回来”。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一些政策的阅读，我渐渐的发现，母亲的承包地本应该开始就应该有的啊，这些年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穷困潦倒时，那个飞扬跋扈的村书记他其实在愚弄法律愚弄了不少像母亲这样的人们，而他却把多余的机动地偏亲向友的分给了别人。
······
多年以后，父亲临终前，亲自遗嘱要埋在我们给母亲要回来的二亩二分的承包地里。
多年以后，我有时回望父母养我们的那些岁月，总是在心口感觉到冰凉冰凉，我们真的无法想象，父母仅仅靠着这三亩薄田维持着我们读书、成家，其中之苦只有父母知道。父母本是善良忠厚老实之人，不会阿谀奉迎，因此终是没有在那困顿的年代分得本应得的地。我无法释怀那个村支书为何如此的漠视政策，掩人耳目，挑战道德。
如今艰难困苦的日子早已随风而去，而我们唯有珍惜过去的苦日子，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的出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