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 4 月 28 日下午，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李大钊第一个昂然地走上绞刑台。和李大钊同时遇难的 19 位烈士中，有一个身躯瘦弱而神态非常镇定的女子，同样面不改色地走上绞刑台，被敌人残暴地绞杀了。她就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
1927年初的北京报子街49号，《妇女之友》杂志主编张挹兰正在翻阅《新文化》杂志创刊号。 这本杂志里面，有一篇题为《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的文章，正是她的大作。但是就是这篇文章，把她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篇文章是张挹兰应《新文化》的约稿而写的，在这篇文章里，张挹兰提出“实行生育节制才是解放妇女地迫切之举”，这可是在当时属于石破天惊的观点！宣传妇女避孕，让张挹兰遭到了一些文人连篇累牍的咒骂，《新文化》杂志也被骂为“只会宣传淫行的淫书”。
读到那些咒骂，张挹兰猛地一拳砸在了桌子上。她想不明白，难道女人除了伺候男人、为男人生孩子，再没旁的用处了？！
张挹兰想不明白。这个看似瘦弱，却有着火般热情的女子，想起了李大钊先生。自从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后，她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也是她革命的导师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见到张挹兰后，第一句话便是：“你在《新文化》上的文章我看了，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尤其是你说的‘我希望今日之母亲，对于儿女开导性欲的责任，应与饮食住供给一样平视’！”
张挹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轻声说道：“先生，你也认同我的想法？我始终觉得中国女子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个就是重男轻女思想！”
李大钊点了点头，说道：你还记得你组织公演的话剧《复活》吗？你看它的反响那么好，所以今后你应该多利用话剧等新式武器来开展活动，让更多的妇女群众明白我们的信仰！”
张挹兰1893年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村家庭。她的名字里，便寄托了父母“拦住再生女孩”的意思。
张挹兰的祖父是前清的一位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祖父起初是不想让张挹兰上学读书的。在小张挹兰的死缠烂打之下，祖父勉强答应教她认字，但却还是不让她进入学堂，只是在那些男学生们放学后，再教她读书认字。
但张挹兰的祖母却是一个非常顽固守旧的人，她坚决反对祖父教孙女识字，每天都会和祖父争吵。于是祖父无法继续教她，张挹兰就偷祖父的书，躲在房间里自学。几年下来，她认识了不少字，还学会了借助字典阅读文章。
张挹兰十七岁时，由家庭包办，嫁给了当地一位忠厚善良的农民，并生下了一个儿子。没想到儿子一岁多时，因为一场瘟疫去世，这给张挹兰的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丈夫见她整郁郁寡欢，怕她憋出病来，只得同意她去县城女子小学读书、排解心中悲痛的想法。
在县城女子小学这所“洋学堂”里，张挹兰勤奋学习，很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女秀才”。一年后，她便被当地的一家大户请去当家庭教师。由于张挹兰教学认真，带出来的孩子成绩突出，许多家长纷纷托关系把孩子送到她的手下读书，她也成了全县的名人。
张挹兰教课的这家，与她丈夫算是同一宗族的族人。在担任了一年多家庭教师后，张挹兰提出自己的学问还是不够，提出到北京求学，回来可以更好地教孩子们读书。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宗族族长的支持，族长答应以宗族的名义，每年为她提供 150 元学费，让她离开湖南到北京求学。
张挹兰到京后，进了一个私立补习学校学习。由于经济原因，她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但她却满不在乎。
1922 年，张挹兰被北京大学预科录取。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她用白话文给湖南那位族长写了封信汇报自己在北京的情况，却惹怒了守旧的族长。从此，宗族中断了张挹兰的学费，张挹兰只得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她当过家庭教师，也做过报社的抄写员，但这些工作都不足以维持她的学业。幸好张挹兰在校成绩优异，获得了北大每月15 元的奖学金，这才渡过了难关。
1924 年，张挹兰从北大预科毕业，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在这里，她结识了李大钊和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当时正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际，李大钊也正在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之中。
受他们影响，张挹兰热情地投身革命运动，加入了国民党，并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主办了《妇女之友》杂志，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
《妇女之友》从 1926 年9 月创刊，到1927 年 4 月被查封，先后共发行 12 期。这本女性刊物，唤醒了无数在黑暗中挣扎的妇女，使她们逐渐觉醒起来，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作为主编的张挹兰，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对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对广大女性说：中国妇女受到了是二重压迫，除了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外，还受重男轻女的封建度的压迫。所以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所有女性都应该团结起来，铲除国内的恶势力，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1927年春，北方革命形势逆转，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肆抓捕国共两党北方领导人，张挹兰也在被缉捕的名单上。当时北京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文告，北京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张作霖视为心腹之患，企图一网打尽北京城里的革命者。当时有人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张挹兰，建议她暂时离开北京，但却被她拒绝。
1927年4月6日清晨，张挹兰被捕，被押到警察厅拘押。她在这里遭受了多次审讯，但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机密。
4月28日，张作霖的"特别法庭"仅用了半天时间，便判决李大钊、张挹兰等20人的死刑。李大钊、张挹兰随后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秘密处以绞刑。
敌人把李大钊视为“罪魁祸首”，第一个把他送上了绞刑架。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李大钊实行了异常残酷的“三绞处决法”。敌人把李大钊绞昏后又放下来，劝他“悔过”。李大钊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又劝他“悔过”。李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第三次把李大钊绞了上去。李大钊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三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张挹兰是20 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在敌人长达 3 个多小时的绞刑过程中，张挹兰一直在绞刑架下观刑，但她却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当敌人最后一个喊到张挹兰的名字时，她踏着夕阳，义无反顾地微笑着走上绞刑台，冲着敌人怒喊道：“行刑吧！”
敌人在执行绞刑之前，拍摄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张挹兰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她的姿态安详，眼神坚定刚毅，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蔑视。在目送自己的战友们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刑具下之后，刽子手最后叫响了她的名字。她面不改色，挺胸昂首地走向绞刑架，从容就义。
在敌人的行刑报告上，我们看到了二十位英烈就义时的情景：“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为寒士也”。
烈士们牺牲后，张挹兰的战友褚松雪写了 一篇《哭张挹兰》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文章说：“ 革命是准备着牺牲的。许多同志悲愤李守常先生之被惨杀，因而更增加其革命的勇气。挹兰的死，至少也可以引起妇女界的愤慨而紧张其革命工作的。对象越深刻，刺激力也越大。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党人是杀不完的，而且只有越杀越多的！挹兰真正用生命实践了曾经的豪言：“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